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秦帝国的野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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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精神不文明建设(3)

法家和儒家走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子。儒家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而法家却认为是恶的。在法家看来,治理国家,不能寄希望于百姓的善良,而是要想方设法约束他们不去作恶。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也不是人性的改造和社会风气的改良,而是如何富国强兵,如何统治老百姓,如何把其他诸侯国踩在脚下,置于死地。商鞅在《商君书》中更是赤裸裸地把疲软无力的道德仁义比喻为“毒虱”,把文化官员骂为“虱官”。在他看来,这些东西,只能让人变得疲软,让国家变得弱小。你想啊,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都有了文化教养,都去遵守礼法,修善积德,讲孝悌、重诚信,建立了和谐社会;都不去攻城略地、斩人首级,变得文质彬彬,温良谦让爱和平,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生存?所以,法家大力排斥人文教化。

在他们眼里,人民有了知识,得到了教化,肯定会反对残暴统治,肯定会诽谤朝政。老百姓有了文化,想得多了,会危害国家安全。所以,在他们眼里,治理国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人不去学习,不去思考,只有愚弄老百姓才可以统治老百姓。

除了法家之外,“三晋之学”中还包括那些专攻“纵横捭阖之术”的纵横家,以苏秦、张仪为代表。他们专门奔走在诸侯之间搞“合纵”和“连横”,很受各家诸侯的青睐。他们以一介百姓的身份劝说诸侯,陈述利害,阐明大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能够用三寸不烂之舌说退百万雄师,也能用纵横之术解决不测变故。想当年,苏秦手持六国相印,联合六国军队,逼迫秦国放弃帝位,那是何等的风光!孟子说过,苏秦要是怒了,那诸侯都要怕怕的,他要是心情好,那天下就太平了。另一个耍嘴皮子的大佬张仪也很有本事,只说了几句话就得到了楚国六百里地,他还协助秦国推行“远交近攻”的战略,最终消灭了六国,统一了天下。

还有兵家。兵家是伴随着战国的刀光剑影走来的一个学说派别,专门研究战争过程中的战略和战术。这种学说在三晋最盛。春秋时期的孙武,战国时期的吴起、孙膑、白起、尉缭、魏无忌,都是兵家的代表人物。同法家和纵横家一样,兵家也是最讲究实际功效的。他目的很明确:就是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把对方置于死地。

不战而屈人之兵也好,火攻也行,离间也罢,所有一切的手段只为一个明确的战争目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讲,战场估计是世界上最卑鄙的地方了,因为战场上没有父母、兄弟、朋友,没有人情,更没有道德,那里有的只是生和死。抛开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不谈,单就战争本身而言,它能把人性中的恶全部暴露出来,但也会使人的智慧发挥到极致。所谓“以奇治兵”,说的就是要出其不意,不按常规方式出牌;所谓“兵以诈立”,则是说,弥漫在战场上的都是谎言,没有一丝真实。

总之一句话,战争是没有游戏规则的游戏,而兵家,则是最不讲原则的一个学派。

纵横捭阖的三晋之学(二)

无论是法家、纵横家,还是兵家,说到底,都是一种“无道之术”。虽然他们的学说能够卓有成效地左右时局,迸发出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但这股力量因为没有道义作根基,没有信仰把持方向,最终沦为了赤裸裸的唯利是从:只要能达到目的,一切仁义道德都可以抛之脑后。但他们的针对目标是不同的:法家的目的是治理国家,统治百姓;纵横家针对的是国家之间的交往和周旋;而兵家则是着眼于兵戎相见的战场。

同他们的学说一样,三晋的专家们自己在为人处事时,也处处实践着谎言和诡计。我们前面提到过,当年商鞅入秦,为了能够接近秦国高层,收买了秦孝公身边的宠臣景监。为了能够打败魏国,他甚至不惜用自己和魏国公子虔之间的情谊作砝码,骗取对方的信任。

还有张仪,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卑鄙的事可没少干,他十足就是个流氓加无赖。公元前313年,秦惠王想攻打齐国,但他怕齐、楚结成联盟,就派张仪到楚国游说楚怀王。张仪利诱楚怀王说:“楚国如果能和齐国断交,秦国愿意把商於的六百里地献给楚。”楚怀王竟然相信了,马上和齐断绝了关系,并派人到秦国接受割地,但这个时候张仪却对楚国使臣说:“你搞错了吧,大哥,我和你们大王说好的是六里地,不是六百里。”楚国的使臣发着懵回到了楚国,把张仪的话告诉了楚怀王。怀王一怒之下,兴兵攻打秦国。秦惠文王十三年(前312年),秦兵在丹阳(今豫西南丹水之北)大败楚军,俘虏了楚将屈丐等七十多人,还攻占了楚的汉中,略地六百里。就因为这场战役,楚国元气大伤,逐渐衰落。

还有兵家的吴起,虽然是领兵打仗的好手,可确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尽干些假仁假义、杀人不见血的勾当。吴起在魏国当将军的时候,与最下等的士兵同样穿衣吃饭,睡觉不铺席子,行军也不骑马,亲自挑士兵的粮食,和士兵们分担疾苦。

他这种做法,看起来好像是与士兵同甘苦、共患难,但他的最终目的不过是让士兵“乐死”,也就是心甘情愿地去送死。有一次,士兵甲患了毒疮,吴起为他吸吮毒汁。士兵甲的母亲听说后却失声痛哭。有人奇怪地问:“吴起将军亲自为你儿子吸吮毒疮,你还哭什么呀?”士兵母亲答道:“当年吴将军为娃他爸也吸过毒疮,后来他爸作战时从不后退,结果死在了战场上。吴将军现在又为我的娃吸毒疮,我不知道他都会死在哪里啊,所以我要哭啊!”

三晋人士对人文教化不屑一顾,自己也没有坚定的原则和真诚的信仰,谁能够给他们施展才华的平台,他们就投靠谁,谁能给他们丰厚的待遇,他们就为谁卖力。就拿苏秦来说,他本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但志向远大,曾经跟随鬼谷子学习谋略之术多年。学成毕业后,就开始游说天下,推销他的纵横之术。他在秦国没有受到重用,于是就跑到了燕国。吴起也是这样,鲁国不理他,就跑到魏国,魏国不要他,就又跑到了楚国。还有商鞅,本来是卫国人,但因为自己的主张见解和他家乡浓厚的宗法文化格格不入,就来到了魏国。但是,他在魏国仍然没有得到重用,就西奔投靠了秦国,终于得到秦孝公的赏识,这才做出了一番事业。

后来投靠秦国的李斯,更具有典型性。他是受到了厕所里的老鼠的启发,才决定走上仕途的。据说李斯年轻的时候在楚国的郡府里做低级公务员,过得比较郁闷,感到怀才不遇。有一天,他一个人住在宿舍里,去上厕所时看到老鼠在偷吃粪便里的残物,每当有人或是狗走近,老鼠们就惊恐不安,纷纷逃窜。李斯看到这一幕,很有感触,觉得这些老鼠很可怜,活得很悲惨。有一天,他有事去政府的粮仓,看见粮仓中的老鼠个个肥大,住在屋檐下,饱食终日,也不受人和狗的惊扰,悠闲自在,不亦乐乎,和厕所里的老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李斯见了,浑身一震,突然间犹如醍醐灌顶,脑袋猛地就开了窍。

自此,李斯作出了一生之中最大的决定——要做仓中的老鼠,不能做厕所中的老鼠。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提高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于是,他辞掉了公务员,去投靠当时的大学者荀况学习“帝王之术”。毕业以后,李斯决心学有所用,准备用自己的所学游说执政当权者,参政当官,博取高爵厚禄,彻底改变自己的地位。他对国际形势作了细致而深入的分析,决定离开楚国到秦国去。

恰好,此时的秦国打开了方便之门,正在招拢天下人才。临走时,他对老师荀况说:“弟子听说过这样的话,机会来临的时候,万万不能错过。眼下是各国争雄的时代,游说之士主持着各国的政事。秦王有意吞并天下做皇帝,这正是我们这些平民专家纵横驰骋、博取功名的好时机。人处在卑贱的地位就会不思进取,就像圈养的禽兽一样,只能张嘴等着人家来喂食,只不过有了一张人脸,两条腿可以行走罢了。所以说,卑贱是人生最大的耻辱,贫穷是人生最大的悲哀。长期处于贫贱的地位,贫穷的境地,反而讥讽富贵,厌恶利禄,用无为作为托词来自我安慰,这是无能的表现,绝不是我们应有的情怀。老师,我决定去秦国,去游说秦王。”

后来的故事,大伙儿应该都知道了。李斯来到秦国,凭借自己三寸不烂之舌和学到的“帝王之术”,终于攀上了高位,位极人臣,当上了仓库中的老鼠。但是,老鼠终究是老鼠,到任何地方都是寄生。如何能够寄生得好,寄生得舒服,才是他绞尽脑汁要想的问题。至于忠君爱国,民族大义,苍生黎民,根本不关他什么事。

一旦危险来临,他还是要跑。到了后来,秦始皇病死沙丘,赵高、胡亥假托始皇遗言,篡改诏书,谋上作乱。李斯最终当了帮凶,站在了赵高和胡亥的一边,这就是明证。

这就是三晋人士的风格。苏秦、吴起、商鞅,还有李斯,他们一般出身比较贫贱,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也非常迫切。这使得他们为人处世极度地功利。他们确实很有才,但却是有才而无德,朝三暮四,反复无常。一旦自己的利益有了危险,不是变节,就是逃亡。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德才兼备才算是真正的人才。有德无才,或者有才无德,都不能算真正的人才。甚至,“有才无德”比“有德无才”更可怕,因为它能造成更大的危害。三晋的专家们,多半都是这种有才无德的小人。

有人曾经问孟子:“像张仪、公孙衍这样的纵横家,是不是可以称得上是大丈夫?”孟子不屑地哼了一声,说道:“如果以恶行来作为评价标准,他们确实够得上是大丈夫了。”那什么是真正的大丈夫呢?孟子接下去说了一句被中学语文课本收录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样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大丈夫。”

也有人问扬雄:“张仪、苏秦学习鬼谷子的谋略智慧,推行合纵连横之术,各自使中国得到了十几年的安定。这么说对吗?”扬雄回答说:“这些人四处撞骗,尽干些不仁不义的事,圣人很厌恶这样的人。”有人问:“读孔子的书而做张仪、苏秦那样的事,这又怎么样?”扬雄回答说:“这就好比有着凤凰般的嗓音却长着凶鸟的羽毛,糟糕透了!”有人问:“孔子的弟子子贡不也是这样做的吗?”扬雄回答道:“子贡是为了排难解纷,张仪、苏秦为的是谋取富贵,他们进行游说的目的根本不同。”

有人问:“张仪、苏秦能不蹈前人覆辙,也算是卓越的人才吧!”扬雄回答说:“上古时候,舜帝排斥奸佞小人,能说他没有考虑他们的才干吗?那种人倒是有才,但不是我们所认为的才干!”

这么看来,无论是孟子,还是扬雄,对纵横家的评价都很低。推行谋略,而不讲道义,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注定是一个走不出的死胡同。苏秦、张仪推行纵横之术,孔子的学生子贡也在各国进行游说,但后人对他们的评价却大相径庭。究其原因,在于子贡是在为天下苍生谋福祉,但苏秦、张仪的动机却只是谋求个人的地位和权力。正如扬雄的那个比喻:他们有着凤凰般的嗓音,却长着凶鸟的羽毛。其实,朝秦暮楚的纵横家不过是三晋人士的一个缩影。他们总体上都是这么一个风格:千方百计谋功利,没心没肺弃仁义。

师夷长技以制夷

面对东方学术文化出现的“齐鲁之学”和“三晋之学”两派,向东方学习先进文化的秦国,必然会有所取舍,有所选择。显然,纳入秦国视野的是经世致用的“三晋之学”,而不是华而不实的“齐鲁之学”。

我们前面提到过,秦人僻居西土,出身游牧,又是战争立国,就文化而言,较东方远为落后。战国之前,东方的礼乐文化一统天下,秦国由于自身的历史传统根本无法融入东方的大家庭,也无法将这种礼乐文化嫁接到本土。可是,战国时期,以礼乐文化为代表的统一的精神支柱陡然倒塌了,私学纷纷崛起,整个社会没有了统一的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对于急于向东方学习的秦国来说,无疑是重大的历史机遇。

话说回来,秦国为什么急于向东方学习呢?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

战国初期的秦国内外交困,处境怎是一个惨字了得:对外部而言,东进道路被强大的晋国牢牢扼制,而且秦国的外交形象大坏,遭到了东方诸夏的联合绞杀。对内部而言,随着自身疆域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原来那种高度军事化的管理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秦国的进一步发展,迫切需要改革,对国家的财富和资源重新进行分配。这种管理模式的转换是一种“智力”的工作,远远不是舞刀弄枪能够解决的。于是,秦国把目光投向东方,寻求解决方案。秦孝公在对比秦国昔日的辉煌和当今的败落时痛心疾首。作为一位极想有所作为的君主,秦孝公心中的感慨和悲痛可想而知。

为了能够重现昨日的辉煌,他下了一个很重的筹码:宾客群臣,无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专家,只要能够让秦国强大起来,他不仅提供高官厚禄,而且还不惜分给他土地,与他共坐江山。

东方文化,正是在这个时候传入秦国的。说得更确切一些,是一大批东方人士入秦,带来了文化的新鲜空气。但是,秦国吸纳东方文化,秦孝公招纳人才,目的只是为了强壮秦的国力,而不是教化子民,改变自身那种野蛮的形象。其实,东方诸侯把秦看作蛮夷,会盟时也不让他参加,并不是因为他不强大,而恰恰是因为秦国没有礼义文化。对此,不知道秦国是没有意识到,还是有意识地规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