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集权制的初衷不过是让国家的资源（人力和物力）在国家层面高度集中和整合，以应付战争年代的特殊需要。鬼使神差的是，这种集权制恰恰适应了农业社会的需要。农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它需要精耕细作，需要风调雨顺，需要耐心等待，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并不是个人单枪匹马能做好的事情。自然灾害的预防和治理，水利灌溉工程的修建，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所有一切的一切都不可能在民主协商、团结友好的气氛中做到，而必须依靠国家的集权，靠国家手中的权力把人力、财力集中起来，统一调配。
国家分裂，政权林立，各设其防，征战连连，权力无法自上而下地贯彻，那首先遭到破坏的就是农业生产。中国自春秋战国的混战局面走向后来大秦帝国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因为这顺应了农业社会的需要。中国自古就是农业社会，靠天吃饭，一旦阻碍了农业的发展，就是开历史的倒车，为大势所不容。春秋时期，各小国在黄河附近筑堤蓄水，直接威胁的就是邻国。到了战国时期，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了，有的国家甚至决堤水淹邻国。公元前332年，赵国和齐魏作战时，就把黄河河堤决溃来淹对方。翻开《孟子》一书，提到治水就有11次之多。正如孟子本人所说的：“大禹治水的时候，把造成灾难的洪水都引到大海里去了。而今天的各路诸侯，却把水引到别的国家去了。”
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拆除城郭，夷平险阻，决通川防，首创了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之后，尽管改朝换代频频，但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却在中华大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这无疑向我们阐释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农业社会需要的是集权，不是契约；需要的是文治，而不是武功；需要的是统一，而不是分裂。中华民族，这个在土坷垃里走来的农业民族，就一直以统一为主流，以分裂为非常态。中国的老百姓，宁可要暴君，也不要暴民，宁可臣服皇帝，也不愿意依附流寇，只有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揭竿而起。但他们即使是揭竿而起，也不过是希望出现一个“真龙天子”，带领他们推翻旧政权，重新建立一个集权社会。所以，对农业民族而言，建立集权社会是一个必然选择。反过来说也是如此，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只能由我们这样的农业文明才能发明出来。
重视农业，自然走向集权。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唯有集权，才能为农业提供保障。况且，农业不仅是一个产业，也不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更是一种生存方式。
所以，它培养的是一个民族，塑造的是一种文化。中华民族世代以农业为生，这种生存方式深远地影响了我们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结构，从而让我们的文明成为了“黄色文明”，而不是西方这样的“蓝色文明”。当然，这已经不是本书所探讨的问题了。
商人就是吃干饭的
秦国一方面通过中央集权扩充国有经济的规模，另一方面则是下大力气打击私人工商。秦国就是要把国家的全部资源集中起来一致对外。而私人工商业则是国家集中资源的最大祸害。在商鞅看来，私人工商业不仅让国家失去了从军杀敌、务农种田的劳动力，而且还会让财富在民间聚集，从而削弱了国家的实力。私人工商不铲除，国有产业就发达不了，所以商鞅对私人工商是欲除之而后快。
私人手工业者是靠手工技艺为生的劳动者。他们把制造出来的农具、陶瓷等拿到市场上去交换农民手中的粮食。结果，粮食流入了个人手中，而不是国家的仓库；国家工业作坊里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了垄断地位，自然也就不能成为胁迫百姓乖乖地为国家卖力的资本。这样一来，私人手工业者岂不是砸了国有制的招牌，挖了国家的墙脚？何况，这些人不用风吹日晒，摆弄摆弄手艺就可以丰衣足食了，这种风气如果散播开来，谁还愿意去种地？谁还愿意为国家效力？总之一句话，这些人有手艺，有本事，但却没有为国家效劳，而是在为自己的生计奔波。在人人为公、个个报国的秦国，哪里能允许这样的人存在？于是，商鞅把私人手工业者视为“事末利者”，统统收为奴隶，押解到国家的工业作坊里去干活。
还有那些商人，更是国有化经济最大的危害。国家搞计划经济，按需分配，商人则是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扰乱国家经济秩序，威胁国有工农业的垄断地位。更何况，商人贱买贵卖，只是在流通领域作文章，对国家的整体财富并没有作出贡献，更没有让国家的腰包鼓起来。相反，大量的财富通过商业交易流向商人的口袋，无形中也是挖了国家的墙脚，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对这些商人本身而言，他们不愿意靠劳动吃饭，更不想为国家创造财富，骨子里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些想要不劳而获的念头和想法。相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他们的日子过得也实在太舒服了。商人，满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去占便宜，怎么去空手套白狼，可谓无奸不商、为富不仁。如果让这些人成了气候，那就无异于怂恿了调皮捣蛋的，而郁闷了自力更生的。所以，对商人的打击，秦国是毫不留情的，要么收为国家的奴隶，在国家的土地上劳动，要么押赴边疆野外去戍边，去修长城。总之，他们的日子是最惨的，甚至还不如那些手工业者。人家毕竟还有些手艺，即使被收为奴隶，也不会透支体力。而商人，估计只能在监军的督促和皮鞭的抽打下干着搬砖运泥的重体力活了。
秦国不仅通过严刑酷法和权力的高压对私人工商业者进行肉体摧残，而且还通过各项经济措施挤压私人工商业的生存空间。本来，秦国私人工商业的发展就比其他诸侯国要缓慢许多，直到公元前378年才开始建立市场。可才过了十几年的光景，商鞅变法就开始设置重法，竭力压制私营工商业的发展。首先要做的就是“重关市之税”，就是对私人工商业收取重税，盘剥他们的利润，遏制他们的发展，让那些谋财的私人工商业者无利可图，最后只能乖乖地转行。这也正是商鞅本人颇为得意的抑商措施。
再者，商鞅实行“壹山泽”政策，让国家独占了山林河泽的利益，实行盐铁专卖制度。秦国在各地都设置盐铁官，严格控制盐铁的生产与流通。《秦律杂抄》中记载秦负责采矿、冶铁的官府有右府、左府、右采铁、左采铁，官吏设置有啬夫、佐、曹长等，可见规模不小。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就提到他的祖上司马昌担任过秦的“主铁官”。这也就是说，盐，只有公家才有资格出售，任何个人都不得私下买卖。冶铁，也只能在官方的工业作坊里进行，任何人都不能自己造小高炉，搞大炼钢铁。这么一来，贩卖私盐的商人也就失去了市场，即使他们有办法搞到盐，也不敢卖，当然也没有人敢买。而那些靠冶铁生存的手工业者也是一样，没有办法搞到铁矿，也就冶不出铁，自然断了生存的命脉。
盐铁如此，粮食也是一样。商鞅主张国家严格管制粮食贸易，禁止粮食私下买卖，“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也就是既不让商人买粮食，也不让农民卖粮食。其实，在秦国，粮食也无法私下自由买卖，因为秦国是国有制经济，所有的土地都是国家的。奴隶种地，生产出来的粮食是国家的；平民种地，要把很大一部分以赋税的形式上缴国家，剩下的已经寥寥无几，还哪里有富裕的粮食去卖给商人？况且，秦国在政策上也不允许老百姓有余粮。老百姓的锅里没有米那是最好的，因为米都流进官仓了。那么，如果老百姓手里有余粮怎么办呢？秦国也有办法，既不强硬地没收充公，也不花钱去购买，而是靠爵位去交换。这项政策既解决了如何让农民手中没有余粮的问题，又削弱了民间的财富，还摧垮了私下进行粮食交易的基础，真是一石三鸟。
这样一来，那些私人工商业者就真的没有饭吃了。没有官方的“授田”，不参加农业劳动，自然也就无法种粮食自给自足。而国家又不允许私下买粮，而且也没有粮可买。如此一来，只能眼巴巴地饿死。最后走投无路，他们只能回过头来向政府摇尾乞怜，恳求去种地。而这也正是商鞅的目的。在《商君书·垦令》里，商鞅连续说了五个“无所于食”，也就是让某些人没有饭吃。哪些人呢？“僻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庸民无所于食”，“逆旅之民无所于食”，“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诛愚乱农农民无所于食”。总之，懒惰的，不好好种地的，投机倒把的，厌恶农业的，统统没饭吃。
禁止了民间的粮食交易之后，商鞅又进一步堵塞了军粮的漏洞，严禁投机倒把者把黑手伸向军粮。商鞅立的法就是要在军市上禁止私人运军粮，就算有人盗得粮食也卖不出去。没有市场，也无人敢买。但是，在饥饿难耐的情况下，人们也就顾不了那么多的禁令律法了，没有粮食的人就会向军粮下手，既有冒领的人，也有盗卖套购军粮的人。于是《秦律》便出现了关于冒领、盗卖、套购军粮的处治条文：官吏冒领军粮的一律罚二甲并废除官职；非官吏冒领的则要罚戍边两年；军人盗卖军粮或从其他县领粮要罚戍边的款（罚戍边是针对普通人的，军人一般不再罚戍边，而是罚款。《秦律》是允许用钱来“赎罪”、“赎迁”和“赎戍”的）；百姓套购过县军粮的则要罚二甲，还要把他所购的粮食统统没收充公。
透过《秦律》中的这些条款，我们不难发现，在秦国的民间，几乎没有人私下进行粮食买卖。不仅没有人卖粮食，也没有人敢买粮食。否则，老百姓怎么会去买过县的军粮呢？同时，这也反映出秦国老百姓的口粮是不足的。若不是饿得发慌，谁愿意甘冒罚款和没收的危险花高价去套购军粮呢？当然，军人高价贩卖军粮，也是万般无奈，逼不得已。因为盗卖军粮的风险实在太大了，一旦被发现，就要罚交两年的戍边款，按一天8钱计算，一年365天，两年就是5840钱。而在正常年景下秦国的平价粮一石才三十钱，还不够罚戍四天的。所以，对盗卖军粮的军官来说，既然作了，必然就是铤而走险。被抓住了，就自认倒霉；侥幸逃脱的话，就会赚个钵满盆满。
除了盐铁和粮食以外，秦国国内也不允许买卖奢侈类的消费品。而很多私人工商业，恰恰与这些奢侈品有关。比如，以酒肉买卖为代表的私营饮食业和酿酒业，就是商鞅极力打击的对象。人填饱肚子就可以了，干嘛非要吃肉喝酒？所以，在商鞅看来，酒肉这些奢侈品是坚决不能有市场的。一方面，商鞅把酒肉的价格抬得高高的，让老百姓买不起酒肉；另一方面，对于从事饮食业和酿酒业的商人重重地收税，让他们无利可图。这么一来，就没有人喝酒吃肉，也没有人卖酒卖肉了。而且《田律》还规定：无论是在自己家，还是在田地里，老百姓都是不能喝酒的。如果偷喝，一旦被田啬夫、部佐等官员发现，就要受到处罚。可想而知，秦国的老百姓一年估计都吃不上一顿肉，喝不上一次酒。到了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普天大庆三天，才破例允许老百姓在这三天时间内喝酒吃肉。
就这样，秦国通过款款条文和重重措施极力地打压私人工商业的发展。从此，抑商不仅成了秦的传统政策，而且也成了大秦帝国之后两千多年“以农为本”的中国社会的的传统政策。自此，商人一直是受社会歧视的，连妓女“老大嫁作商人妇”
都被看作是一种不幸和悲哀。而在战国时代的秦国，严刑酷法下的私人工商业者更是举步维艰，他们或者在商鞅“上农”路线下被迫转向务农，或者被收为奴隶、罚为刑徒，在皮鞭下终日劳作。当然，他们还有第三条选择，那就是放弃生存。
干部队伍要抓好
在商鞅的秦国，维持整个国家机器运转的不是权力，而是法律。当然，秦国的法律并不是来自民主的“公意”，而是来自由上而下的集权。但是，能做到所有的事务都依法办理，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在两千多年的帝国政治中，也许只有这个短命的王朝，才彻底地摆脱了血缘的羁绊和权术的纠缠，把法律贯彻到了国家的每一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