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公共部门每年的开支为64亿美元，超过休闲消费开支的10％，占所有政府开支的3％，占GDP的1.2％。其中，超过一半的开支用于艺术（包括2个公共广播频道）和遗产，1／4用于体育和娱乐。表4中是英国的数据，有关开支类别不那么详细，但提供了20世纪90年代的趋势数据。尽管英国的人口是澳大利亚的3倍，但其开支总额为41亿美元，低于澳大利亚，国家层面只包括准独立政府机构，不包括政府部门的直接支出，公共广播公司的资金来自许可费，而不是政府收入。趋势表明，在8年时间里，该数字增长了约18％，年复合率低于2％。其实，这一数据跟不上价格通胀，因此，按实际价值计算，20世纪90年代的开支在下降。
由此，尽管按绝对值计算，政府开支的意义显而易见，但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却显得微不足道，因此未能得到试图控制公共开支的政府的支持。然而，可以认为，这种开支所支持的服务和福利设施——包括文化与环境遗产、体育、艺术、旅游推广、公共开放空间和广播——在社会、文化和环境层面具有重大意义。
休闲就业
各国的职业和行业分类体系各不相同，因此确定所有休闲行业就业情况的程度也各不相同。表5只列出了澳大利亚的数据。表中显示，各休闲行业共有72万从业人员，占澳大利亚总就业人数的0.7％，远低于消费开支数据的比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生产项目和运输不包括在其中，而且一些休闲开支项目包含了很大一部分税收。
休闲与经济发展
有关发展中国家休闲与经济发展的现有研究都将旅游业当作经济发展的一种来源看待，而在发达国家，重点是将旅游业、体育和艺术／文化当作城市复兴的工具。本文首先简要回顾这些领域的研究，然后探讨经济发展、休闲供应和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
在发展中国家，旅游业是经济发展的来源之一
大量国际旅游往来在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但是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目的地的游客比例日益增长。其实，旅游可为东道国提供出口收入，这一般被视作对经济发展有利。然而，研究却发现了这一现象的消极方面，例如：旅游业发展会创造大量无需技能、报酬低且通常季节性强的工作，但由于缺乏培训和经验，当地人无法获得技术要求和报酬都更高的工作。当然，与现存报酬更低的工作或者根本没有工作相比，无需技能、报酬低且通常季节性强的工作还是可以胜出，但当地经济发展的范围会非常有限；投资，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权、控制和利润，一般都属于非本地的——甚至是国外的——个人或企业，这也限制了地方经济发展的收益；将劳动力从传统职业吸引到旅游业，会损害现有农村和海洋经济的发展；
缺乏管理机制和／或腐败会非常严重地破坏环境。
当然，这些问题并非为旅游发展或发展中国家所特有。即便存在这些问题，旅游发展一般还是收益大于成本。
发达国家的旅游、体育和艺术／文化与城市复兴
在后工业时代，城市决策者指望各服务行业，尤其是旅游、体育和艺术活动，能促进经济发展，特别是推动经济低迷的内城的复兴。其中一些活动通常与市民的“积极支持”相关，用以实现城市码头区的复兴，其他则与主要活动相关，如博览会和奥运会。在美国，商业运动队或特许经营以及相关体育场已成为常见的载体。
存在相当数量的研究文献，关注这几类发展的评价过程，从而确定在何种程度上，这些发展的成本效益明显，而且这种文献数量日益增加。与发展中国家的旅游业分析一致，这些发展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因此，在制造业走下坡路的城市，就所提供的工资水平和工作安全感而言，休闲产业一般都比不上那些发展不景气或不再运作的产业。此外，由于体育和文化活动通常是短期的（尽管有些活动，如每年一度的艺术节，会定期举行），如果这些活动可以为持续的经济发展提供催化作用，则还需要另外一些发展，包括：持续的、全年举行的活动项目；其他产业的发展，如创造性的／艺术企业，或者设备、服务的附属供应商；以及不相干的“流动”产业，这种产业受文化基础设施以及城市魅力形象的吸引，转移到城市中。最后，尽管十分清楚，地区经济可以在休闲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得到顺利发展，但是休闲服务的市场，与任何商品市场一样，都是有限的。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发展休闲基础设施，而这些设施需依靠游客收入来维持，因此，供需的不平衡机会增加，从而导致项目失败的可能性加大。
生活质量、休闲供应与经济发展
以上对几个发展问题的讨论都集中于休闲，将休闲当作投资和经济发展的动力。经济发展涉及投资和消费水平的提升。随着东欧原共产主义阵营的剧变，中国推进市场经济，整个世界已经达成广泛共识：这种投资需要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共同参与。就私营部门而言，文章第一部分指出，消费者为改善生活质量而购买的休闲产品和服务均由私营部门提供。目前，经济学家已达成共识：如果要使这个过程获得成功，政府的作用需要最小化，仅限于提供合理的法律和货币框架。
但是，政府在提供服务方面也需要发挥作用。政府开支可以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3（日本），甚至1／2以上（多数北欧国家）。
主流经济学最关注的是市场过程及其高效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但是，它也规定了政府的职能。“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概括了政府的三大基本职能：第一，保护社会，使其免遭其他独立社会暴力和入侵的职能；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所有成员，使其享受公正，不受任何其他社会成员压迫和非正义待遇的职能，或者说是建立管理机构、严格实施公正的职能；第三，建立和维护一定公共设施和公共机构的职能。这样做不是为了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因为收益无法弥补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损失。
但是对整个社会来说，收益往往高于损失。
美国经济学家、自由市场的倡导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补充了政府的第四大职能，即“保护社区中无法‘负起责任的人’成员的职能”。社区中无法“负起责任的人”，指的是指儿童、有精神疾病或者残疾的成员。
正是在第三大职能中，即“建立和维护一定公共设施和公共机构”，大多数公共部门参与休闲。这种参与的潜在范围非常广，从表3中列示的名单便可窥见一斑。
另外，在这些“市场失灵”的领域，对资源的需求几乎是无限的。因此，政府该如何决定合理的供应领域和支出，以及供应和支出的合理水平？主流经济学提供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标准及过程，为此类决策提供参考。普通经济学文献及有关休闲、艺术、体育和自然区域的专业文献都详细阐述了公共干预的理由，如“公共利益”、“优效品”和“客观性”的观点。成本效益研究是这些理论观点的实际应用，旨在证明市场经济中公共开支的合理性。如上所述，这些研究均为该领域中的公共投资（现有的和建议中涉及的）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另一方面，市场的辩护者则把矛头指向“政府失灵”的问题：政府缺乏有效利用资源的能力，庞大的公共开支及相关的税收对私有市场的顺利发展构成威胁和限制。毕竟，这些私有市场也提供必需的服务。
然而，迄今为止，有关休闲公共开支好处的研究都属于临时权宜性的，缺乏系统性，只涉及产生一系列特定收益的具体项目。研究文献中最欠缺的是对所有公共休闲服务对社区生活质量贡献进行成本收益评价。1991年，Robert Marans和Paul Mohai在题为《休闲资源、娱乐活动和生活质量》的论文中，指出：不少研究旨在探讨休闲在生活质量中的作用。这些研究评估了积极的和消极的娱乐追求、家庭或与朋友在一起的休闲模式、或是个人自己选择的活动。但是却很少有考虑所有休闲行为的研究。有必要系统地整理出文献中的各种休闲成分，然后深入探讨各种成分的相互作用和替代性，探讨它们跟生活质量的关系。
Marans和Mohai提到“很少有……的研究”——更准确地说，是没有此类研究，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近年来，考虑这种观点的切入点是文化规划领域的发展，但是，其认知基础仍旧缺乏系统性。
总体而言，历史的意外造就了提供不同水平、不同公共休闲组合的国家和城市。这些不同情况对居民的生活质量有何影响？什么是成功和不太成功的发展模式？如果能够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那么就有可能给——富有和贫穷国家——那些负责现在和未来发展的人提供建议，包括休闲方面公共投资的不同水平和不同组合，以及这些投资对未来社区生活质量和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关注这些问题给休闲研究界提出了巨大挑战。
原则总结
1.休闲是发达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约占消费支出的1／4，在公共资源中也占据很大比例。
2.评价休闲的经济学意义中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衡量。由于众多休闲项目均归入其他项目之下，如休闲服饰、住房的休闲和娱乐特色，因此大部分官方资料都低估了经济中的休闲成分。但旅游业除外，一些国家已建立国家“卫星账户”。
3.富有的发达国家继续将大量资源用于发展休闲。与此同时，休闲在发展中国家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日益突现。发达国家的大量社会和文化资金是在过去100～150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积累的。这包括城市公园、运动场和社区运动设施的建设，自然区域、海岸线和水道的保护，也包括文化机构的发展。这些开发所需的资源通常都通过政府行为和私人慈善事业两个渠道得到保障。
4.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都将导致未来休闲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公共部门和非赢利部门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政治问题，但也涉及技术和经济层面。大多数休闲的经济研究都致力于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以非市场方式提供休闲服务所花费的成本和带来的收益。研究均表明，收益大大超出成本。这些发现表明，大部分休闲需要由市场来提供，受市场正常供需力量的制约，但是资源有效配置仍需要公共和非赢利部门在提供休闲服务中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