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神经内分泌
近几十年来，神经内分泌学研究确定了垂体激素受下丘脑控制。现已证明，下丘脑的某些区域所产生的肽类激素，可进入下丘脑-垂体-门脉系统，并作用于垂体前叶细胞，对垂体激素起促进或抑制其释放的作用。这些肽类激素包括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TRH）、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nRH）、生长素释放激素（GHRH）、生长素释放抑制激素（GHRIH）、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RH）等。同时，近年来的研究证明，一些生物胺类中枢神经递质，如儿茶酚胺、5‐羟色胺等，可以作用于下丘脑，控制下丘脑肽类激素的释放，进而调节垂体前叶激素的分泌，从而影响整个内分泌的功能。
实验与临床资料表明，机体生物胺机能的缺陷可能是情感性精神障碍的基础。情感性精神障碍患者有神经内分泌异常的症状，因此，推测这些内分泌变化是由于中枢生物胺的机能障碍引起的。临床上，研究较多的内分泌系统是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
有人发现，抑郁症患者血浆皮质激素和17‐羟皮质类固醇的含量均增高，起初认为这是一般的紧张、焦虑等非特异性因素所造成的，后来证明不能认为这些变化是单纯的应激反应，而是抑郁症患者的一种基本的神经内分泌障碍。临床内分泌学家把尿游离皮质激素的含量作为测量下丘脑-垂体-肾上腺活动的可靠方法，因为尿中游离的皮质激素反映了血浆皮质激素中具有生理活性的游离皮质激素成分。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尿中游离皮质激素含量比精神分裂症和康复后的抑郁症患者都要高。此外，通过对躁狂抑郁症患者的动态研究也发现，处于躁狂状态时患者体内的皮质激素分泌较低，而处于抑郁状态时则分泌较高。一些临床研究还指出，焦虑状态与神经内分泌有关，皮质类固醇可引起激越，加重焦虑。有焦虑症状的患者，皮质激素含量较恢复期高出25%；精神病患者处于焦虑和抑郁状态时，皮质素含量可增高50%。因此认为焦虑可能是皮质类固醇增多所引起的神经化学变化造成的。
四、评价
生物学模型强调心理异常的生物学因素，对心理障碍患者的治疗提倡生物学的治疗手段，即像治疗躯体疾病那样，通过住院、服药或其他物理化学的治疗手段来治疗心理障碍患者。例如，外科手术、电休克、胰岛素治疗和化学药物，等等。目前，生物学模型提供的主要治疗方法就是化学药物治疗。
生物学模型对于异常心理学和精神病学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它的贡献在于第一次在整个医学科学的基础上明确心理障碍和躯体疾病一样是疾病，并且运用生物学机制来解释心理障碍，从而改变了某些心理模型的思辨方法，为探索心理障碍的确切原因、诊断和防治提供了许多令人信服的、客观科学的证据。
然而，生物学模型也有其明显的局限性。它只看到人作为生物有机体的一面，即受生物学的规律所制约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人同时又是具有丰富的主观内部世界、受到社会生活条件制约的一面。对人的心理现象的解释，如果仅以生物学这一简单化的思维模式是不够的，仅以生物学理论并不能解释所有的疾病，大多数心理异常的发生发展与心理社会因素密切相关。
第二节心理学模型
一、心理动力学模型
心理动力学模型（psychoanalytic or psychodynamic model）是指异常心理学的心理动力学说，强调心理动力因素的重要性，强调无意识领域中的心理冲突在造成心理异常方面起的重要作用。这一理论模型最早而有系统的代表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其主要理论有无意识为基础的人格结构论、性心理发展阶段学说、心理病理假说、焦虑与心理防御机制学说等。
（一）无意识为基础的人格结构论
弗洛伊德特别强调人格结构的动力性质，他认为人格是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的动力系统，而非静态的结构。
1.无意识、前意识、意识
弗洛伊德把意识分成三个层次：意识（conscious）、前意识（preconscious）、无意识（unconscious）。意识是指人们能够直接感知到的部分，它具有逻辑性、时空规定性和现实性的特点。前意识是介于意识和无意识之间，虽然不能即刻回忆起来，但经过努力就可以进入意识的部分。
无意识（又称潜意识）是指不能意识到的、藏在内心最深处的那部分。
弗洛伊德非常强调无意识。他曾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人的心理活动就像漂浮在海洋上的一座冰山，意识部分好比露在海面上的小小山尖，而无意识则是海洋下面看不见的巨大部分。他认为在无意识里包含了大量不能被人类社会伦理道德、宗教法律所允许的，原始的、动物的本能冲动和与各种本能有关的欲望，这些无法得到满足的欲望和冲动被压抑到无意识领域中，它们并不是安分守己的，而是积极活动、不断寻找出路，试图回到意识中以求得满足的。但是，无意识的东西要进入意识中并不容易，必须接受意识的检查。由于无意识的本能欲望不为社会道德所允许，一旦被表现，就会在意识中唤起焦虑和羞耻感，因此意识会给予相反的力量加以阻止，形成压抑。这种无意识的矛盾冲突常常是产生各种各样的精神症状、梦境、失言、口误的根源。
2.本我、自我、超我
弗洛伊德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指出，人格的结构包含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三部分。
本我是指生物的我，是人格的基本部分，由一切与生俱来的本能冲动所组成，在人一生的精神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我遵循的是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一味追求快感，以满足基本的生物需要，因而是非理性、无道德的。本我属于无意识，但也可浮现在前意识或意识之中。
自我是指现实的我，是部分本我通过与外界现实环境的接触、后天的学习而发展形成的，大部分存在于意识中。自我遵循的是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总是根据现实情况来满足本我的欲求。现实条件允许，就立即满足本我的要求；现实条件不允许，就暂时延缓甚至否定本我欲求的满足，以求得与现实的协调，避免与现实发生冲突而带来痛苦的后果。自我具有逻辑性、符合现实的特点。
超我是指道德的我，是人格中最文明、最道德的部分，大部分属于意识。它代表理想而非现实，努力追求完美而非快乐，遵循的是至善原则（ideal principle）。超我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父母的影响。在儿童早期生活中，父母总是有意无意地依据自己的道德标准和社会规范去评价、奖励和惩罚儿童，长此以往，父母关于奖惩儿童行为的标准就逐渐内化为儿童自己的行为规范，形成了超我。
本我、自我、超我三者之间并非是静止不动的，而是不断交互作用着的。自我要同时协调和满足本我、超我、现实三方面的要求，即自我要在超我的监督下，按现实可能的情况，只允许来自本我的冲动进行有限的表现。本我、自我、超我所占据的意识水平是不同的，它们的相互关系就构成了人的复杂的人格动力结构。一个人要保持心理正常，就必须依赖这三种力量维持平衡，否则就会导致心理失常。
（二）性心理发展阶段学说
弗洛伊德是一个泛性论者，他把人的一切行为动机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均归结为与性有关。他认为，以性欲为基础的种族保存的本能背后有一种潜力，称为里比多（Libido）或性力，它是人类一切心理和行为发生的主要基础。当然，弗洛伊德所谓的性不仅包括了与生殖器官有关的狭义内容，还包括了与生命活动延续和发展有关的广义内容。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的发展实质是性心理的发展，他将从婴儿期开始到青春期共划分为五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性活动都可能影响人的人格特征，甚至成为今后发生心理疾病的根源。其中儿童早期的经历对一个人以后的心理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1.口欲期（oral stage）从出生到1岁左右。此期婴儿的主要活动为口腔活动，快感来源于口唇吮吸或咬牙、咬东西。
2.肛欲期（anal stage）1岁到3岁左右。此期幼儿要接受排泄大小便方面的训练，主要为括约肌紧张的训练。快感来源于忍受和排便。
3.性器期（phallic stage）3岁到5、6岁。此期儿童能分辨两性的差异，产生对异性双亲的爱恋情结及对同性双亲的嫉妒。此外，生殖器官的刺激和幻想也是快感的来源之一。
4.潜伏期（latency stage）6岁到12岁左右。此期儿童性欲倾向受到压抑，快感主要来自对外部世界的兴趣。
5.青春期（genital stage）青春期又称生殖期，12岁到18岁左右。兴趣逐渐转向异性，幼年的性冲动复活，性开始成熟。其特征以异性爱的倾向占优势。
若性心理的发展过程不能顺利进行，停滞在某一发展阶段，即发生固着；若个体在受到挫折后从高级的发展阶段倒退到某低级的发展阶段，即产生了退行。停滞和退行可能导致心理的异常，成为各种神经症、精神病产生的根源。
（三）焦虑与心理防御机制
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论中，自我试图通过调解使人格内部的本我与超我之间、人与环境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实现人格的统一和完整。但是这种平衡不能持久和绝对，人格内部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随着矛盾冲突的出现，人就会产生焦虑，如果冲突过于激烈，而自我无法应付，就会导致人格的分裂和心理障碍。
弗洛伊德根据焦虑的来源将焦虑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现实焦虑（realistic anxiety）或客观焦虑（objective anxiety），即来自外界环境中真实的危险而产生的真实焦虑以及害怕这种危险而产生的真实焦虑。二是神经质焦虑（neurotic anxiety），是个体担心潜意识冲动、自我不能控制本我而产生的非现实的焦虑。三是道德焦虑（moral anxiety），来自个体担心行为破坏个人的良心与社会标准、自我受到超我惩罚威胁时产生的焦虑。
心理防御机制（psychological defense mechanism）是人们在无意识中自动进行克服本我和自我冲突时所产生的焦虑即神经质焦虑，是一种保持心理平衡和保护自我的方法。心理防御机制常常被人们不知不觉、无意识地运用，具有歪曲现实的特性。适当运用心理防御机制有助于个体焦虑和痛苦的暂时缓解，但如果过度运用，则会引起明显的心理异常和人格缺陷。例如，极度的投射机制可能导致偏执狂，而压抑与转移的结合可达到非常严重和广泛的程度，从而引起精神分裂症。
弗洛伊德最早提出了九种心理防御机制，后来他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发展了心理防御机制理论。至今，已有数十种防御机制被提出。Vailant将防御机制分为四种类型：
1.自恋型（narcissistic defense）婴幼儿时期的孩童只表现为自己爱自己，所以经常采用，正常人多为暂时采用，而精神病患者常极端地采用，故又称为精神病型机制（psychotic defense mechanism）。它包括：
（1）否认（denial），这是一种比较原始和简单的心理防御机制，是把已经发生但又不愿被接受的痛苦事实加以否定，当作根本没有发生过，以减轻心理负担。
（2）外射（projection），是指把自己的失误、不当或自己不能接受的欲望归结到他人身上。
（3）曲解（distortion），是指把客观的事实加以歪曲，以符合自己的内心需要。
2.神经症型（neurotic defense）在少年期得到充分地采用，在成人期多为神经症患者采用。它包括：
（1）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在遭受挫折后想出各种理由为自己辩护和解释，以求原谅自己，得到自我安慰，减轻痛苦。最典型的是“酸葡萄心理”和“甜柠檬心理”。
（2）转移（displacement），对某个人或某件事无法直接发泄自己的感情，而转移到其他比较可靠的或能接受的人或事物上去。
（3）反向（reaction），由于社会道德或行为规范的制约，将无意识中某种不能直接表达的欲望和冲动，以完全相反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是一种“矫枉过正”的防御形式。
（4）补偿（compensation），个人所追求的目标或理想受挫，或因自己的某些缺陷而失败时，选择其他能获得成功的活动来代替，以弥补因失败而丧失的自尊与自信。
（5）压抑（repression），又称潜抑，指把不能被意识所接受的那些具有威胁性的冲动、欲望、情感体验等抑制到无意识领域。
3.不成熟型（immature defense）多发生于幼儿期，但成年人也采用。
（1）内射（introjection），与外射机制相反，把失误、不当和爱恨对象都指向自身，其特点是广泛而无选择地吸收所有外界的东西。许多抑郁者的自伤、自杀行为，正是由于其对自身的过分自责，把对外界的厌恨转向自己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