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头银发的忠良之士，尽管膂力不如人，我还是希望能得到他；雄纠纠的勇夫，即使射箭驾车都熟练，我还是不愿要这种人。至于那种见解浅薄的人，长于编排一套动人的言辞以说人，使当政者轻易怠惰，我还能再去亲近这种人吗？
我沉潜而静思，如果有这样一位忠臣，忠实诚恳而没有别的技能，他的品德高尚，心地宽厚，能够容人容物。人家有本事，就好像他自己的本事一样；人家品德高尚，本领出众，不但口中常常加以称道，而且从内心喜欢他，这就是能容纳众善的人。
人家有了本领，便嫉妒他，讨厌他；人家有好的品德，便故意压制他，使他的美德不为君主所了解。这才是不能采纳众善的人。这种心胸狭窄的人，无法保住我子孙臣民幸福，这样的人实在危险啊！
国家的动摇不安是由一人造成的，国家振兴发达，也会因敬重一人而带来吉祥。
《秦誓》是秦穆公在崤山大败后对政治局和军委发表的重要讲话，后来被收入了《尚书》。这次讲话，是秦穆公的一篇罪己书或者说忏悔录，他对自己没有听从百里奚、蹇叔的劝告而贸然兴兵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从《秦誓》的整个内容来看，秦穆公是借自己的忏悔引申出自己的人才观：应该信赖哪些人，远离哪些人，重用哪些人，清除哪些人。既然秦国的权力都集中在国君一个人手里，“国家安危系于一身”，那国君的脑子是否清醒，是否会用人，是否会听从别人的建议，自然是最为关键的一件事。因为，只要是人，就有人性中的弱点，总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愿办事，总喜欢听拍马屁的奉承话，总不愿意听逆耳的忠言。如果没有人在自己耳边经常敲警钟，就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不自觉。
大凡伟大的人物，总是那些战胜了自身弱点的人。秦穆公就是这样一个人，正是他，把弱小的秦国带进了大国的行列。而秦穆公本人，也作为厚重的一笔，写进了秦国的历史。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秦穆公没吃过唐僧肉，不可能长生不老，他的确英明，但这并不意味着后世子孙和他一样英明。只要是人，就会犯错误，只要是人，就会有差别。何况，一个人的生老病死，旦夕祸福，都是难以预料的。一个国家的命运与前途一旦和个人权力挂上了钩，就会充斥着无法预测的变数。
而这，正是秦国后来的历史。
老大死了怎么办
公元前621年，在位三十九年的秦穆公病逝了，葬在了秦都雍城。
秦穆公死后，陪葬的人多达177人。这些人当中，平民百姓和奴隶占的比例非常少，大部分都是为秦国立过汗马功劳的功臣良将。秦穆公一生都在重用他们，现在死了，也要将他们带去。秦国着名的三位贤臣，奄息、仲行、鍼虎，也在陪葬者之列。就这样，秦国死了一个国君，竟然倒塌了半壁江山。
这个极其不理性的举动，估计也是秦穆公生前安排好的。对于秦穆公的这种行为，秦国的一些有见识的人这么说道：“秦穆公大大扩大了秦国的疆域，在东面打败了强晋，西面又称霸戎夷……但他死后，丢下了老百姓不说，还要把自己的贤臣也拉去陪葬……由此可见，秦国再也没有能力东征了。”
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国家的命运自然也系于一人。这种“人治”的政治结构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发展没有政策的连续性，人亡政息，大起大落。有一个手腕比较强硬的英明君主在位，事业就会如日中天；一旦最高权力者疲软，无法管住手中权力，政治就很可能偏离正常的轨道。
秦穆公死后，这种政治结构消极的一面立刻显现出来。后起的国君不但更换频繁，而且大多碌碌无为。他们有的在位时间较短，有的终其一生无所作为。司马迁只用了很小的一段篇幅就记载下了穆公死后从康公到孝公的十六位君王、长达二百六十年（自秦穆公前621年卒到秦孝公前361年立）的历史。原因很简单，在这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秦国几乎无所作为，基本上没有什么事值得记载。
看来，这种以个人权力维系国家运转的模式，已经严重阻碍了秦国的稳定和与时俱进的的发展。让我们看看秦国在秦穆公死后所发生的事情：
秦景公三十六年，景母弟富奔晋。
躁公二年，南郑反。
秦怀公四年，庶长晁与大臣围怀公，怀公自杀。
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沈之渊旁。
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故晋复疆，夺秦河西地。
秦恒公在位时，非常宠信他的小舅子后子鍼，后子鍼私吞了很多财物。到了秦恒公的儿子秦景公继位后，后子鍼害怕了。因为一朝天子一朝臣，老爸欣赏的人，儿子未必会喜欢。于是，后子鍼就偷偷地跑到晋国去了，走的时候，随身携带的财物就装了一千辆车。到了晋国，晋平公很不解地问：“你已经这么富有了，为什么还要逃走呢？”后子鍼回答说：“秦君残暴得很，为了活命，我还是等到他死了之后再回国吧。”
君主无能，宠信近臣，致使后子鍼侵吞了国家大量的公款。这就是权力的不良运作带来的恶果。而后子鍼携带国家公款出逃，这些钱自然流入晋国的腰包了。另一方面，后子鍼有恃无恐，这任领导不喜欢自己，并不代表下一任领导不喜欢自己。果不其然，秦景公死后，秦哀公继位，后子鍼又大摇大摆地回国了。
躁公二年，南郑反叛，说明中央控制地方的权力已经开始减弱，地方政府有了坐大的危险。不仅如此，权臣的势力也在崛起，甚至有了更换君王、把持朝纲的权力。秦怀公四年，庶长晁和大臣围困怀公，逼得怀公自杀。怀公的太子叫昭子，早已死了，大臣就立了昭子的儿子为君，也就是灵公。灵公死后，君位按说应该由他的儿子来继承。可是，灵公的叔叔、怀公的二儿子悼子却在权臣的拥护下继承了君位，成为了秦简公。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君位继承，为后来的内乱种下了祸根。简公在位十六年后死，他的儿子惠公继位。惠公在位十三年，死的时候，他的儿子出子才一岁。就是这样一个不懂人事的婴儿，被推上了君位。一年后，手握重权的大庶长们又把灵公的儿子献公从河西接了回来，立为君王，而把出子和他的母亲用乱刀砍死，沉入了河底。
就这样，秦国在春秋末年及战国开始后的几十年的时间里，内乱不止，领导人像走马灯似地更换，国力骤然下降，无暇对付外患。这种局面，直到秦孝公即位之前，丝毫没有得到好转。而晋国哪里肯放过这个好机会，就趁机夺取了秦国的河西之地。
历史发展到这里，必然要求秦国与时俱进地变革，寻找出路。因为这个时候，战国的硝烟已经点燃，弱肉强食的时代已经到来。其他的诸侯国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已经开始有所行动。代表先进管理模式的私门纷纷崛起，夺取政权。秦国最大的威胁晋国正处于从“六卿纷争”到“三家分晋”的重要时期，齐国的田氏也一直以暗中收揽人心的方式准备篡夺王位。对秦国来说，如果不能用一种新的管理方式来取代绝对的权力，他的命运绝对不是像晋国那样分裂，而是灭亡。原因很简单，秦国没有强大的公室阶层，连分裂的机会和资格都没有。
被破坏的“形象工程”
秦穆公之后，孝公之前，秦国内部骚乱不断，内耗不止，君主不断更替，直接导致了秦国对外政策的反复无常。秦穆公在世时所坚持的以政治路线为主、军事路线为辅的东进战略完全被抛弃。这段时期的秦国，言而无信，唯利是图，形象完全被搞坏了。
秦恒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80年），晋国刚刚即位的国君晋厉公，为了拉拢秦国共同对付正在步入盛年的楚国，主动提出要修复秦晋关系，还派大夫吕相到秦国，和秦国约好到晋国商谈结盟的事情。两国商定在令狐（今山西临猗境）会盟。
晋侯先到，秦桓公赶来了，却又疑神疑鬼，不肯过河，在王城（秦地，今大荔境）就停住了。结果，两国隔着河结了盟，约定以黄河为界，互不侵犯。
订立了盟约就要遵守，最起码要作出遵守盟约的姿态。可是，这位秦桓公却肤浅得很，他回国后立即撕毁了盟约，与白狄合谋攻打晋国。
秦国这次背叛盟约，让晋国在道义上占据了主动。令狐会盟后的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578年，晋厉公又派吕相出使秦国，但这一次不是来修好的，而是来绝交的。吕相向秦国递交了绝交文书，就是那篇着名的《吕相绝秦书》。
吕相把新账旧账一起算，把秦国骂了个狗血喷头，从当初的秦穆公一直数落到现在的秦恒公。一开头，他就指出秦晋本来已经定盟发誓，结成了联盟的关系。晋国在盟誓后，时时刻刻不忘秦国的旧日恩德，认真恪守盟约。但秦国却说话不算数，背信弃义，屡次欺骗晋国。为了说明自己站在了正义的一方，吕相还翻起了老账，指责秦穆公时秦国私下里与郑国订立盟约的事；对秦国灭掉晋的同盟滑国一事，他也给予了严厉谴责。吕相认为秦国完全藐视盟誓，不断找茬挑起战争。他又说，秦桓公刚继位的时候，不肯和晋国缔结盟约，没有与晋和好的诚意。其后，秦国有过悔过的意图，派人去晋国定盟誓，但这个誓言还没有实现，景公就过世了，后来的秦桓公马上又萌生恶意，背弃了盟誓。
《吕相绝秦书》是晋国炮制的对秦国构成严重负面影响的舆论武器。它既是绝交书，又是宣战书，而且把秦国完全置于无信无德、唯利是求的战争祸首的地位。
就这样，晋国死死抓住秦国的小辫子，利用唾沫星子，在“信义”二字上大作文章，获得了各国舆论的同情，各路诸侯纷纷站到了晋国一边。同年，晋率领周、鲁、齐、卫、郑、曹、邾、滕等十国组成的诸侯联军大举进攻秦国，双方在麻隧（今泾阳县境）展开大战。这个时候的秦国，因为理亏，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就连同盟国楚国都没有出面相助。一国兵力怎么抵挡得住十国联军的进攻，秦国寡不敌众，很快败下阵来。晋与诸侯联军擒获了秦国大将成差和不更（官名）女父（人名），一直打到侯丽（今礼泉县境）才退兵。
秦桓公的这次背弃盟约，让秦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晋厉公死后，晋悼公即位。悼公凭借强大的国力当上了诸侯盟主，然后就找各种借口三番五次地联合中原诸侯攻打秦国。而秦国则连连败北。秦景公即位后，对这种局面实在没辙，不得不在他即位后的第二十七年（公元前550年），亲自跑到晋国与晋平公盟誓，表示愿意休战修好。但雷人的是，秦景公一回到国内马上又撕毁了盟约，就这样彻底坐实了不守信用、颠三倒四的形象，中原各国也逐渐与之疏远。
这个时期，中原地区已经风云突变，城头不断变换大王旗。先是晋、楚争霸，后来吴国也崛起，与晋争霸。一蹶不振的秦国，根本无法插手中原事务，只能以旁观者的身份敲敲边鼓，或者在诸侯盟会上充当个路人甲的角色。与秦穆公时代相比，秦国再也找不回往日的雄风，更没有了纵横捭阖、东西两线捷报频传的风光。
尤其是在诸侯会盟的时候，秦受不到重视，而且许多盟誓也不再要秦国参加。晋国不仅顺势夺回了原来被秦占有的土地，而且还深入到了秦国的腹地。后来，秦孝公谈起这段历史时痛心疾首地说：“国家内部纷争不止，无暇顾及外患，晋国趁机夺取了我们河西的地盘，诸侯们也看不起秦国，这真是奇耻大辱啊！”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游戏规则”。没有永远正确的规则，只有是不是符合当时实际的规则。春秋是一个戴着面纱的时代，容不得你以赤裸裸的功利姿态示人。这个时代的游戏规则就是诚信，最起码要装着去讲诚信。从秦襄公建国，到秦穆公称霸，秦国的历代君王正是敏锐地把握了春秋这个时代的脉搏，遵循了这个时代的游戏规则，秦国才从犄角旮旯里的小国走向了强大。可是，秦穆公死后，秦国的野蛮本性逐渐暴露出来，表现出了极度地唯利是图和背弃信义。这么一来，秦国的对外政策逐渐失去了连续性，甚至是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政治上不守盟誓，在道德上失去了诚信，加上内部权力斗争消耗，秦国的东进路线彻底被堵死了，秦国的事业也陷入了低谷。而这一切，只能由后来的秦孝公和那位着名的改革家商鞅来收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