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才能兵强，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要想拥有一支在战场上战无不胜，始终保持着高昂战斗力的军队，就必须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而财富不会凭空而降，说到底仍然需要用双手去创造。为了让老百姓最大限度地为国家提供劳动力，秦国在农业、工业和商业各个经济领域实行了高度集中的国家主义，从而让财富源源不断地向国家层面集中。
人多就是力量大
马克思同志说得好，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唯有劳动，才能真正地创造财富。然而，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商鞅，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已经看到了，要实现国富民强的目的，就要最大限度地把秦国的人力转化成劳动力，把人力资源看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
当然，要增加国家的劳动力，人口是一个大前提，人口的基数大，劳动力才能多。正所谓“人众而兵强”，首先得人多，其次才是兵强。特别是在人的体力作为主要劳动力的古代社会，地广人稀的国家是不可能富强的。一个国家地广物博，如果没有人去开垦，而是让它荒废着，就是“虚地”，这和没有土地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只有人口增加了，劳动力多了，土地等自然资源才能现实地转化成国家的财富和实力。而当时的秦国，恰恰是地广人稀，需要最大限度地调动人力垦田种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商鞅非常重视人口，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增加国家的人口。比如，秦法规定：妇女十五岁以上不出嫁的话，就要多收税赋。这就迫使秦国的女孩子早早地出嫁了。出嫁了自然要生育，你说你是丁克，不想生，那好，那请你再多交一笔税给国家吧。
当然，通过生育的方式来提高人口数量，需要一个过程，不会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一个孩子从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最起码需要十几年的光景。所以，商鞅又采取了“涞民”的措施，也就是通过优惠的政策引进外国移民来增加人口。其他国家的人口减少了，国力自然而然就弱了，从而丧失了自卫的资本。而秦国，人口增加了，国力自然而然就强大了，从而加强了攻打其他国家的资本。这真是一石二鸟，一举两得。
商鞅认为，秦国以前虽然从其他国家抢夺了一些土地，但是自己并没有获得什么好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秦国只是取得了他们的土地，而没有夺取他们的人民。最终只能是，失而复得，得而又失，做了无用功。现在呢，不仅要夺他们的地，还要抢他们的人。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制定了非常优惠的引进人口政策：凡是各诸侯国来归附的人，立刻免除他们三代的徭役，不用参加作战。秦国四界之内，岭坡、土山、洼湿的土地，十年不收赋税。这就诱使其他诸侯国的百姓纷纷前来投奔，没几年工夫就增加了上百万的劳动力。
当然，秦国不会让这些人去参加战争，一方面是吸引人口的政策规定的，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他们的不信任。参军打仗还是用自己人比较放心，而这些其他国家来的移民，就让他们在国内老老实实地种地吧。这样既能增加收入，又能时刻监视着，岂不是更妙？就这样，秦国一方面让自己的人民拿起刀枪，到战场上对付敌国的军队，春天包围敌国的农田，夏天去吃他们贮藏的粮食，秋天夺取他们已经收割的粮食，冬天挖出他们藏好的粮食，用强大的武力动摇他们的国本，让他们的人口无法繁衍起来；另一方面又用优惠的政策吸引他们的人口、安抚他们的后代，让自己的人口不断增加。这样一进一退、一加一减，对其他诸侯国造成了双重的打击。
说到这里，我们或许能够明白为什么白起要把赵国的四十六万俘虏全部坑杀了。消灭了敌国的人，就相当于除掉了敌国的根。四十六万人呐，这是一个惊天数字，何况，这些人都是青壮年，而不是老弱病残。赵国失去了这些人，从此估计再也没有能打仗的兵、能领兵的将了。而一旦没有了人，国家也就不攻自破了。白起这一举措，可谓狠到了极点，绝到了极点。
秦国就是要这样，杀你的人，抢你的地盘，掠夺你的劳动力，一步步地把六国逼向了绝境。秦国在以后的征伐中，“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不光是获得土地，而且还获得了人口。以至于到了战国后期，秦国的人口增至780多万，而实际控制的土地面积也超过了东方六国的总和。秦国的土地和人口不断增加，而六国的土地和人口不断减少。天下大势，就此确定了。
话说回来，秦国难道就不怕国内人满为患形成负担吗？人口多，张着嘴等饭吃的人就多，国家能负担得起吗？韩非也说了，古代人口稀少，但资源充足。人们什么都不干就能够丰衣足食。人少而财富多，当然不会发生争夺了。而现在呢？一个人生五个儿子，儿子们长大成人后每人又都生了五个儿子，这样一来，老头子还没有死，就有二十五个孙子了，人多食少，自然就会起争端。争端一起，即使加大赏罚力度，也是摆不平的。
但是，韩非子忘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人少国力就小，国力小了就会受人欺负。你想过太平日子，别人也不会放过你。这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商鞅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绞尽脑汁要增加国家人口。“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没有人，没有兵，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就无法生存，哪里还能在那里优哉游哉地过太平日子？所以，人口多了，不是坏事，遇到麻烦，应该去开源，而不是节流。
土地多而人口少的时候，就应当鼓励生育，到其他国家引进移民。而如果人口多土地少，就应当开荒、辟土，去生产更多的粮食来供养。秦法规定，凡一户有两个儿子，到成人年龄必须结婚分家，独立谋生，否则要缴双倍的赋税。秦国的土地是按户授给的，所以在现有人口条件下，使家庭规模变小，从而增加户数，也就相应地扩大了垦田面积。
土地有了，还要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在现有的土地上生产出更多的粮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通过科技的进步来提高土地对人口的承载能力。我们上面提到过，公元前246年秦王嬴政采纳韩国人郑国的建议，让郑国主持兴修大型灌溉渠，就是要通过“西水东调”的方式把关中的盐碱干旱地带变成名副其实的粮仓。
正如郑国所说的那样：修建这道渠虽然能够延缓韩国数年的寿命，但却能为秦建立万世之功。果然，郑国渠修成以后，灌溉面积达四万余顷，每亩粮食产量高达一钟。一钟为六石四斗，而当时黄河中游肥沃土地的亩产也不过一石半。至此，“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谁都不能吃闲饭
增加人口数量仅仅是提高劳动力的前提，而不是决定性因素。只有把这些潜在的人力资源现实地转化成劳动能力，才能真正地创造财富。就像商鞅所说的：人口数量少，国家自然不可能富强；但你人口虽然多，却不加以利用，也等于是没有。更何况，不管劳动还是不劳动，每个人都要张着嘴巴吃饭。所以，在人口增加以后，如何把这些人力资源发挥利用到极致，就成了摆在商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对此，商鞅的做法很简单：就是通过政策的引导和法律的高压让绝大多数人都去从事创造财富的生产活动。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对国家来说是这样，对老百姓来说更是这样。对国家而言，财富不会平白无故地增加。对个人而言，天上也不会掉馅饼。商鞅的新法，就是要通过强制性的措施让秦人明白一个道理：只有付出，才有回报，只有劳动，才是他们的唯一出路。
商鞅的这种理念和思路，不仅说起来轻松，听起来也很明白。但是，真正要理解它的深意却是相当困难的。而要通过政策和法律全面推行这种理念，更是难上加难。即使在今天，在“金融”、“货币”、“股票”、“保险”等字眼的遮蔽下，整个世界好像也都忽视了这个最素朴的真理。我们总是在想着怎么分割蛋糕，在消费和流通领域大作文章，而恰恰遗忘了去关注应该怎么样把蛋糕做大，让国家的财富增加。你瞧，搞投资的，开银行的，玩股票的，开保险公司的，喝着茶水，敲着键盘就有大把大把的钞票进账。但不论是银行、投资、股票还是保险，都是在一块蛋糕上切来切去，根本没有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就拿银行来说，它不过是个储蓄机构，根本就不创造价值，为什么会成为财富的代名词？近来，全球范围内爆发的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和这种理念的错位有着关系。泡沫多了，虚拟财富不能掩饰真相了，经济体系自然也就坍塌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商鞅不仅是一个政治家，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经济学家。那么，在社会上，到底有哪些人在不劳而获，又有谁在坐享其成呢？商鞅说，张着嘴巴吃饭的人，如果按职业来划分，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农民，第二类是官吏，第三类是商人。但是，这三类人又有所区别：农民虽然吃饭，但吃了饭就会去劳动，从而去创造财富。他们所吃的粮食，与其说是满足温饱，还不如说是为了延续劳动力。所以，他们让吃饭一点都不冤枉。但是，商人和官吏，特别是那些以技艺、游说巧辩、搞诗书学问为职业的人，都是不从事生产的“游食者”，必须寄生在别人的劳动成果上。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都是靠纳税人的钱供养着的。这部分人多了，就会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
商鞅说，吃干饭的人多了，愿意劳动的人自然就会减少。这样的国家，就会贫困危弱下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让所有的人都去从事生产，都去当农民，毕竟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需要专门从事管理的人，推行法律也需要大批的执法人员。商鞅的主张是：要尽量减少非农业人口的比例，把不从事生产的非农业人口的数量降到最低限度。他认为非农业人口与农业人口的比例最好是1∶100，最多不超过1∶10。如果一百个人种田，一个人从事非农业的工作，这个国家就能称王称霸；如果十个人农耕，一个人做非农耕的其他工作，这个国家就会变得强大；而如果只有一半人在田里干活，另外一半人都在做其他事情，那这个国家就危险了。
要减少非农业人口的比例，让绝大多数人都去从事农耕，秦国的办法仍然是老套路：一是鼓励，二是压制。商鞅意识到，人众兵强是国家强盛的根本，而当时制约人口发展的是粮食。但是由于农活是苦活，而战争更是危险的，如果听凭人们自由选择获取名利的途径（例如经商、游说），那他们当然不愿选择费力不讨好的“农战”。于是，商鞅就通过法律规定堵塞了民众获得名利的其他一切途径，真正做到了“利出一孔”。一方面，“利出于地”，要想挣钱，养家糊口，就乖乖去种地；另一方面，“名出于战”，要想提高自己的身价和社会地位，那就赶紧拿起刀枪奔赴战场吧。
所谓“奖励农耕”，就是通过优惠的政策调动大伙儿的积极性，让大家都愿意去从事农业生产，愿意去当农民。要想通过农业致富，就必须大大地提高粮食的价格，让人们看到农耕的好处。种地的好处多了，大家自然都会主动来当农民了。
而且，对于那些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来说，拼命地耕田种地，还也是一条不错的赎身之路。而非农人员，工资低，买不起粮食，填不饱肚子，最后只能转行，自己来种地。
而压制的办法，就是要让那些企图不劳而获的人没有出路，从而逼迫他们回到农业生产的康庄大道上来。秦法规定：因为抛弃农业而经商，或者因为游手好闲而导致贫穷的人，全家都要被罚做官奴。这里所谓的“末利”，就是指私人工商业。
商鞅认为，商业，不过是将社会上生产出来的财富向商人自己手里聚集，不但不能创造财富，反而还削弱了国家的力量。而从事私人商业的人，也不过是那些好吃懒做，总想坐享其成的家伙。对于这部分人，商鞅是绝对要严厉打击的。
秦国在大幅度抬高粮食价格的同时，还禁止粮食流通。农民不能卖粮，商人不能买粮。农民不卖粮，那些投机取巧的懒惰之徒就没有饭吃。即使你再有钱，也没有地方可买到粮食，这叫有价无市。而商人不准买粮食，他们就没有办法通过贱买贵卖来谋取利润，最后也只好转行务农。此外，商鞅还对盈利率比较高的商业征收了重税秦国还根据商人家的人口数量向他们摊派徭役。你们不是不肯种地吗？好，到边疆修长城去！
商鞅不仅抑商，还搞减吏。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仅要打压商人，还要大刀阔斧地精简机构，缩减公务员队伍。在商鞅眼里，公务员队伍的人数也要压缩到最低限度，因为他们都不从事生产，还吃公家饭，拿国家的工资。这部分人多了，无疑会耗费大量的财富。所以，商鞅要大量减少官吏的从员。一个人能干的工作，决不让两个人干。什么助理了，办公室主任了，都撤了，统统给我上山下乡种田去！
士大夫、贵族的薪水高而且收税也多，他们仗着自己财大气粗，经常招纳一些奸邪淫荡、四处游说的人作为食客，这样下去，社会上必然会兴起一股好逸恶劳的风气，这绝对是危害农业生产的事情。所以，国家还要按这些吃闲饭的人的人头收税。这样一来，那么靠嘴皮子谋生的人就没地方混饭吃，只能去务农了。士大夫贵族也没有办法再多收留食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