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的兴盛就是从这次迁徙开始的。他们来到了一片肥沃的土地。这里是泾渭河流冲刷而成的河谷平原，气候宜人，土质松软，简直是天然粮囤。一个擅长农业的民族，历经苦难，饱经沧桑，来到这片丰饶的土地，那还不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因此，周的GDP直线上升，仅仅数十年的光景就变成了一个富强之国。随之，周王室造宫殿，修宗庙，建城郭，到了姬昌（也就是周文王）一代，还有意识地接受商文化，与商通婚，促进了周人的开化。
周本是殷商的一个诸侯国。姬昌被商王封为“西伯”，统领西方诸侯，所以姬昌又被称为“西伯侯”。自周强盛以来，雄心已起，始终坚持东部大开发战略，对殷商江山虎视眈眈。慢慢地，殷商和姬周之间开始有了摩擦。周作为一个地方诸侯逐渐不听殷商这位中央领导的话了，而殷商也切身地感觉到了周的威胁。正因为这样，今天出土的甲骨文的卜辞中出现了很多关于“寇周”的记载。在姬昌去世前九年，他自称接受了天命，改元纪年，国号为周，公开和朝廷叫板。此后六年，周依次消灭了商朝四个较大的诸侯国，势力越来越大，造成了“三分天下（周）有其二”的局面。随后，周又在岐之东建立了新都丰邑（今陕西长安县附近），东进意图更加明显。
文王死后的第四年（公元前1046年）春天，他的儿子武王联合若干诸侯国，大举伐商，仅牧野一战，就把商朝给灭了。据说当时很多老百姓竟然开门揖盗，纷纷倒戈，以至于诸侯联军长驱直入，直接攻陷了商的都城朝歌。
殷商的灭亡，又一次将嬴姓一族推到了命运选择的十字路口。当时，很多嬴姓的后裔都在商纣王政府担任高官。特别是中衍一系的后代蜚廉和他的儿子恶来，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极人臣，显赫一时。蜚廉与费昌一样，是位善于驾车的出色司机，而恶来是个大力士，据说手能劈虎，父子二人对殷纣可谓忠心耿耿，都竭尽自己所能为气数已尽的殷商效力。
商朝的命运，注定了蜚廉父子将走上一条不归路。嬴姓是商朝的贵族，是殷族的本家，两者有着共同的族源和血缘关系，不可能像其他部落和族系一样当墙头草，弃商归周。但是，他们又无法挽回败势，扶殷商大厦于将倾。武王伐纣，牧野大战，恶来率领敢死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最终被周武王杀掉。而蜚廉当时正在北方为纣王采石，幸免于难。对殷商忠心不二的蜚廉回来以后，见纣王已死，殷商已亡，痛心疾首，自己孤零零一个人爬上了霍太山，筑坛祭拜殷纣王。结果得到了一口石棺，石棺上铭文说：“上天让你幸免于殷亡之乱，是怜你对殷商的一片忠心。现赐你石棺一口，以光耀后代。”蜚廉死后，就葬在了霍太山。
这些细节都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下来的。太史公老人家写史书，看起来叙事平稳，并且还讲了许多荒诞不经的神话和传说，但其实他在其中已经给了我们很多暗示。而这些暗示，才是真正的信史。他从不评论历史，而是让历史自己站出来说话，这种“微言大义”的本事，后世无人能及。这里也是一样，司马迁虽然没有明说，我们仍然可以从“恶来战死”、“蜚廉坛祭”的描述中感觉到嬴姓与殷商之间有一种同气连枝的关系。如果没有同出于东夷一族的血缘纽带，嬴姓一族也不会在殷商如此显贵；如果没有这种族源信任关系，嬴姓一族也不会誓死效忠；如果没有这一层关系，嬴姓的后裔完全可以像以前弃夏归商那样弃商归周。但是，他们无法做到这一点。都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可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坚守，何尝不让我们动容？
不消说，和殷商的关系越亲密，和周朝的关系也就越疏远。嬴姓在殷商时期越显达，在西周也就越边缘。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前朝是座上客，到后朝就成了阶下囚。正因为和殷商的这种亲缘关系，西周初期的嬴姓一族经营地相当惨淡。特别是恶来的后裔——秦，更是始终没有得到周朝的信任。对周朝的历代君主而言，秦，是可以利用的，但绝对不可靠。正因为如此，周朝从头到尾都在利用秦，不管是一开始的西陲大夫，还是后来分封为诸侯，秦的地位一直都是最低的，直到秦把周灭掉，自己当了老大。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被强迫迁徙的异族
商朝灭亡得如此之快，不仅让后来的人瞠目结舌，就连周王室自己，也像做梦一样，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在西周初期几代君主的意识中，他们始终铭记着“小邦周”代替“大邑商”的戏剧性转变，老在考虑小邦为什么能够轻易取代大国、大国为什么会一败涂地的问题。为了巩固自己的君王地位，避免重蹈殷商的覆辙，周王室一方面强调以德治国，反腐倡廉；另一方面则加强了对商的母族——东夷各族的镇压。他们知道，商朝虽然已经被灭了，但和商朝有着血缘关系的东夷各族却没有臣服。他们虽然暂时被镇压了，没有轻举妄动，但那是因为没有机会，一旦有了机会，他们肯定会得势不饶人。
武王克殷后两年过世，儿子成王继位。成王年幼，王叔周公旦（没错，就是“周公解梦”那个周公）以开国功臣的资格摄政。管叔鲜、蔡叔度心怀不满，散布谣言，说周公旦要谋反，并鼓动纣王的两个儿子武庚、禄父联合诸侯国奄和淮水下游的东夷各族发动叛乱。周公东征了三年，才将这场大乱平定。这场东征，虽然史书没有详细记载，但其中的艰苦性是可以想象的。《诗经·豳风》里有一篇叫做《东风》的散文，相传就是周公东征之后所作：“我出征到了东山，常年不能回家。
我从东边回来，细雨蒙蒙连绵不绝。鹳在小丘上鸣叫，妻子在屋中叹息。打扫庭院，堵塞鼠洞，我的征人就要回来了。那圆圆的葫芦，放在裂开的木柴上，从我没看见它算起，已经有三年了。”
这位多才多艺的周公东征平叛后，给了殷商残余势力毁灭性的打击，彻底击垮了殷商的残余势力和东夷部族。随后，周公又对其做了分化工作，化整为零，免得他们凑在一起生事。就这样，殷商的后裔或部族，有的被分散赏赐给诸侯（如分给鲁国的殷民有“六族”，分给卫国的殷民有“七族”），有的被强制迁徙，有的逃亡远方，北去东北以至朝鲜半岛（这么说来，今天的朝鲜和韩国就是当初逃亡的商人的后裔），南到江南都有。
叛乱虽然被平定了，但东夷始终是周的心腹大患。为了加强对东夷的控制，周公东征以后，随即又请王命在今天洛阳的地方建造一个宏伟的东都，称为成周。东都成周与武王所建的西都镐京（也就是岐、丰之地）东西相对，互相照应。这样两个都城，既巩固了自己的老根据地，又加强了对东方的控制，算得上是两全其美。
东都修建好后，周公又把一大部分“殷顽民”远迁到那里，放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时刻监视。从此，东方可以高枕无忧了。后来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也是效仿了周人的做法，“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把六国中那些有钱有势，有资格有条件造反的贵族全部迁到自己的眼皮底下来看着，防止他们叛乱。但令周人始料不及的是，他们真正的大患其实是在西方，而不是东方。
嬴姓估计就是周公平叛以后被强制迁徙的东夷分支。也许嬴姓参与了这场叛乱，被俘虏以后，成为周人眼里最危险的东夷恐怖分子，于是被强制发配到大西北西戎反动分子经常出没的地方劳动改造，一方面替天子养牛牧羊，另一方面可以抵抗西戎对周的威胁。
这样一个带有前科，底子不干净的部族肯定得不到周王室的信任。对于周朝的历代君王而言，嬴姓部落估计也仅仅只有利用价值。一方面，可以给自己养牲口、赶车，另一方面，可以用来牵制西戎。表现好了，就给个枣吃，表现不好，那就等着喝西北风吧。
我们上面说过，蜚廉和他的儿子恶来一起为殷商效力，后来恶来被武王所杀。
蜚廉还有一个儿子叫季胜。季胜的儿子是孟增，孟增很受周成王宠幸，被封到了宅皋狼。孟增又生了衡父，而衡父生了造父。传说造父在桃林一带得到八匹骏马，调训好后献给周穆王拍马屁。周穆王配备了上好的马车，让造父当司机，经常外出打猎、游玩。有一次，周穆王西行至昆仑山，见到西王母，开心得不得了，竟然忘了回家。而正在这个时候，忽然传来徐国徐偃王（也是嬴姓诸侯国）造反的消息，把周穆王急得不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造父驾车日行千里，使得周穆王迅速返回了镐京，及时发兵打败了徐偃王，平定了叛乱。由于造父在平叛中立了大功，周穆王便把赵城（今山西洪洞县北赵城镇）赐给了他。自此以后，造父一族就称为赵氏，成为了赵国的始祖。
自蜚廉之下五世至造父，嬴姓这一支系凭借自己善驾的传统本领终于得到了周王室的信任，被封到了赵，有了自己的姓氏。古代以封邑为姓氏，造父一族于是被称为“嬴赵”。分析其暴发的原因，无非有二。首先，嬴赵一族充分发挥了本族善于驾车的本领，处处表现自己的忠诚，不是为领导寻找宝马良驹，就是陪同首长游山玩水。尤其是造父，在平叛徐偃王造反的过程中立下了大功。有功自然有赏。其次，季胜一系要比恶来一系底子干净，最起码没有参加助纣反周的反革命活动，三代根正苗红，算是一个革命分子。因此，这一支系获得信任和封邑还是要容易一些。尽管这样，造父也仅仅只被赏了一座城，在政治上仍然没有地位。
第一块根据地
我们再来看恶来这一系。
恶来的儿子是女防，女防生了旁皋，旁皋又生了太几，太几生了大骆，而大骆生了非子。到了非子这一代，该系仍然无所作为，既没有封邑，也没有政治地位，更别说有自己的氏了。只能投奔了赵城的造父，寄人篱下，不可谓不惨淡啊！
非子居住在犬丘（今甘肃天水市西南）。犬丘已经接近西周西部的边界了，荒山野岭，自然无所作为。非子喜好马和各种牲畜，畜牧技术精湛。犬丘人把这个养马高手推荐给了当时的周孝王。孝王于是就把非子派到汧水、渭水之间（今陕西宝鸡附近）负责养马。非子很能干，马匹繁衍得很快，周孝王非常满意。
据今天的考古学者推测，非子为周孝王养马的牧场是汧水、渭水交汇冲积而成的一片河谷地。这里是一片肥沃的河谷盆地，加上气候湿润，是天然的农牧场所。
于是，“汧渭之会”就成了秦最早的根据地。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周室崛起的地方，周古公率领部族迁徙到这里，才有了后来西周的强盛。后来，秦国以农耕畜牧立国，就是占尽了地利。若干年后，秦文公向东狩猎，来到这个地方，回想自己的祖先所走过的不平凡的道路，发了万千感慨。最后，秦文公甚至将秦的都城也迁到了这里，自此打开了向东扩张的窗口。
孝王见非子养马养得很有前途，就打算把他立为大骆的正宗继承人。如果此事能成，非子一族就真的能够拥有“汧渭之会”这块土地了。但是，这个时候突然蹦出来个申侯，对这件事横加阻拦。申侯是当时西姜申戎的国君，有一个女儿，嫁给了大骆，为正妃。她生的儿子叫成，已经被立为嫡子。是亲三分向，申侯在内心里根本不想让非子来继承父业，夺了自己外孙的位置。
于是，他找周孝王去论理，他的意思说得很明白：嬴姓一族被强制下乡到大西北来以后，由于受犬戎的同化，已经是西戎的一部分了。申国的祖先郦山之女嫁给了嬴姓的祖先胥轩，通过和亲，才把这一系拉拢了过来，成为和睦西戎、保卫周朝西陲的重要力量。而他自己，也是把女儿嫁给了大骆，目的仍然是拉拢嬴姓一族。
因此，让谁来接班，已经不再是大骆的家务事，而是一个关系国家是否稳定的政治问题。一旦废嫡子成而立非子，和亲拉拢嬴姓的目的就会失败。和亲失败，西戎总有一天会造反，那时候西陲边界就没有现在的稳定局面了。
申侯的这种论调无疑是揣着小心眼的。他心里也许根本没有替周朝的社稷江山打算，唯一的私心不过是担心自己的外孙失去继承权罢了。后来历史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到了西周末年，周幽王宠爱艳妃褒姒，废太子而立褒姒之子，并多次耍看诸侯玩，造成诸侯反叛。这个时候，申侯（当然已经不是上面的那个申侯了）竟然趁火打劫，勾结西戎造反，大举伐周，最后攻陷镐京，把周幽王杀死在骊山下，导致了西周的灭亡。看来，对周朝来说，申国本身就是一个定时炸弹，让他去推行和亲政策保卫西陲边疆，迟早有一天会引狼入室。
可是，申侯的这一番大论在当时却说服了周孝王。因为，在孝王眼里，再也没有比坐稳自己的王位更重要的事情了。最终，他还是把申侯之女所生的成立为了大骆嫡子，而放弃了非子。但是，毕竟非子畜牧有功，也不能就这样算了。最后，孝王咬了咬牙，赏赐了非子一块土地——秦，恢复他的嬴氏姓（脱离了造父的赵氏），非子因此被称为秦嬴。
说到这里，嬴秦才第一次进入我们的视线。如果非子的后代碌碌无为，估计也就没有后来的大秦帝国了。非子并不是大骆的嫡子，但司马老太公偏偏在《史记》里写了一句“大骆生非子”，也许就是暗示了非子的独特身份。当然，大骆还有很多儿子，不过那些儿子都没有出息，太史公也就懒得再去调查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