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许多社会事业一样，志愿行动在我国也是由政府启动的。但是志愿行动持续化发展的基础和载体就是社会大众的参与，这就必须依赖于心理基础、文化动因和制度保障三个方面所构成的动力源，并强调它的制度化和日常化。首先，在全社会塑造一种“志愿文化”是至关重要的。其次，要加速志愿行动的制度化发展进程，需要完成三个基本任务：第一，政府要适应市场经济建设和公民社会发展的要求，尽快建立完善关于志愿组织审批和管理等方面的制度；第二，志愿组织自身的运行机制、管理制度等也有待于不断地规范化、专业化；第三，当前显得特别重要的是，既在社会管理制度层面上，也在志愿组织运行层面上，建立起一种对志愿者的激励机制，这是志愿行动持续发展和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保障。再者，志愿行动持续发展的根基在于日常化。我国大规模正规化的志愿行动都是由政府启动的（如各类抗震救灾活动），这也是我国志愿行动的一个特色，但同时，志愿行动持续发展的根基无疑在于它的日常化。只有志愿精神深入人心、日常服务训练有素，组织内部顺畅运行，志愿者组织才能不断地在危机管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五、危机应对中的合作力量：国际组织
危机的原因和结果往往是世界性的。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对现有的各国独立的政府危机管理职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加强全球合作、利用国际力量应对各种全球危机也就显得极为必要。当前各国政府面对的很多危机，其起因和后果往往都具有国际性，如区域冲突和战争，偷渡、国际性的贩毒及劫机等跨越国界的危机以及如沙尘暴、酸雨等威胁各国安全的自然灾害，这些危机事件的有效应对都需要各国的合作。实际上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中，美国政府也正是在其他国家的合作下，才迅速确认恐怖分子并立即开展了搜索恐怖分子的行动。另一方面，在一国发生重大灾难的时候，通过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输送大批灾区急需的医疗、食品、技术人员以及其他重要物资，可以有效地缓解灾害发生国的应对压力。特别是在一些国家应对重大的洪灾、地震、火灾等过程中，国际性的应急救援力量的作用表现得更为突出和重要。因此，在危机的应对过程中，通过全球合作，能收到明显的效果。一方面，各国间可以获得更多的理解和谅解，有效消除危机，恢复社会秩序，重建世界文明；另一方面，通过各国的协同努力，可以提高危机救治效率、降低救治成本。危机管理中可合作的国际组织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联合国
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具有一定历史和权威的联合国应该在国际危机中扮演并发挥重要作用，全球危机应对合作可以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展开。联合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国际组织，成立时间较早，致力于全球和平与安全、经济与社会发展，获得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它的决策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强的权威性。而其他区域组织，或者不具备全球性，或者难以获得绝大多数国家的承认。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如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等）曾经在各种危机处理中发挥过积极作用。联合国将1990-1999年定为“国际减灾十年”，并成立了“联合国国际减灾委员会”，有效地加强了全球范围内开展防灾救灾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推动了世界各国的防灾救灾行动的开展；联合国粮农组织目前实施了几项紧急情况和早期恢复计划，目前在65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210个紧急项目，加强了对自然灾害和人为紧急情况作出的反应，有效地缓解了这些危机对各国民众生计的威胁。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也是通过联合国与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共同开展反对恐怖主义的行动。
联合国与其他国际组织保持着牢固的伙伴关系，其危机应对模式已经开始形成并趋于完善。比如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联合国救援行动、贝雷帽行动等均开展得卓有成效。其他国际组织也已经适应联合国的各种危机应对模式，积极参与联合国的各种危机救援行动。如国际红十字会、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农业开发基金等国际组织的救援行动，往往与联合国的救援行动紧密配合。
（二）环境保护组织
国际上着名的环保组织有“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善待动物组织”、“热带雨林行动网络”等。这些组织的主要观点是：随着全球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特别是随着美国模式的全球化的进展，很多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生态环境的保护。同时，唯利是图的跨国公司为了追求利润而破坏生态环境并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因此，它们倡议可持续发展，主张全球贸易谈判应包括环保条款，反对跨国公司向环保标准低的第三世界国家转移，并提出了“安全食品第一”、“健康第一”、“地球第一”等口号。更为重要的是，环境保护组织积极干预和帮助抢救了一些国家发生的生态灾难。
这些环保组织有的已经在中国开展了活动。例如，国际绿色和平组织是国际性的非政府环保组织，1971年在荷兰注册成立，目前已分布于20多个国家和地区。1997年，它们在中国香港设立了中国办事处，近年来在华取得的主要成就包括：成功争取台湾地区停止输出核废料，促使香港特区政府对转基因食品实行标签制度等。2003年，该组织首次在中国内地开展活动，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举办了旨在呼吁公众拯救世界原始森林并保护各大洲森林中栖身的豹、大象、狼、羚羊、熊、老虎和猩猩等野生动物的活动。
（三）劳工组织
发达国家工人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降低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削弱了工会的作用。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因受到跨国公司裁员的影响而大量失业。劳工参与反全球化的目标主要是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反对血汗工厂及降低劳动保障条件。他们要求提高工作待遇，制定全球最低工资，组织全球工会。要求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包括劳动权利和社会保障条款等。国际劳工组织的介入，对平息一些国家、特别是部分发展中国家由于侵犯工人权益、镇压独立工会运动而引起的工潮起到了抑制作用，有效地化解了这些国家由于劳资对立、贫富差距等问题引起的社会危机。
（四）人权组织
“全球交流（Global Exchange）”、“直接行动网络（Direct Action Network）”、“激进的根（Radical Roots）”及“全球贸易观察（Global Trade Watch）”，都是非常活跃的人权组织。这些人权组织反对剥夺劳动权利、反对雇佣童工、反对与独裁国家或违反人权的政府进行交易等。它们为保护少数民族权利、土着权利而呼吁。人权组织提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不能违背现存的国际人权条约和社会福利。人权组织的介入，特别是世界银行等机构发放援助贷款时加入“人权条款”的做法尽管干预了部分国家的内政，但是对部分国家政府不当的种族、民族和宗教政策也起到了一定的纠正作用，对缓解和解决这些国家由于种族、民族和宗教等因素引起的社会危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六、危机教育与安全文化的形成
（一）安全意识的培养与安全文化的形成
安全文化诞生并完善于20世纪80年代末，从90年代起越来越受到关注及发展。危机教育作为危机管理中的一种软对策和软措施，是危机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政府在平时有责任推行危机教育，提高公众参与公共危机防范和处理的责任感。加强危机教育，能够提高社会成熟度，有利于提升政府的危机处理效果。
看似抽象的安全文化概念，若正式形成了，则能转化为有实用价值的“指标”。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开展了“全世界减灾十年”活动，每年“国际减灾日”主题不一样，但倡导的“预防为主”的安全减灾文化始终如一，即要在全球开展以“预防为主”的防灾减灾工作。日本政府将每年的9月1日定为国民“防灾日”，全国都要举行有首相和相关大臣参加的防灾演习，通过全民的防灾训练，提高防灾意识和防灾能力。这些文化一旦形成，就能在最广的范围和最深的程度上凝聚和动员民众。所以，通过危机教育、安全文化建设等途径形成全民安全文化，是有效进行公共危机管理的内生力量。英国心理学家詹姆斯·利森教授提出了构成安全文化要素的七个项目：安全为第一位的管理者、不忘害怕的态度、立足情报的文化、报告文化、正义的文化、柔软的文化、学习的文化。
培养公众良好的危机意识，形成稳固的安全文化，提高应对危机的各种能力，是进行公共危机管理的基础工作，是战胜危机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一项长期、全面、系统的工作。在危机面前，社会成熟度表现为：不惧怕危机，努力寻找有效的办法应对危机，团结一致克服危机。要达到这样的成熟度，政府必须通过多种方式使公民增强危机意识，使大众了解各种危机发生的过程，掌握自我保护方法，增加危机应对能力，提高危机处理技能。日本政府专门组织编写有关危机教育的教材，一些政府官员还亲自着书，传播自己的危机管理经验。这些经验值得我国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