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肉强食，狼性生存，这是战国时代的基本特色。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秦国那些为人诟病的缺点，反倒成了优点和强项。没有礼乐文化，反倒一身轻松，可以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不亲近宗室贵族，恰恰为收拢天下可用之才扫平了障碍。实行郡县制，更是水到渠成，毫无抵触。相反，对中原诸夏各国来说，厚重的历史文化反而成了压在身上的一座大山，成了累赘和负担。他们也进行改革，但是阻碍重重；他们也选贤举能，但是扭扭捏捏；他们也实行郡县制，但总是那么的不彻底。
亡国还是灭种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周王正式承认赵、魏、韩三家为诸侯。
这三家原本不过是晋国的大夫，手握重权，可他们对这种“无冕之王”的身份还不满足，最后竟然瓜分了晋的土地，各自立为诸侯，只给晋静公保留了都城的土地。
这种篡夺君权，虐待君主，分割国家的行为，按照礼法应该判处死刑。可是，当时在位的周威烈王非但不杀他们，还承认了赵、魏、韩三国的合法地位，这其实是在变相地纵容作奸犯科的大臣。公元前349年，韩、赵两国瓜分了晋国都城，杀害了晋静公。在历史上存在了700多年，曾经一度称霸、威风不可一世的晋国，就这样灭亡了。
周安王十一年（公元391年），齐国的权臣田和废了齐康公，把他放逐到临海的海岛上，只给了他一个城市的食邑。后来这唯一的食邑也被田和收回了，康公只好在斜坡上挖洞当灶炉，怎么一个惨字了得。田和自立为国君，称作齐太公。他的这种篡权行为居然也得到周威烈王的承认。这个时候，齐国，虽然还是叫齐国，但主人已经改名换姓了，不再姓姜，而姓田了。
春秋时期，大夫虽然也会擅权，甚至逐君弑君，但最终还要找一个比较合法的继承人来做傀儡，而不是自己亲自来当主子。许多诸侯国君主的权力虽然落在了强大的贵族大夫手中，但不是君主至亲的异姓大夫篡夺君位的事情，还从没有发生过。但是，“三家分晋”和“田和篡权”，宣告了一家一姓贵族统治的终结。君臣礼节是周王朝分封制度和礼乐文化的根基。到了现在，这个根基已经彻底动摇，标志着中国的历史由春秋时期过渡到了战国时代。
擅长砸缸的司马光后来写《资治通鉴》，就是从“三家分晋”和“田和篡齐”开始写起的。在司马光看来，这两个事件，无疑是一个信号，昭示着周王室已经无法维持天下大统，即使是表面文章也做不成了。
打破以血缘为根基的贵族统治，这是必然的事情。试想，如果不管他们有没有能力，把国家的权力、资源和财富一股脑地全部分配给宗室的兄弟子侄，这样的国家能强大吗？春秋末年，各大诸侯国为了扩张地盘，巩固权力，早就把彼此之间的亲情抛到了九霄云外，相互之间的兼并战争此起彼伏，大国吞小国，大鱼吃小鱼。
在这样的情景下，各诸侯国要想立足，不被别人吃掉，唯有壮大自己。而要壮大自己，就要打破血缘垄断，推翻贵族统治，把那些虽然没有贵族血统，但却有才华有本事的人选拔到政府部门来。要“任人唯贤”，而不能再“任人唯亲”。
于是，大伙儿都面临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维护只看重血统的贵族统治，政权能得到巩固，但国家却萎靡不振。反过来，如果打破血缘宗室和贵族统治，国家虽然能够迅速强大，但却又面临着大权旁落，异姓篡位的危险。选择前者，国家的命运只有一个，那就是被别的国家吞并或消灭；选择后者，国家倒是能强大，但国家的主人却可能要改名换姓了。
《吕氏春秋·长见篇》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周武王灭纣以后，把姜子牙封到了齐国，把周公旦封到了鲁国。姜子牙和周公旦的关系不错，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谈论治国之道。有一天，周公旦问姜子牙：“老姜啊，依你看，应该怎么样治理国家呢？”
姜子牙回答说：“要治理好国家就必须重用有才能有功绩的人。”然后他又反问周公旦同样的问题：“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周公旦回答说：“要我看，重视亲情和血缘才是上策。”姜子牙不屑地说道：“如果你这样治理国家，鲁国的国力就会慢慢地被削弱。”周公旦反驳道：“鲁国虽然国力削弱了，但我的子孙却能前后相继，齐国看起来强大了，但齐国以后的君主未必姓姜。”
果然被周公说中了，齐国逐渐强大，称霸中原，但二十四世后，就被田和篡了权，齐国果然不再是姜氏的天下了；而鲁国的实力虽然不断被削弱，但却延续了三十四世才被灭。这真是致死的两难困境！尤其在风起云涌、刀枪并举的春秋末年，这种困境是中原诸夏各诸侯国都要面对的。他们必须从中作出选择。但不幸得是，每一种选择，好像都看不到希望。
鲁国走维持宗室血统的路线，是为了扞卫周王朝的宗法文化。鲁国是周礼保留最为完备的地区，也是封建宗法文化氛围最为浓厚的地区。很多大思想家，比如孔子、孟子、墨子都出现在鲁国，而不是在别的地方，原因就在于此。孔子说自己小时候经常做鄙事，所谓的“鄙事”，就是“演礼”，也就是演习礼仪。一个年幼的小孩，玩的不是泥巴，不是玩具，而是“演礼”，这足以表明，当时鲁国的文化已经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和人们的一言一行之中了。
除鲁国以外，还有一个卫国，文化氛围也相当浓厚。卫国是周武王的儿子康叔的封地，后来周公平叛之后，又将原来商都的周围地区和殷民七族封给康叔。卫国是先朝殷商宗室的所在地，都城就在朝歌。因此，这个地区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殷商的遗风。孔夫子说：“卫多君子”，正是对于卫国文化氛围的赞扬。孔子出生于鲁国，但出亡在外十四年，基本上是在卫国度过的。
在战国初期，其他诸侯国为了能在优胜劣汰的环境中生存下去，纷纷进行变革，完成了从封建国家到军事国家的转变。唯独鲁、卫这两个国家没有。对他们来说，根正苗红的出身，浓厚的文化氛围，不再是一种荣耀，反而成了一种包袱，一种负担。他们宁肯牺牲肉体，也要扞卫灵魂；宁肯躲在角落里，被人吞并，也不愿意抛弃自己的文化。所谓的文化和文明就像压在他们头上的大山，以至于积弊难返，积弱不振。
公元前249年，鲁被楚国所灭。然而，鲁国的礼乐传统经过孔门师徒的弘扬，已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深层，它并没有因为鲁国的灭亡而消失。秦朝末年，刘邦举兵围鲁时，鲁国的儒生还在讲诵学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于耳。七十多年以后的汉武帝时代，司马迁到鲁地参观孔子庙堂时，儒生们依然在按照时节学习礼。
而卫国这片弹丸之地，按说应该早早被吞食兼并了。但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竟然是中原诸侯国中存在时间最长的一个。春秋时期，卫国遭到了北戎少数民族的袭击，几乎亡了国。多亏当时的春秋霸主齐桓公大力扶持，才慢慢地复原。从春秋到战国，卫为了生存，只能依附于当时称霸的大国，苟且偷生，忍辱负重，成了一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国家。到了后来，秦始皇灭掉了六国，统一天下，单单留下了一个卫国没有消灭。卫国这个巴掌大小国甚至和大秦帝国并存了十三年。直到公元前209年，秦二世胡亥下诏废掉了卫国国君君角的爵位，卫国才真正退出了历史舞台。卫立国八百三十八年，传三十五代君主，比周王朝的寿命还要长。至于秦为什么没有消灭卫国，史书中并没有明确回答。但我们仍可以推测：秦的先族与殷商的先族同出于东夷鸟族，也许是顾念同族，秦才放了卫国一马。
赌棍的机会来了
同鲁、卫相比，齐国和晋国在文化氛围方面就差得多了。
齐国的宗法封建文化程度虽然比不上鲁国，但也是非常的正宗。姜太公建国伊始时虽然明确了唯才是举的人力资源观，但他在维护宗法文化方面还是相当地自觉。这一点，我们从齐桓公争霸时候的表现就能看得清清楚楚。齐国争霸一方面是把诸夏团结起来，抵御外族，另一方面则是扞卫内部的宗法文化的统一性。孔子就对齐国文化很赞。也正因为这样，孔子的弟子，来自鲁、卫两国的最多，其次就是齐国。
晋国在宗法文化氛围方面更加淡薄，不但比不了鲁、卫，也赶不上齐。我们上面说过，晋四周都是戎狄等少数民族，他们不仅与戎狄通婚，还任用戎狄之人在政府担任要职，基本上可以说是与戎狄杂居。宗法文化淡薄，使得晋国国内总是出乱子，公子居外成了定制，而同宗相残，更是家常便饭。后来，晋文公争霸，已经不再像齐桓公那样维护诸夏内部的宗法文化，而是靠武力把大家纠集在一起，形成的已经不是文化同盟，而是军事同盟。难怪孔sir说晋文公狡诈而不正直。孔子的弟子当中，来自晋国的很少，而孔子本人，也是终生没有迈进过晋国一步。
至于楚国和秦国，那就更不用说了，简直就没有礼乐文化，一直就被中原诸夏称为蛮夷。春秋时期，楚国就坦白地承认自己没有文化，在北上的过程中，主要以武力兼并为主，与诸夏宗法封建势力格格不入。后来，吃了几次亏以后，楚国学乖了，摆出了向诸夏学习的姿态。不管真的假的，反正装得倒挺像回事的。这样，中原诸侯才慢慢地接受了楚国，不把他当蛮夷看了。到了战国时期，中原诸夏又把秦当作蛮夷异族来对待，合起伙来对付他，也就是“合纵”。这是因为秦国也不接受东方文化，一味地依靠武力来兼并。
我们可以把战国初期的诸侯国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鲁、卫，他们用文化来维持当时宗法封建国家的传统尊严，即使国力日渐削弱也在所不惜。第二类是以齐、晋为代表，他们以武力来维持当时宗法封建国家的正统地位，对戎狄和野蛮的楚、秦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和抵制。第三类则是以楚、秦为代表，他们几乎没有受到礼乐文化的影响，与中原诸夏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即使在特定时期有所缓和，但仍然有着很大的隔阂。
这个时期，周王室彻底衰微，文化认同感丧失了，春秋以来存在了两百多年的诸夏同盟开始解体。在“三家分晋”后的第三十三年，韩赵两国过河拆桥，合兵攻打周室，扶植两个有力的王亲，把周室一分为二：东周以洛阳的旧王城为都城，西周以巩为都城。此后，周王的力量还比不上从前一个侯国里的小封君。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所谓的霸主站出来“尊王”了，更没有叱咤风云的人物把大家召集在周王室这面统一的旗帜之下。人心散了，各人自扫门前雪，再也管不了别人的瓦上霜。
大家都意识到：人靠拳头说话，拿利益叫板，这才是时代的主旋律。
原来的世界是两极的：一极是以中原诸夏为代表的文化同盟，另外一极是与它相对立的野蛮民族。只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大家伙儿就会联合起来对付他。抗击北戎，抵御楚国北上，阻挡秦国东进，实质上，都是这两极之间的较量。而现在呢？文化的感召力没有了，联盟也解散了，世界由原来的两极变成了多极，军阀混战的场景正式拉开了序幕。对此，张荫麟先生有一个精妙的比喻，他说如果把战争比作赌博的话，那么，春秋的列强，除了吴国外，都是谨慎的赌徒，无论怎么输，都决不会卖田地典房子；而战国时代的列强却多半是烂赌的莽汉，总是会把全部家业孤注一掷，最后的结果总是富翁进去，穷汉出来。虽然也有一个赌棍，以赌起家，终于把赌伴的财产嬴了个精光。不用说，这个笑到最后的“赌棍”，就是本书的主人公——秦国。
诸夏同盟，虽然单个的力量并不大，但整合起来，却是秦的死敌。这个脱胎于游牧民族的蛮夷国家，在春秋时期，之所以在向中原进军的过程中不断受到阻拦，就是因为诸夏之间有一种文化认同的凝聚力，形成了铁板一块。可是现在，礼乐文化被破坏了，一个拳头分散成了五根手指头，再也没有向心力和凝聚力了。虽然这些国家为了自身的生存，都积极地进行变革，把自己打造成了军事国家，国力与春秋时期相比都有所增强。但是，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秦的对手。更为致命的是，他们再也无法像春秋时期那样结成统一战线了，就像一块摔碎了的玻璃，再也无法复合。到了后来，中原诸夏虽然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又重新联合起来（合纵），共同对付西方的秦国。可没有了彼此之间发自内心的认同，这种联合不过是乌合之众。不仅如此，他们彼此之间还互相猜忌，各怀鬼胎，甚至为了芝麻粒大的利益就不惜反目成仇、背弃盟誓。结果，他们一个一个地都被秦消灭了，统统当了亡国奴。
所以说，伴随着战国时代的来临，秦国的机会也来了。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拯救了在春秋末年就已经危机重重的秦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