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质彬彬的齐鲁之学（一）
诸子百家，观点不一，学说各异，他们的兴起在时间上有先后之分，在地域上也有东西之别。
首先兴起的是诞生于齐鲁大地上的东方学说，以儒墨两家为代表。我们前面说过，齐鲁这两个诸侯国都是西周首封的诸侯国，文化氛围极为浓厚。而诞生在这里的儒学，自然崇尚文化、重视历史，它的研究对象，往往是整个社会，而不是简单地谋求富国强兵之术。总之一句话，他们是大道理讲得多，实用策略谈得少。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们的学说并不是跟在政治和时局后面亦步亦趋，而是更加偏重哲学。他们想要在这个时代重新塑造人的信仰，确立行为规范，整顿社会的秩序。他们关心的不是一国的成败，一家的兴衰，而是整个人类，整个民族的文明进程。
任何一种偏重于教化的学说，对现实的功利都很冷漠。相反，偏重于功利的学说，又无法为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本。随着历史的演进，“内圣之道”和“外王之术”
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隔阂和断裂。这估计正是庄子所说的“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意思吧。在东方文化看来，修身养性和治国安邦在表面上虽然可以结合在一起，但是“内圣外王”的天平最终还是倒向了“内圣”，个人的安身立命似乎比治国安邦更有价值。正是对个人心性修炼的过于强调，使得“齐鲁之学”在安邦定国的实践方面没有多大的指导意义。无论是儒家提出的“人性善”的主张，还是墨家提出的“兼爱”的主张，最后都成了疲软无力的说教。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来看一段孟子和魏惠王的一段对话。
孟子去见魏惠王，魏惠王问他：“先生不远千里而来，是不是给我们国家带来什么好处啊？”魏惠王真的很势利，目的性也很强，开门见山，先问问有什么好处。
一向淡漠物质利益、注重道德修养的孟子肯定不爱听这样的话，所以回答说：“你干嘛一上来就问有什么好处？难道没好处就不行吗？其实，要对国家有好处，只要讲仁义就够了。如果大家都管自己讲好处，你代表国家要好处，大夫代表家要好处，老百姓也给自己要好处，上上下下都互相要好处，国家会好到哪里去呢？只有讲仁义，讲情感，儿子才会真心实意地孝敬父母，不会在危急时刻抛弃他们，臣子才会尽职尽责地忠于君王，不会在国家危亡时刻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背叛。”确实，如果一切都讲“好处”，都算计利益，那么父子之间、君臣之间不就成了一种交换关系了？一旦出现危机，那人人都管自己逃命，国家哪里有不灭亡的道理？
这里，孟子对谈好处很感冒，并不是说他排斥好处，而是反对赤裸裸地讲功利。在他看来，所谓的利，是仁义的自然而然的结果，而不是刻意追求的东西。一旦追求利益，就会利欲熏心，人性就会堕落。只要君主能够修身养性，爱戴自己的子民，做到“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那国家自然能够上下一心，同心同德，固若金汤。这一点，从后面孟子和子思的谈话可以看出来。
孟子问他的老师子思：老师，要怎么样才能治理天下，安抚人民？子思说：那要先做对他们有利的事情。孟子听了老师的话很疑惑：君子治理天下，教化民众，倡导的是仁义，您怎么张嘴闭嘴都是物质利益啊？子思说：只有讲仁义，才能得到更大的“利”。相反，不讲仁义，眼睛只盯在眼前的利益上，恰恰得不到利；讲仁义，看似没有谈利益，其实恰恰得到了大利益。这种观点很像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的说法。所以孟子说，仁义能带来利益，是附带的，而不是追求的结果。这也是董仲舒所说的“正其义而不谋其利，明其德而不计其功”，也就是说，做什么事都要本着匡扶正义的精神，而不要带着功利的目的。
这就是孟子的“王道”思想，也就是以“修身”为起点，向外扩展，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而不需要搞那么费劲地上下求索，浪费心机。有了仁义，一切都OK了。孟子的这种理念，很深刻，很有远见，他想要通过社会风气的整体改良、人性的全面塑造来影响政治和文化，从而实现“天下大治”。利益的东西不能团结人心，在家破国亡之际，追求利益的人就会离心离德，作鸟兽散。正如毛遂出使楚国的时候对楚王所说的：“当年商汤只有七十里地，能够称王，周文王只有百里地，却能令诸侯称臣，是因为他们军队的强大吗？”这些贤明的君主靠的是道德，靠的是自己的威望和完美的人品，才得以让四海臣服。所以，武力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仁义才是最主要的。
我们不能说孟子这种思想不高尚，也不能说这种思想不深刻。但是，他生错了年代。当时的诸侯国需要的是让自己的国家迅速富强起来，以免被别人吃掉。在这个人人自危的竞争生态中，你大谈仁义，有多少人会感兴趣？魏惠王不感兴趣，秦孝公更不会。齐宣王向孟子请教如何称王，孟子说：“与民同乐，则王矣。”这种看似高尚的治国之道显然没有多少可操作性。滕文公受到齐国的军事威胁，向孟子请教解除危机的对策。孟子说：“只要你行善，哪怕现在丢失了土地，你的后世子孙也一定能称王。”这也只是大道理而已，没有人会信服。好比我正在吃苦受罪，有人告诉我说：“没关系，只要好好做人，不偷不抢，你的儿孙必定能大富大贵。”听到这样的话，谁心里都不会舒服。儿孙会不会大富大贵很难预料，但现在需要改变自己吃苦受罪的命运才是真的。
正是由于对定国安邦的外王之术没有多少贡献，以儒家为代表的“齐鲁之学”在战国年代备受冷遇。而孟子的一生，也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他四处游说，又四处碰壁，一生怀才不遇。他甚至还不如孔子，孔子还在鲁国当过几天低级公务员，而他却总在奔波，背井离乡。
文质彬彬的齐鲁之学（二）
在当时的齐鲁大地上，和儒家并称为“显学”的还有墨家。墨家的创始人墨子也是鲁国人，不过比孔子后出。墨子早年也是儒家的门生，后来由于与儒家的观点发生了分歧，渐渐和它分道扬镳，另起炉灶，创立了墨家。
墨家发源于社会底层，对战国时期人民的苦难有着更多的体察。正因为此，墨家学说的出发点往往考虑社会实际，少了儒家那种“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意气。也正是这一点，使得儒墨两家的距离越拉越大。墨家批评儒家对精神世界的偏执甚至变态的追求往往忽视人的现实生活。父亲死了，守孝三年，孝是尽了，但生产怎么办？大家都去守孝，地里的庄稼谁来收割？你把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都丢到棺材里去了，活人靠什么生活？亲人死了，你哭得死去活来，把身体都哭坏了。结果死了的人也活不过来，活人还遭罪，有必要吗？儒家的礼节繁琐，规矩多多，人们本来做一些事情是出于内心的情感，结果搞得大家都很郁闷，所以得不偿失。从这里看，墨子算计的是“值”和“不值”的利益权衡，而忽视了更为深层次的精神诉求。
墨家虽然注重现实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但和后面我们所要谈到的“三晋之学”还是不一样的。“三晋之学”目光狭窄，往往只关注一国一姓的富强，对其他则不管不顾。而且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老干损人利己的事。但墨家倡导的是博爱，讲的是人道主义，以人为本，他关心的是整个下层人民的苦难，而不是为了哪个政权服务。正因为这样，墨家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注重实用技术的学派，致力于通过提高科技水平来推动社会的进步。
同时，墨家也像儒家一样，注重人性的改造和社会风气的改良，而不是单纯地追求功利。墨家的政治主张是“兼爱”、“非攻”。兼爱，就是呼唤整个社会要彼此友善，要建立和谐社会；非攻，就是呼吁各诸侯国之间停止战争，不要搞霸权主义。
只有大家彼此友善了，才能避免两败俱伤，也就是所谓的“兼相爱，交相利”。
墨家厌恶战争，正是出自对下层老百姓的苦难的同情。战争是杀人的机器，在《非攻》中，墨子一连用了八个“不可胜数”来揭露战争直接杀人和间接杀人的残酷性。他指出，战争除了“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之外，老百姓因战争贻误农时，住不安稳，饭吃不饱，因为受冻、挨饿、疾病等原因而死亡的，就更“不可胜数”了。然而，那些王公贵族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哪里管百姓死活，没事有事都要打仗，像玩似的。这样的厮杀，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耗费了国家的钱财，削弱了国家的实力，牺牲了本国的百姓，耽误了农业的生产。要是大家能够彼此心里都存有善意，做事讲仁义那多好啊。“爱人如爱己身”，天下不但能够和平，而且彼此都能得到利益，何乐而不为呢？
为了让这些杀红了眼的诸侯放下手中的屠刀，墨家还搬出了鬼神。在墨家看来，鬼神不仅是存在的，而且还看护着这个世俗的世界，奖善罚恶。在墨子看来，儒家之所以会“丧天下”，就是因为不相信鬼神。无神论比有神论更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当什么都不怕，没有信仰的时候，人在行为上就会毫无忌惮。所以，要使天下安定、秩序井然，方法就不应该是儒家的“敬鬼神而远之”，而应该是“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
上尊天，就是要求大伙儿特别是君王要顺应天意，对老天爷要有敬畏之心。老天爷往往会通过生与死、贫与富、治与乱这些人间的现象表达自己的看法，那么，君王就应当像古代圣王那样“祈福于天”。中事鬼神，则是说不能怀疑鬼神的存在，更不能怀疑鬼神“奖善罚恶”的能力。鬼神的存在，会让我们有忌惮之心，因为鬼神始终在盯着我们，我们的所作所为都被他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然后到一定时候再算总账。下爱人，就是通过人世间的“人事”迎合“天”的意志，满足“鬼神”的需要。在墨子看来，只有“兼相爱，交相利”才能做到这一点，否则，彼此之间老是瞎折腾，那肯定会违反“天意”，惹怒鬼神，一定会遭到天谴的。
在墨子这里，“兼爱”的态度不能说不真诚，“非攻”的追求不能说不高尚，他硬要证明鬼神存在的思路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可惜的是，他和孟子一样，生错了年代。在弱肉强食的年代里，让人停止战争无异于让他停止生存，让人家搞博爱无异于把他送上断头台。而且，鬼神也帮不了人。那些不相信鬼神的人花天酒地，夜夜笙歌，而那些信仰鬼神的人却颠沛流离，朝不保夕。在这些铁一样的事实面前，墨子的呐喊是多么疲软和无力啊。
在战国的刀光剑影中，墨家的学说就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在整个社会整体陷入疯狂的岁月里，哪里还会有人有耐性去听这些像天方夜谭一般的说教。和孟子的“与民同乐”的“王道”思想一样，墨家的“兼爱”、“非攻”也是不可能被各路诸侯采纳的。最后，这一派的成员只好身体力行，奉行清修苦行，强调动手实践，靠自己掌握的技能协助正义战争，抵御侵略。这就是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墨攻”和“墨侠”。
墨家的命运相当凄惨。儒家在战国时代虽然被抛弃，但由于大秦帝国的迅速灭亡，终于被后继的大汉王朝捧了回来，成了正统和官学。战国时期累累如丧家之犬的孔子和孟子，也被追称为“圣人”和“亚圣”。但墨家在汉代以后就销声匿迹了，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过于浪漫的“兼相爱”也成了中国历史中的千古绝响。
纵横捭阖的三晋之学（一）
在儒墨为代表的“齐鲁之学”兴起之后，在赵、魏、韩三国又兴起了一股思想潮流，其中包括法家、兵家和纵横家。为了与“齐鲁之学”相对应，我们可以称它们为“三晋之学”。
“齐鲁之学”和“三晋之学”不仅在发源地上有东西之别，而且它们的关注重心也差了很远。“齐鲁之学”偏重于人文教化，而“三晋之学”却是崇尚权力而轻薄道德的。这种学说关心的不是个体的安身立命，更不是社会风气的改良，而是专心致力于国家的富强。与“齐鲁之学”相反，他们的大道理讲得少，而实用性策略谈得多。哲学讲得少，政治法律却是大谈特谈。我们所熟悉的李悝、商鞅、吴起、申不害、韩非子、苏秦、张仪，等等，几乎都是来自三晋一带。
三晋的专家们都有一技之长，要么会治国，要么有谋略，要么懂兵法，他们朝秦暮楚，在各国诸侯之间游走，号称“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叛）魏魏伤”。虽然他们奉行的是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但却是顺应了战国时代的需要，正对了当时各家诸侯的胃口，所以大受欢迎，成为了战国舞台上一股红得发紫的力量。
“三晋之学”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派别，而是多个思想派别的总称。其中，最主要的是法家、纵横家和兵家。
在韩非之前，法家思想主要分为三派：一派以慎到为首，强调“势”（也就是权力与威势）在政治与治国术中的重要性；一派以申不害为首，强调“术”，也就是政治权术；另一派以商鞅为首，强调“法”，也就是法律与规章制度。后来，水平更高的韩非把这三种观点揉捏在一起，最终建立了“法”、“术”、“势”三者结合的法家体系，从而成为了法家的集大成者。在韩非看来，这三样东西，都是帝王必须具备的，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