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以上两点原因，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原有的产业梯队转移关系不断弱化，产业区域转移呈现多元化特征。以某些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汽车制造业）转移为例，输出国不再只有日本，韩国等地的汽车制造业也逐渐向东盟国家和地区及中国沿海地区转移。作为转移对象国的东盟四国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不仅从日本和亚洲NIES引进产业，还直接从美国、欧盟引进先进产业。以高新技术产业（主要是IT产业）的转移为例，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也不再只依赖日本，而是更多地从技术研发走在前面的美国和欧盟引进本国或本地区所需的技术和设备。
（二）产业区域转移方式呈多样化趋势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受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和科技手段的限制，产业区域转移的方式比较单一，主要以对外直接投资、兴建独资或合资企业为主。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多极化发展趋势的日益明朗，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科技手段的飞速进步，东亚产业区域转移的方式也开始多样化，不仅包括原有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多的是采用技术转移、OEM等形式。
对外直接投资：以日本为例。由于泡沫经济的影响，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对东亚的直接投资的规模和频率受到一定影响，但仍保持一定的增幅。日本在东亚的对外直接投资充分考虑了各国和地区的比较优势，如对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直接投资的目的在于收集市场信息和转移专利，对东盟四国以及中国（大陆）和其他东亚后行发展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的目的在于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和当地的优惠政策。与此同时，日本还根据自身条件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适时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向，从而实现了自身优势同国外的区位条件有机地结合，不仅促进了自身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也增强了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技术转移：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以IT产业为主要标志的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技术转移成为产业区域转移的重要载体。比如，以网络技术的转移为载体，美国的互联网产业迅速向东亚地区扩散，从而使得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电子计算机、软件、互联网以及无线通信技术产业获得迅速发展。
OEM：OEM是英文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的缩写，直译为原设备制造，通俗的说法就是“贴牌生产”，或者说“代工生产”。从产品供应者角度来说，是按照对方的要求生产对方品牌产品并由对方负责销售的交易形态；从产品购买者角度来说，是外包生产并以己方产品形式提供给市场的行为。
OEM将供应方的制造优势与购买者的销售网络、品牌优势等结合起来构成了产品的整体竞争优势，给产品供求双方都带来了实际利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断深化，产业链的分布也越来越跨国化，由此导致了“OEM”盛行。在亚洲，以日本企业为起点，亚洲NIES和东盟国家与地区，以及中国大陆都卷入到“OEM”中来了。在日本企业的OEM交易格局中，日本与欧美企业公司OEM的交易对象主要是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的产品，而且产品的流动是双向的、交互的；日本与亚洲NIES之间OEM的交易对象主要以中等技术含量、标准化生产产品为主；日本与东盟四国以及东亚后行发展国家和地区之间的OEM交易对象则是一些劳动密集型、标准化生产的产品，且产品流动大多是单方面流向日本的。
（三）在以网络经济为特征的新经济大背景下，传统产业区域转移速度加快、规模加大
所谓“新经济”，是指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在数字化与网网相联的世界中运作。网络经济就是新经济的核心。东亚先行发展国家和地区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基本建立了新经济发展所要求的经济基础。东亚的网络经济增长势头强劲，新加坡、日本和韩国处于亚洲领先地位，其中新加坡的网络化程度在全球排名第二。但从总体上看，直到21世纪初，大多数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网络建设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2000年，日本、韩国的电脑利用率分别为17%和26%，而美国的电脑利用率则高达44.8%。东亚网络交易及服务的规模与欧美相比也比较小，东亚网络交易额（不含日本）仅占美国的4%左右。
为了适应新经济时代，东亚先行发展国家和地区必须集中本国或本地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优先发展网络经济，包括扶持信息产业、普及网络以及建立物流保障体系等。因此，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经济实力强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加快了向东亚后行发展国家和地区转移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传统产业的步伐。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对中国大陆投资的快速增长就是很好的例子。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日本的汽车业、电子机械产业、食品业以及服务业大批向中国大陆转移；中国台湾的车辆、电工器材、家用电器、玩具、制鞋以及成熟技术的计算机硬件等纷纷到大陆“寻根”。根据中国台湾“经济部投审会”的资料，到1991年4月，占台湾自行车企业数60%以上的业者在大陆设立了生产点或整厂迁来大陆，有近300家制鞋厂商在大陆设点，40家台资手提包厂在福建、江苏和两广设厂。从事纺织、电子、水产养殖、机械、建材和房地产等台资企业和两岸合资企业遍布闽、粤、苏等东南沿海省份；近几年，以宏基、华硕等品牌为代表的台湾计算机硬件在大陆计算机市场也已占有不小的市场份额；韩国的跨国公司20世纪90年代初已开始瞄准中国大陆，截至1996年9月，三星、LG、鲜京等财团在中国大陆投资半导体、电子、化学、石油化工等产业的总金额已超过100亿美元。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向中国大陆大批转移传统产业，不仅为本国或本地区新经济的发展腾出了空间，还获得了巨额的国际收支顺差，为新经济的发展壮实了资金基础。
第二节日韩模式与中国台湾模式的比较
综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东亚先行发展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区域转移的过程，可以归结为两大模式，即日韩模式和中国台湾模式。这两种模式在产业结构高度化过程和产业转移进程两方面都存在差异。
一、产业结构高度化过程不同
日本和韩国的产业结构高度化走的是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道路。而中国台湾的产业结构升级经历的是一条劳动密集型-劳动资本密集型-劳动技术密集型的道路。与中国台湾相比，日本、韩国的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相对较大，具有相当的经济竞争潜力，政府又都有较强的追赶欧美发达国家的意识，因此日、韩两国产业结构高度化走的是一条从基础研究到硬件建设再到软件开发的全面赶超型产业升级之路。而中国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地少人多，竞争潜力又受其政治地位的限制。但由于劳动力资源相对其他生产要素来说较丰富，劳动力成本较低、素质并不差，因此中国台湾走的是一条以劳动力资源为基础的产业结构高度化之路，即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在充分发挥现有劳动密集型出口主导型产业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实现以应用开发为依托，知识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相结合的循序渐进的产业升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