人格特征是最早被重视的心理应激因素之一，它影响着应激反应的形成和程度。同样的生活事件，不同人格特征的人常常有不同的心身反应和结果。有研究表明，人格特征是应激过程的中介影响因素。Kobasa（1979）以1976-1978三年面临高应激事件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为被试，通过对高、低疾病组人格比较，结果发现具备坚强的人格即强烈的自我信任、以充满活力的态度面对环境、生活觉得有意义、内控的人在面临高应激事件时疾病的发生率较低。
从20世纪50年代末Friedman和Rosenman对A型行为进行探讨和研究以来，人格与健康的关系一直是行为医学和健康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李彦章（2002）通过有关文献的回顾，认为解释人格与健康的关系主要有四种模型：①压力调控交互模型（transactional stress‐moderation model）。此模型承认压力的中心作用，个体经常而持续强烈地承受压力可能导致疾病，但认为人格可通过对压力事件的评价激活交感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导致生理唤醒和心理应激，也可通过影响客观事件本身来影响个体健康。②健康行为模型（health behavior model）。此模型认为人格通过个体的健康行为而影响健康，人格如神经质、敌对影响个体对健康行为的选择。人格建构中的固有成分，如自我效能、内外控制源等调节人格与健康行为的关系。③气质倾向模型（constitutional predisposition model）。此模型认为人格与健康的相关关系是由第三变量——气质操作的。此模型假设个体从遗传上就倾向某种病理过程，而这既影响疾病发展，又影响人格。在这个过程中，人格和疾病的关系只是一种附属现象。④疾病行为模型（illness behavior model）。此模型假设人格影响的是疾病行为，而不是疾病本身。疾病行为是个体感觉自己生病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如自述症状、看病行为等。在疾病行为与健康的相关关系中人格起着很大作用，如自制能力强的个体较少表现出过多的疾病行为，因此从这个角度讲，人格-健康的关系是人为的。这四个模型解释了人格与健康的关系，当前有关研究常以这些模型为指导进行，但这四个模型无法对人格-健康关系解释得清楚完全。
5.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是指个体与社会各方面，包括亲戚、朋友、同事、伙伴等社会人以及家庭、单位、党团、工会等社团组织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联系程度。在应激研究领域，一般认为社会支持具有减轻应激的作用，是应激作用过程中个体“可利用的外部资源”，因而被认为是影响生活事件与应激结果的另一个重要中介因素。
自20世纪70年代初，精神病学文献中引入社会支持的概念，心理学、医学和社会学用定量评定的方法，对社会支持与身心健康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结果均一致表明，在压力情境下，那些受到来自伴侣、朋友或家庭成员较高心理或物理支持的人，比受到较少支持的人身心更为健康（Brodhead等，1983；Mithchell等，1982）。
国内学者宫宇轩（1994）对社会支持研究进行归纳，提出关于社会支持的作用机制有两种假设：①主效应模型（the main‐effect model）：认为社会支持可维持一般的良好情绪，具有普遍的增益作用，无论个体目前的社会支持水平如何，只要增加社会支持，就必然导致个体健康状况的提高。沃海特（Warheit，1979）将个体目前的婚姻状况作为社会支持的指标，发现良好的婚姻状况与身心健康有着明显的相关关系，这一研究结果支持了主效应模型的假设。②缓冲效应模型（the buffering‐effect model）：认为社会支持仅在应激条件下与身心健康发生联系，它缓冲生活事件对身心状况的消极影响，保持与提高个体的身心健康。布朗（Brown，1975）在研究妇女亲密的社会关系与健康之间的联系时发现，如果亲密关系的对象是她们的丈夫或男朋友，那么这种社会关系能有效地防止消极事件带给她们的严重影响。佩克尔（Paykel，1980）发现，产后妇女与丈夫之间作关于问题方面的沟通，也能防止新母亲的压力给她们带来的影响。胡塞尼（Husaini，1982）研究结果表明，婚姻满意状况能很好地预测个体面临应激时的抑郁反应。这些研究结果均支持了缓冲效应模型的假设。
一般认为，社会支持从性质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客观、可见或实际的支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和社会网络，后者是指稳定的（如家庭、婚姻、朋友、同事等）或不稳定的（非正式团体、暂时性的交际等）社会联系的大小和获得程度，这类支持独立于个体的感受，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另一类是主观的、体验到的情感上的支持，指的是个体在社会中受尊重、被支持、理解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与个体的主观感受密切相关。对这两类支持的重要性，Thoits（1983）认为，感受到的支持比客观支持更有意义，社会支持的效果与被感知到支持的程度相一致。但这并不等于说客观支持没有意义。实际上，虽然主观体验到的社会支持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但它总是有一定的客观基础的。
6.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是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最早于1977年提出的社会学习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班杜拉在总结前人的研究时发现，过去的理论和研究主要集中于人们的知识获取或行为的反应类型方面，忽视了支配这些知识和行为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对具有同样知识和技能的人在同一任务环境中却有不同的行为表现的现象无法作出恰当的解释。实际上，内部的自我参照因素调节着知识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其中人们如何判断其能力以及这种判断如何影响其动机和行为便是最为关键的因素。班杜拉认为，人们对其能力的判断在其自我调节系统中起主要作用，并由此提出了自我效能的概念。班杜拉（1989）认为，自我效能是指个体对有效控制自己生活诸方面能力的知觉或信念。
班杜拉（1997）认为，自我效能在两个水平上影响人类健康。在较为基础的水平上，人们对自己处理应激能力的信念会影响到其身心调节系统。班杜拉（1982）认为应激反应是控制威胁或超负荷压力的自我效能感低下的结果。如果人们相信其能够有效地控制潜在的应激源，他们便不会为其所困；反之，便会受其困扰，并损害到生理机能的水平。自我效能感影响健康的第二个水平表现在人们对个人健康习惯及生理老化的直接控制上。这种自我调节的效能感影响到其动机和行为，从而决定着他们是否改变不良习惯、维持良好习惯以及做到多好的程度，并决定着他们能否尽快从挫折中恢复过来。
班杜拉认为自我效能在两个水平上影响人类健康的观点提出后，美国心理学家Jex和Bliese等在应激领域对自我效能进行了深入研究。Jex和Bliese（1999，2001）的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是应激源与紧张关系（stressor‐strain）的中介因素。Benight和Harper（2002）的研究也表明，自我效能感是灾难性生活事件与激烈应激反应的中介因素。国内学者的研究发现，自我效能与健康、情绪反应有一定关系。钱铭怡（1998）的相关研究显示低自我效能感将影响个体的健康功能。答会明（2000）研究表明个体低自我效能感可能会降低个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在面临挫折时容易形成和表现出不健康的心理行为倾向，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产生不利的影响。自我效能与焦虑水平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王才康，刘勇，2000）；自我效能与抑郁水平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钱铭怡，1995）。我们在班杜拉的观点和Jex和Bliese及国内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我效能可作为心理应激因素来研究。
自我效能与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人格特征这些心理应激因素之间存在一定关系。
①自我效能与应对方式。Jex和Gudanowski（1992）以高校工作人员为被试未发现自我效能在应激源-紧张反应中起中介作用。Jex和Bliese（1999）以2273名军事人员为被试发现了自我效能在应激源-紧张反应中起中介作用。Jex和Bliese（2001）认为之所以产生以上不一致的结论是因为遗漏了应对（coping）这一关键变量。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自我效能在应激源-紧张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是通过应对方式进行的，这说明自我效能通过应对方式在应激中产生作用。而Endler等（2001）认为自我效能在应对与疾病之间起中介作用，这说明应对通过自我效能在应激中产生作用。但以上研究都表明自我效能与应对方式存在一定关系。②自我效能与社会支持。Cohen和Wills（1985）研究社会支持与抑郁之间的关系时发现，高社会支持的个体较少产生抑郁，但这些高社会支持者往往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如果利用统计技术，使自我效能保持不变，则社会支持与抑郁之间不再显示出显着的相关关系，这说明社会支持通过影响自我效能，从而影响个体的心理。③自我效能与人格特征。艾森克的人格理论提出人格由内外向、精神质、神经质三个维度组成。Yeung和Hensley（1997）认为好交际、热情、人格外向的个体易产生高自我效能感，这说明人格可影响自我效能感。④国内有研究者（马伟娜，2005）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技术构建了大学生心理应激模型，发现自我效能是重要的心理中介因素，与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人格特征相比，在生活事件和大学生心身健康之间似乎起着更为直接的中介作用。
7.应激的心身反应
应激的心身反应（psychosomatic response）是指个体因为应激过程所致的各种生物、心理、社会、行为方面的变化。应激的生物变化可以是机体处于应激状态下出现的一系列短暂的生理反应，如心率加快、呼吸急促、血压升高、肌紧张增高等，也可以是一系列植物神经功能和内分泌功能的紊乱及非系统性临床症状，还可以是因心理社会紧张刺激的持续存在并在疾病发生中起重要作用的躯体疾病，即心身疾病。应激的心理变化主要从情绪和行为中表现出来，严重者会出现心理异常。
（三）心理应激研究在临床上的意义
心理应激是多因素作用过程的理论观点，既为心理病因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框架思路，也为临床工作提供了一种心理干预的策略。
心理应激理论应用到心理病因学研究中，就是将影响健康的心理社会因素从应激作用过程的角度去研究，即将心身健康的变异（如应激反应、心身症状）作为应激作用过程的结果看待，将与健康和疾病有关的各种心理社会因素，如生活事件、认知评价、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人格特征、自我效能作为心理应激因素进行多因素研究。我们可以认为，心理社会因素与健康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就是心理应激多因素作用过程与健康的关系；认为心理应激因素与现代人类不良行为方式，如吸烟、酗酒、滥用药物、多食、肥胖及对社会压力不良反应等有关；认为心理应激多因素作用过程引起的心理和生理反应及其症状，是当代人们身体不适和精神痛苦的根源。
心理应激理论也为临床干预提供了策略，这种干预策略可以从应激作用过程的各种心理应激因素或环节入手：①控制或回避应激源；②改变认知评价；③提供或寻求社会支持；④加强人格培养；⑤应对指导；⑥培养和发展自我效能；⑦松弛训练或药物（阻断心身反应的恶性循环）。
第二节应激相关障碍
应激相关障碍是指一组由应激性生活事件引起的异常心理反应导致的精神障碍，也称反应性精神障碍。不包括癔症、神经症、心理因素所致的生理障碍，及各种非心因性精神病性障碍。常见临床类型有三种：急性应激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和适应性障碍。
一、急性应激障碍
急性应激障碍（acute stress disorders，ASD）又称急性应激反应，是指由于突然发生强烈的创伤性生活事件所引起的一过性精神障碍。急性应激障碍可发生于任何年龄，但多见于青年人，男女患病率在统计学意义上无显着差异。本病起病急，经及时治疗预后良好，精神状态可完全恢复正常。
（一）病因与发病机理
突如其来且超乎寻常的威胁性生活事件和灾难是发病的直接因素。对个体来讲，应激性生活事件是难以承受的，或对生命具有严重的威胁。例如，重大交通事故、空难、火灾、战争、特大山洪暴发等天灾人祸，以及亲人突然死亡、遭受歹徒的袭击等严重生活事件。
这些事件无疑是发病的关键，但并非所有遭受的人都会出现精神障碍，只有其中少数人发病。这与个体的认知评价、人格特征、应对方式、社会支持、过去经历等因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