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表现为产业发展的优先次序不同。中国台湾的产业发展优先次序是“农轻重”渐进型发展，20世纪50年代着重发展农业，60年代主要发展轻工业，70年代重点发展重化工业。这种从农业到轻工业，从轻工业到重工业有序升级的途径，十分有利于劳动力总体素质的逐步提升以及解决产业结构升级所产生的劳动力流动问题。而日、韩两国虽然也从发展农业入手，同时发展轻工业，但很快转向以重化工业为主，实行赶超型的发展策略，这使日、韩两国在重化工业方面走在中国台湾的前面，也使得日、韩两国产业发展的后劲较充足，但不同产业的发展不如中国台湾来得平衡。
二、产业区域转移进程不同
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水平后（人均GNP5000美元左右），日本和韩国的产业区域转移开始以较快速度扩大，但产业区域转移对本国经济走势保持高度的敏感。我们不妨用人均GNP来代表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用对外直接投资净值代表它们的产业区域转移情况，以图表形式来揭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可知，韩国人均GNP在1990年突破5000美元大关之前，其净对外直接投资始终在零水平左右波动。而当其人均GNP突破了5000美元之后，净对外直接投资开始大幅增长。可知，在日本人均GNP于1981年摆脱5000美元水平线的压制之前，其净对外直接投资始终徘徊在一个较低水平。
而自从其人均GNP突破5000美元、飙升至10000美元之后，日本的净对外直接投资也开始了长达10年的升势。
根据以上分析，日韩模式的产业区域转移的策略是将产业区域转移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紧密联系：在本国经济水平尚未达到一定水平（5000美元）之前，产业区域转移受较严格控制，以防止国内产业空洞化，影响本国经济发展；当本国经济水平突破一定水平之后，产业区域转移开始快速增长；当本国经济出现增速减缓、供需失衡等衰退迹象时，产业区域转移的反应较快，一般都在本国经济发展水平之前就做出反应，体现了日韩模式产业区域转移的谨慎性和绝对的本国利益第一性。
中国台湾地区的产业高度化过程与日本、韩国两国相比更谨慎、更循序渐进，产业升级更多地考虑台湾本地的实际情况，而不是盯住赶超目标。因此，中国台湾的产业转移规模和速度较日本和韩国相对低了一个档次。
可知，以“海关”统计数据为准，中国台湾地区与日本和韩国相似的是年净对外直接投资，中国台湾地区也是在人均GNP突破5000美元之后才开始稳定增长。不同的是中国台湾地区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之后并未快速增长，而是呈缓慢平稳上升势态，且增速比人均GNP增速慢得多。
第三节对我国产业区域转移的战略借鉴东亚先行发展国家和地区产业区域转移和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历程反映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对自身经济发展状况的认识和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定位。对中国的产业区域转移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具体有以下三点：
一、制定具有前瞻意义产业政策是“入世”后中国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重要保障
因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指望通过完全的市场实现富强的奇迹是天真的幻想。一个欠发达国家如果不目标明确地促进工业发展并通过关税壁垒来保护自己，无论什么时候它试图与来自西方发达工业国的占压倒优势的竞争者较量，失败都是可以预见的。虽然在市场经济中，竞争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但国际经验和我国的实践表明，在结构变化剧烈的时期，如果没有配套的产业政策来弱化产业结构调整或升级对经济某些部分的冲击，变化的过程就会受阻，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影响。
产业政策可以实现资金、人才、信息等要素在短期内大规模地重新配置，为产业结构的调整或升级提供市场无法提供的大环境。九州曾是日本的主要煤炭产区，但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煤炭的开采条件开始恶化，而且受到廉价进口石油的巨大冲击，政府最终决定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放弃对这一煤炭工业区的扶持和保护。这一决定导致了大片煤井关闭、10万多煤炭就业者以及数十万家属的工作和生活失去保障。日本政府马上制定了一系列产业政策，如设立专门的机构并向其提供资金和给予土地转让权，使其主持在九州开发适合现代制造业发展的新工业区；以优惠政策吸引其他地区的企业家前来投资，对这类投资者给予财政、税收和金融等各方面的优惠；对雇用煤炭工人及其子女的企业给予补助，那些愿意对失业煤炭工人进行培训后再雇用的企业，政府将负担其培训费用。这些产业政策的收效是显着的。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块旧工业区上就已建立起76个新工业区，大量的新企业和从其他地区迁来的企业进入新工业区，整个工业开发区的利用率高达85%，原来的煤炭工人及其家属基本找到了工作，没有发生严重的失业问题。
韩国政府在韩国迎接“入关”时曾制定了扶持国内骨干产业的一系列政策，如在金融方面，建立“支援出口信贷”、“外币支付担保制”、“出口产业培育基金”、“出口设备贷款”等，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和外汇银行等按法令规定向有关企业提供利率优惠、手续简便的贷款；税收方面，是按不同情况减免出口企业外汇所得的法人税、所得税、营业税以及设备和零部件的进口税；出口方面，实行出口保险制度，向出口企业提供“损耗津贴”，进口原材料优先供应出口企业，并放宽出口商品的检验和简化审核手续；进口方面，实施进口救济制度，适当限制某些国外产品的进口，减少其对国内产业发展的冲击。这一系列产业政策使韩国在加入关贸总协定后很快适应了新的经济环境，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得到了较好的融合，本国的产业结构升级较为顺利。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内的企业面对的不再只是国内的市场和竞争对手，而是全球市场和来自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竞争者，因此应该主动吸收、消化和运用日本、韩国等东亚先行发展国家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理论及经验，适当、及时地运用产业政策，帮助中国各地有目的、有步骤地改革自身的产业结构，改善产业布局，保护尚未成熟的主导产业，为实现中国经济发展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提供正确的指导和有力的保障。
二、充分利用产业区域转移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产业区域转移将本地区的夕阳产业或不适宜继续发展的产业转移到其他地区，为朝阳产业和适宜在本地区继续发展的产业提供了发展空间，从而为本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创造了契机。因此，不能只转移而不调整、不升级，而应该将产业区域转移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利用产业区域转移对人才、自然资源、资金等要素的重新配置作用，服务于新产业的引进、扶持以及主导产业的巩固。例如日本，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向亚洲NIES、东盟四国转移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对从这些产业分流出来的劳动力进行了大规模的再就业培训，并进一步放开人才市场，鼓励劳动力进入新兴产业；设立专门基金，扶持企业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对原有工业区进行基础设施的重新建设和改造，提高信息化程度等。
三、坚持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比较优势作为产业区域转移和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根本原则
无论是日本学者赤松要提出的“雁行发展理论”，还是美国学者弗农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其本质都是比较优势的变迁和转移。每个地区的比较优势都存在差异，同一个地区的比较优势也会随着各种内外部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所以，我们在进行产业区域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时，一定要先通过不同地区的横向比较，了解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同时还要通过各地区内部的纵向比较，了解本地区内大城市、中小城市、乡镇以及农村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这将为正确地制定各地区的产业政策树立科学、合理的标准，为高效、有力地执行这些政策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