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商鞅就是要把人力资源最大限度地转化成劳动力，近乎变态地追求物质财富，而对于精神生产，则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无论你是公务员，还是知识分子或商人，只要你不从事生产，只要你不靠双手吃饭，国家就会警惕你，排挤你，贬低你。这也正是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迅速强大的根本原因。商鞅的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极端，但他管理国家的理念，意义却不小。拿宋朝打个比方，北宋中后期，官僚机构臃肿，政府的财政支出庞大，致使国库一度亏空，出现赤字，到最后，甚至连军队都养不起了。那些劳作在第一线为国家创造财富的农民，得到的报酬也往往是最低的；而吃皇粮、拿国家工资、手中掌握权力的官僚阶层，却是报酬最高的阶层。而当这一阶层的势力足够大时，你再想削减庞大臃肿的国家机构，就已经不可能了。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就是一个明证。
粮食最重要
劳动力是创造财富的源泉，所以商鞅要增加国家的人口数量，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把潜在的人力资源转化成劳动力。但是，商鞅眼中的“财富”，并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金钱，而是粮食。而只有农耕，才能生产出粮食。这也正是商鞅如此极端地强调农业为本的初衷。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实实在在的财富。毛主席不就说过吗：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当吃饱穿暖的时候，我们也许体会不到粮食的重要，就像身体没有出现病症的时候，我们体会不到身体的健康对我们多么重要一样。可是，一旦没有了食物，不管你有多么高贵，最终也逃不出“吹灯拔蜡”的命运。国家也是一样，一旦出现粮荒，人心马上就会发生动摇，进而影响国家政权。因此，在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农业永远都是占据了最根本的位置。今天如此，古代更是如此。而所不同的是，今天的生产力提高了，科技发达了，粮食增产了，所以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所下降，最起码不用“全民皆农”了。但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古代，要想获得充足的粮食，唯一的办法就是大量地投入人力，让占整个国家90％的人都去种地，才能勉强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何况，战国时代，连年征战，人吃马喂，粮食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
不仅如此，粮食还是“生产”、激发劳动力的唯一资源。只有粮食丰收了，才能养活更多的人。而人多了，才会有可以派去打仗的士兵和可供驱使的百姓。如果农业不兴，国力就会不足，而没有国力，自保都成问题，更别说与各路诸侯争夺天下了。所以，在商鞅这里，务农这件事情已经不再是吃饱穿暖这么简单了，它完全就是一场战争——“农战”。所以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家的实力即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尽来自于“农战”。
粮食一旦成为了国家兴衰的关键，就已经不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商品了。因为它是一种特殊的物质财富，有着其他物质无法比拟的价值。它的奇特之处在于：它能够现实直接地“生产”出劳动力。用现在的话来说，它作为一种物质资本，能够转换成人力资本。而人的劳动力，可以用来上战场砍敌人的脑袋，也可以用来在农田里继续种粮食。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劳动力是特殊的商品，一旦用以交换，就成了资本家发财致富的取款机。而黄金就不一样了，它仅仅是物质资本，很难转换成人力资本，所以难以增值。所以说，对一个国家而言，积聚实物而不是金钱，才是最大的财富积累；通过粮食等实物来投资人口才是最大的投资。
现在国内很多所谓的经济学家，学术境界甚至还达不到两千多年前商鞅的高度。他们整天嚷嚷着出口实物换取外汇储备，却不知道在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的同时，我们的粮食等实物也在不断地输出。结果，国计民生也就越来越艰难。如果遭遇经济危机、金融风暴这类的事件，我们遭受到的重创可想而知。原因很简单：如果你拿十块钱去买一碗米饭，那么，你获得的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金钱，而失去的却是实实在在的米饭。等到第二天，货币贬值了，你再想用十元钱去换回一碗米饭，已经不可能了。这就好比说，你用白花花的米饭换来的不过是一张纸。即使别人用黄金去交换你手里的米饭，也照样存在着风险。因为到了关键时刻，黄金是不能用来充饥的。
站在了国富民强的高度，商鞅是坚决反对把粮食当作商品去交换金钱的。正像他所说的：“有了金子，粮食就没有了；可要是有了粮食，金钱也不愁得不到。粮食价格低贱，钱就值钱，农民就会变穷而商人反倒变富，这样一来，兵力就会变弱，国家的实力必定会被削弱直到灭亡。一两黄金输入到国内，十二石的粮食就会运到国外；十二石粮食输入到国内，就会有黄金一两运到国外。如果在国内积聚黄金，那么黄金和粮食都会丧失，粮仓和金库都会空虚，国家就会变弱；如果在境内囤积粮食，那么粮食和黄金都能得到，粮仓、金库都会充实，国家就会强大。”
商鞅不仅注重农业，主张多积粮，而且还主张节约。粮食只要能够让劳动力吃饱饭就足够了，绝不能浪费，我们下面会讲到，秦国的粮食都是统一定量分配的，吃饱有力气就行了，绝不是吃自助餐，让人撑得翻白眼。商鞅之所以把全国人口分列出壮男、壮女、老弱、官士、言谈、利民等不同的类别，可能就是因为这几种人的口粮供给标准是不同的。不仅如此，即使是同一类别中的人，从事的劳动工种不同，口粮的供应也是不同的。比如，在修筑城墙的工事中，那些搬砖和泥的下工，劳动强度比较大，每天的口粮就多，约为0畅8斗。早饭半斗，晚饭0畅3斗。而从事署守和其他杂务的人员，因为劳动强度小，则是每天0畅6斗，早饭0畅3斗，晚饭0畅3斗。如果一个工人病倒了，他的口粮标准则要经过评议供给，由“令”一级的官吏主持批准。总之，商鞅在口粮分配上彻底贯彻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分配原则。这里面没有猫腻，更没有特权，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
秦国的粮食绝不能用于奢靡的生活。朱熹就曾经说过：“温饱，天理也，美味，人欲也。”人必须吃饱，否则就会饿死。所以，对人来说，吃饱饭是不折不扣的“天理”。但是，如果吃馒头能吃饱，你非要去吃大鱼大肉，那就是“人欲”了。当然，朱熹是一个哲学家，关心的是如何遏制人的贪欲。而商鞅是一个政治家，关心的是如何富国强兵。但是，这两个人在思考问题的方式上还是有共通之处的。在商鞅看来，必须要人吃饱，不然的话，饥肠辘辘，是没有力气干活的。但是，对于劳动力的延续和保持而言，仅仅吃饱就可以了，绝不能追求美味。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适度消费，严禁铺张浪费。比如，酒肉在当时就是奢侈品，需要耗费大量粮食。酿酒需要粮食作原材料，而猪牛羊也要吃粮食才能长得膘满肉肥。如果大量生产酒肉的话，势必就会影响很多人的口粮，导致人口无法增加，劳动力无法维持。于是，商鞅就大大提高酒肉的价格，让它们上涨了十几倍。这样，农民就买不起酒肉，自然就不会过度地饮酒作乐。官吏们也不会沉醉于吃喝玩乐之中。而对那些倒卖酒肉的商人，商鞅还重重地收税，让他们无利可图。双管齐下，酒肉这样的奢侈品自然就没有人愿意消费了。
都在为国家打工
对于财富的创造而言，劳动力仅仅是一个方面，还要有劳动对象。尽管说马克思同志认准了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但这并不等于说不需要劳动对象。只有把劳动对象和劳动力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价值和财富。
什么是劳动对象？说穿了，就是自然资源。土地，山川大河，高山峻岭，都是劳动对象。仅有劳动对象，没有劳动力，是创造不出财富的，因为粮食不会自己从土地里钻出来。但是，仅有劳动力，而没有劳动对象，照样也创造不出财富。你光着膀子到操场上跑几圈，虽然累得浑身是汗，也没见操场上立马堆满了粮食。因为这是劳动力的白白释放，并没有改造劳动对象。而我们今天所谓的“失业”和“下岗”，正是意味着劳动对象的丧失，而自己空有一把力气和满脑子的知识，却没有用武之地，当然没有人会给你发工资。
秦国，也正是通过牢牢地控制住了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资源，才能对子民实行有效的控制。对百姓而言，只有在国家恩赐的土地上种地才能有饭吃，所以必须要为国家卖力。而国家，虽然有劳动对象，但又必须依靠老百姓的劳动力才能聚敛财富，否则，土地就是荒地，生长的只能是杂草，而不是粮食。商鞅变法的实质，不过是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完成了一种交换，也就是用国家所垄断的资源去交换私人所具有的劳动力。
当然，这种交换是极度不平等的。因为商鞅的法律不仅有赏，还有罚。出卖劳动力，更多的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被强迫的。况且，这种法律也不是大家伙儿坐在一起和颜悦色地商量出来的，而是从上而下运用权力推行的，只能遵守，不能议论。说到底，垄断着生产资料的官方始终占据着强势。老百姓除了乖乖地卖力以外，也没有别的出路。
对于农业来说，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就是土地。而秦国的土地，是牢牢控制在官方手里的。所有的土地都是国家的，任何人都不能据为己有，更不能买卖和世袭。这样一来，国家就有了交换百姓劳动力的筹码。但是，国家虽然拥有土地，却需要自己的子民在这片土地上耕耘，否则的话就无从创造财富。因此，与土地所有制相对应的，则是国家的分配制度，也就是国家把土地分配给平民耕种，并收取赋税。这也就是所谓的“授田”。秦法规定，每个成年平民，可以授田一百亩。
平时，老百姓在自己所授的田地里耕种，打仗的时候就要拿起武器奔赴前线。到战场上只要能砍一个敌人脑袋回来，就能“赏爵一级，益田一顷”。也就是说，那些立了战功的士卒，回来以后就可以授予“军功田”。
这里所说的“军功田”，是士兵用劳动（甚至是鲜血和生命）换回来的，是国家对个人的肯定和奖赏。这样的“军功田”，是不能买卖和世袭的。一旦该士兵死去，国家就会立即把土地充公，也就是所谓的“身死田收”。人死了，再也不能给国家立功了，国家就要把土地收回来再赏赐给那些有战功的人。国家的土地是有限的，而战功却是层出不穷的。如果授给士兵的田可以买卖和世袭，变成了私人所有的财产，国家早晚会把土地分配完。而没有了可以用来奖励的田地，也就失去了刺激百姓从军杀敌的筹码。这也正是秦国政府要牢牢掌控土地的根本原因，它的实质就是通过授田的形式来交换百姓的劳动力：我给你土地，让你有养家糊口的资本，但你就要上战场杀敌，还要向国家交税。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封诊式》就记载了一个案例：秦国的一个军官犯了罪，政府查封了他的家产，其中包括“室、妻、子、臣妾、衣器、畜产”，然后统统登记在册，充公没收，就连家里看门的一条狗都没有放过。但是，在这些所谓的“私人财产”中，唯独没有土地。很显然，土地本来就是国家的，根本就没有没收的必要。秦国的老将王翦在攻打楚国前夕曾经请求秦王赐予土地，并要求允许被赐土地可由他的儿孙世袭。这个在后来的王朝看来并不过分的请求，但却遭到了秦王的婉言拒绝。这充分说明，在当时的秦国，所有的土地都是国家的，任何人都不得随便私有，即使你再有钱也办不到。如果当时土地私有而且能自由买卖的话，像王翦这样的高级官员完全可以去购买土地，没必要非要这样厚着脸皮请求秦王恩赐。
田地是如此，房子也是一样。商鞅变法把军功和爵位挂起了钩来，一个人的军功越多，爵位也就越高，政府赐予的住房面积就越大。如果爵位一旦失去，住房立即就会被国家收回，不能买卖和世袭。甘罗十二岁就被秦王拜为上卿，秦王把原来赏赐给甘茂的田宅重新赐给了甘罗。甘茂是甘罗的爷爷，如果田宅可以世袭，秦王的重新赐予那不是多余了吗？唯一的解释就是：当年甘茂身逃魏国，政府已经把他的田宅充公了，所以又来了个二次赐宅。当然，秦国的田宅也有世袭的特例。正如我们上面所讲的，如果父亲战死在了疆场，他本来应该得到的田宅就可以由儿子来继承。但是，这种继承有严格的规定，必须符合许多条件才行，而对企图进行欺骗的人的惩罚是极其严厉的，甚至要降为奴隶。
除了土地之外，一个国家中还有其他自然资源，比如江河湖泊、高山峻岭。这些地方虽然种不出庄稼，结不出粮食，但也能创造财富。上山可以打猎，下河可以捕鱼，采石可以炼铁，晒湖可以煮盐。但是，山峦河泽是没有办法划分的，也没有办法定税，根本不可能像土地那样授予百姓去经营。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些江河湖泊、高山峻岭一般都是没有明确所有权的。山上的兔子，河里的鱼，自然是谁抓了就是谁的。当然，王公贵族的御花园、狩猎场，普通老百姓是进不去的。至于其他的山川大河，官方一般是不禁止百姓开采冶炼、渔樵牧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