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文·汤普森
我怀着极为悲痛的心情纪念弗朗西斯科·瓦雷拉。他于2001年5月28日在其巴黎的寓所病逝。随着他的离去，意识科学也失去了一位闪耀的、极具独创性和慈悲心的思想家。
弗朗西斯科·瓦雷拉1946年9月7日出生于智利。在他是十几岁的青少年时期，他在圣地亚哥的德国学园接受了深厚的古典教育，这些教育使他在文学、艺术、哲学和科学上终身受益。1967年他从圣地亚哥的智利大学获得了生物学的理学硕士学位。大学期间他师从于神经生物学家亨伯特·马特拉纳（Humberto R.Maturana）（他以两部着作而闻名，一是与杰罗姆·勒特文（Jerome Lettvin）合着的关于青蛙的视觉神经生理学的经典着作，以及随后与瓦雷拉合着的关于自创生（autopoiesis）理论的着作）。根据弗朗西斯科喜欢讲的那个故事，当他还是大学生时，一天他突然闯入马特拉纳的办公室，激情满怀地宣称：他想要“研究心智在宇宙中的作用”。马特拉纳回答说：“我的孩子，你来对地方了。”
1968到1970年，弗朗西斯科在其导师马特拉纳的指导下在哈佛大学继续从事研究生阶段的生物学研究。他的博士论文“昆虫视网膜：复眼中的信息加工”在托斯腾·威塞尔（Torsten Wiesel）（其与戴维·休伯尔（DavidHubel）在1981年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奖）的指导下完成。
弗朗西斯科在年纪轻轻的23岁就取得了博士学位，他拒绝了在哈佛做一名研究员和在美国另一所大学做助教的职位，而选择了回到智利帮助马特拉纳建立一个科学研究团体。1970到1973年间，瓦雷拉和马特拉纳成为智利大学的同事，他们详细阐述了关于自创生（autopoiesis）的着名理论。
根据这个理论，生命系统是自治的（autonomous）（内生控制和自组织的）系统，对于刻画生物学的生命而言，必要且充分的自治系统的最小形式就是自创生，也就是说，自我生产（self‐production）的形式是一个操作封闭、以膜为边界的反应网络（operationally closed，membrane‐bounded，reactionnetwork）。马特拉纳和瓦雷拉还认为：自创生在其最小生物学形式上把认知定义为生命“意义生成”（sense‐making）的能力，而神经系统，作为其组成神经元的自创生的结果，不是一个信息输入- 输出的加工系统，而是一个自治的、操作闭圈的网络，它的基本功能原理就是神经元全体（neuralensembles）中活动的不变模式（参见Varela，1979）。这些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它们不仅预见到而且也为20世纪90年代出现在诸多科学领域中日益显着的一些观念奠定了基础，这些观念是生命的起源（Fleischaker，1990）、最小生命系统的化学合成（Bachman et al，1992）、人工生命（Varela & Bourgine，1991）、理论免疫学（Varela & Coutinho，1991）、动力神经科学（Varela et al，2001）和具身认知（Varela et al，1991）。
弗朗西斯科1970年9月2日返回智利，比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Allende）（在一次自由选举中曾被选举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当选早两天。三年以后智利陷入混乱。1973年9月11日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将军的军队推翻了阿连德政府，作为阿连德政府的有力支持者，弗朗西斯科于是和家人被迫逃离智利。他们先逃到了哥斯达黎加，最后到了美国。在美国弗朗西斯科接受了丹佛的科罗拉多医科大学的助教职位。在这所大学里他授课并继续从事他的研究直到1978年。1978年到1979年间，他在纽约大学医学院的脑研究实验室度过了一年，并作为林迪斯法尔内（Lindisfarne）协会的驻校学者，接着1980年他回到了智利，直到1985年他都待在智利（1984年一年他作为高级访问研究者在法兰克福的马克思·普朗克研究院进行脑研究）。1986年他移居到巴黎，在那里，他以神经科学研究所和认识论应用研究中心为研究基地。1988年，弗朗西斯科被任命为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主任，他在这个职位上工作直到去世。
不管以何种标准衡量，弗朗西斯科在巴黎期间，直到他去世的当月，都是极为丰富和多产的；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前，他就罹患了丙型肝炎，并在1998年接受了肝脏移植手术，然而这一切却使他在这一时期的生活和工作异常奇妙和鼓舞人心。
这些年弗朗西斯科主要从事了两个互补方向的工作：对认知过程中的大尺度神经整合进行多电极记录的实验研究和数学分析；对人类意识的“神经现象学”（neurophenomenology）进行哲学的和经验的研究。（参见Varela，1996b）。
在1998年发表于Nature 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中，弗朗西斯科和他的同事们在巴黎首次表明：有意义的复杂形式（高对比的面部表情或“穆尼图形”（Mooney figures））的人类知觉在明确的脑区中伴随着相位-锁定和同步振荡（Rodriguez et al.，1998）。在弗朗西斯科去世前一个月，一篇重要的评论文章发表在2001年4月号的Nature Rev iews Neuroscience 上，弗朗西斯科和同事们提出了一个关于他们称为“脑网络”（brainweb）的新观点：一个统一的认知瞬间的涌现依赖于大尺度的脑整合，而该整合的最合理的机制就是由多频率波段上的同步振荡所调节的动态联结的形成（Varela et al.，2001）。除了这些研究，弗朗西斯科还发表了很多关于脑活动非线性动态分析的技术的、实验的和数学上的论文，包括对癫痫病人在症状开始前惊厥预测的开创性研究（Martinerie et al.，1998；see also Schiff，1998）。
然而，弗朗西斯科也同样坚定地相信：这种科学研究同样需要来自人类经验的详细地现象学研究的补充，因为人类经验是活生生的而且能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进行清晰地口头表达。为了这个目的，他发表了许多关于人类意识方面的独创且新颖的现象学研究（例如Varela，1999； Varela andDepraz，2000），包括对其自身的疾病和器官移植经验现象的深刻而令人感动的静心观照（Varela，2001）。他合作编辑了两本重要的文集，一本关于现象学与认知科学（Petitot et al.，1999），另一本关于意识科学中的第一人称方法（Varela and Shear，1999）。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弗朗西斯科就是一名藏传佛教静心的严肃的修行者，而且是一名佛教心理学和哲学的学生。他坚信这种传统与西方认知科学可以彼此互惠，这个信念最终给他的工作提供了另一个精神的和存在的维度（spiritual and existential dimension）。这个维度就是其1991出版的《具身的心智：认知科学与人类经验》（与汤普森和罗施合写）一书的主题。弗朗西斯科是心智与生命研究院（Mind and Life Institute）咨询委员会的核心人物，这个委员会组织了丹增嘉措（尊敬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与西方科学家的私人会面（参见Varela，1997）。其中第九次也是最近的一次于2001年5月21到22日在麦迪逊的威斯康星大学举行，主题是“心智、大脑和情绪的转化：关于静心的神经生物学和生物-行为学研究”，此次会议由理查德·戴维森（Richard Davidson）教授主持。这次会议对于弗朗西斯科来说是一次梦想变成现实的会议：在有关长期修行者的静心对认知和情绪效应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背景下，西方最好的脑科学与东方佛教的静心修行和心理学会聚一起。5月22日上午，弗朗西斯科打算提交他使用EEG和MEG 方法所做的研究和发现，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因病无法与会。弗朗西斯科的博士生安托万·鲁兹（Antoine Lutz）替他提交了材料，而一个现场的网络摄像装置使得弗朗西斯科能在他巴黎的寓所观看会议过程。
弗朗西斯科是致力于意识研究的多学科交叉的多个群体的积极而热情的支持者。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成为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的那洛巴研究所的一员，并且成为纽约市林迪斯法尔内协会会员。弗朗西斯科是意识科学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 or the Scienti f ic Study of Consciousness，ASSC）的创始人之一，直到他去世前他都非常积极的考虑筹办2002年意识科学研究协会的会议。弗朗西斯科还是图森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意识研究中心的强有力的支持者，并成为意识研究杂志（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的编辑顾问团的成员。他同样也是一个新创刊物《现象学与认知科学》（ Phenomenology andCognitive Sciences）的创立设计者和咨询顾问编辑。
尽管弗朗西斯科去世了，尤其在他丰富多样的研究计划将要结出硕果时离去，这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但他独特且典范的研究风格还未发扬壮大，而这将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激励我们。
在家人爱的拥抱中，弗朗西斯科于2001年5月28日早上5点钟去世了，他去世时安宁平和。我几天前拜访过他，我被他继续流露出的平静、慈爱和智慧之光深深触动。他离开了他的妻子艾米·科恩·瓦雷拉（AmyCohen Varela）和他们的儿子加百利（Gabriel），还有前妻莱昂（Leonor）以及他们的女儿阿莱亨德拉（Alejandra）和莱昂（Leonor）、儿子贾维尔（Javier）。
他将被深情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