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法律，当然还要有执法者。否则，法律就成了一纸空文，或者只是权力的遮羞布。秦国的法律，正是靠一套庞大的官僚系统才能加以贯彻的。所以，谈秦国的强大，就不能不讲秦国的吏治。毛主席之所以建议当政者去读《资治通鉴》，就是因为这部大部头的史学着作说出了一个永恒的真理——治国就是治吏。秦国之所以能够强大，估计正是抓住了这个问题的要害。
在秦国，官吏不是高高在上的官老爷，更不是作威作福的特权者，他们仅仅是国家雇佣的工作人员，职能就是维持和监督法律的贯彻。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是地道的国家公务员，要全心全意为国家服务。本来，他们就不是靠劳动谋生的人，吃的是国家的俸禄，拿的是国家的工资。在这一点上，他们甚至还比不上军人和农民。军人上战场杀敌，可以抢夺别国的地盘；农民在土地上耕种，生产出来的是粮食。而官吏，并不创造财富，也不能让国家增加财富，而只是国家的“食客”。而国家之所以允许这些吃干饭的人堂而皇之地存在，是因为国家必须要有一部分人专门从事管理。因为，财富的创造固然重要，但财富的管理也很关键，不能忽视。何况，无论是耕，还是战，都需要人按照法律的规定去指挥和监督。所以商鞅说，他们虽然是“食客”，但国家的治理总归还是离不开他们。
官吏们拿了国家的工资俸禄，就必须恪尽职守、兢兢业业，自觉成为国家法律忠诚的执行者，像机器人那样不能掺杂任何的私人情感和利益考虑。正如《商君书》中所说的：言论不合法度，就不听从；行为不合法度，就不推崇；事情不合法度，就不去办。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彻头彻尾地成为了国家豢养的寄生虫。抠门的商鞅是绝对不允许这种人存在的，更别说贪官恶吏了。在秦国，官吏违法犯纪，照常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且还是从重处罚。违法严重的，不仅会丢官罢职，而且还要被当作刑徒押赴边塞去戍边、去服徭役。正因为这样，当时的秦国老百姓，怕的不是官，而是法；担心的不是得罪官吏，而是触犯法律。
在秦国，专门有一套针对官吏的法律，称作“置吏律”。“置吏律”是关于地方政府任用官吏的法律规定。对违反“置吏律”的人，要予以处罚。在云梦秦简中，有关任用官吏不当而犯罪的律文共有六条，占官吏犯罪条例总数的六分之一。这充分说明，秦国的官职管理，经过几代人的摸索和实践，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经验，并且付诸于法律，专门用来惩治违法乱纪、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员。
除了法律的规定以外，秦国还在县级地方机构中专门设置了监督官吏执法的部门，称为“尉杂”。“尉杂”是专职的司法人员，主管有关官吏职务的法律规定。同时还设置了“御史”，主管法律的司法解释。每年正月，尉杂都要到御史那里核对法令，核对完毕后予以公开、公布，让官吏、百姓清楚明了，相互监督。这无疑表明了，在秦国当官，根本就不是作威作福的职业，而是存在着高风险，一不小心就可能成为阶下囚。至于贪污腐败，更是连做梦都不敢想。
在加强法律监督的同时，秦国也很注重对官吏的选拔和教育。在秦国，有很多官吏，既不是由民众选举产生，也不是由君王一手包办的，而是采用保举制度。秦国有专门负责人事工作的部门和干部，他们的工作就是负责向君王保举人才。所谓保举，不同于推荐，而是相当于现在的担保。推荐可以对被推荐人的行为不负法律责任，但是保举者对被保举的那个人必须承担连带责任。比如，景监保举商鞅有能力炒股票赚钱，假如秦王因此委派商鞅去炒股，结果商鞅亏得一塌糊涂，那么，景监和商鞅都将按照法律受到重罚，即便景监是秦王的宠臣也不能例外；但是，假如商鞅正好碰到大牛市，股本翻了几番，那么，景监和商鞅都将按照法律得到嘉奖。
也就是说，在人才选拔上，秦国有着公开、公平、公正的法律规定和制度保障，没有亲疏贵贱的区别，是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秦君扮演的是裁判的角色。这种保举制度基本上杜绝了负责人事工作的官吏滥竽充数的现象。显然，只有敢于向秦君保举人才的人事官吏才有获得升迁的机会；而那些不擅长人事工作的东郭先生最后只能溜之大吉，否则就会自取其辱。而那些一心想拉帮结派的人，自然也不敢任人唯亲了，否则就是自取灭亡。同时，这种制度也确保了有能力的人能够脱颖而出。秦国的法律只向有能力的人提供升迁的机会，因此只有鲤鱼才能跃龙门。纳贤之路一旦畅通无阻了，那些有能力为秦国建功立业的人就能脱颖而出了。
由此可见，秦国的法律制度不仅保障了一个“自知有法，不知有吏”的法治环境，而且还从根本上清除了人才选拔上的腐败堕落。为什么六国会失败？因为六国重用的大多是王族的亲戚！为什么秦国会成功？因为秦国重用的大多是和王室没有丝毫关系的平民客卿！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泾渭分明的差别，关键还是秦国的法律制度起了关键作用。秦国的法律处罚从不给碌碌无为的人提供招摇撞骗的后门，而只为有胆有识的人大开建功立业的绿灯。这就意味着，在秦国只有两种人可以飞黄腾达：一种是有能力建功立业的人，另外一种则是能够保举前者的人。前者是千里马，后者是伯乐。推翻不负责任的推荐制度，采用注重绩效的保举制度，正是秦国强盛的原因。
廉洁的公务员队伍
在严格选拔的基础上，秦国还大力加强对公务员的培训教育。在这方面，秦国是费了脑筋，下了血本的。否则的话，秦国怎么会有“以吏为师”的传统呢？所谓“以吏为师”，就是说官吏完全可以成为全国老百姓的老师和榜样。再进一步说，他们是在政府的教育和培养下，才变成了国家所期待的样子，所以值得全国人民来学习，来效仿。
那么，秦国政府要把官吏培养成什么样子呢？简单地说，就是要德才兼备。这里的德，不是泛泛而空洞的道德品质，而是职业道德，也就是作为一个国家公务员的职业道德。所谓才，就是要具有精湛的专业知识水平。在秦国，官吏主要是来执法的，这里的专业知识自然就是秦国的法律和政策。
在秦国，男子十七岁成年，傅籍（定居而编入户籍，指正式的居民）就开始承担国家的徭役和租税，或者你也可以应征参军，杀敌立功；不然的话，那你就去学室深造学习，通过选拔考试来谋个公务员的位子。学室是专门培养文法官员的官立学校，分别设置在首都和各郡。学生大多是从文法官吏的子弟中选拔，十七岁入学，学习三年，主要是学习识字、书法和法律。学满三年以后，在所在学室参加资格考试，可以背写五千字以上的人属于合格，可以担当文法事务的小吏，也就是今天政府部门有正式编制的办事员。这些人进而可以参加中央政府主持的初等选拔考试。初等选拔考试在各地举行，各郡的试卷送到首都咸阳，统一由少府属下的大史审阅判定。判定结果后，提拔最优，处罚最劣。成绩最优秀的人会被任命为所出身县的令史，相当于秘书一类，直接在县令的手下工作；而成绩最差的倒霉蛋，他原先得到的职务也会被取消。三年之后，出任令史的人还有一次高等选拔考试，经过严格的考试和审查，选拔最优秀的一个人，进入宫廷担当尚书卒史，以内廷秘书的职务直接在秦王的左右工作。
由此可见，秦国除了通过保举制度选拔人才以外，也通过一系列的考试来培养官吏。保举制度是一种非常规的人才选拔方式，针对的多是国外来的客卿。而考试则是一种常规性的人才选拔制度，针对的是秦国本土人。秦是注重世业的国家，历来鼓励子承父业，所以官吏的后备对象多从文法官吏的子弟中选拔。何况，普通家庭的孩子不是去种地了，就是去打仗了，根本没时间学习，也没有机会受教育。
所以，农民的儿子永远都是农民，只有文法官吏的子弟才有走上仕途的机会和希望。对于这个群体来说，走上仕途也确实是一条很不错的人生道路。尽管秦法对官吏要求苛刻，当官更是胆战心惊、如履薄冰，但毕竟是脑力劳动者，不需要到太阳底下去耕田，更不需要到战场上去当炮灰，总的来说还是一份非常体面、令人尊重并能带来无限荣耀的职业。所以，这个行当的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除非有良好的家庭教育和高智商的头脑，一般都会被淘汰出局。而这正是秦国政府所期待的，因为国家努力将社会资源集中到擅长理财的人手里，而擅长理财的人，必须是国家精英中的精英。
秦国的公务员考试基本上做到了公开、公正、透明。那些致力于从政的后备干部，只有通过一系列严格苛刻的考试，才能走入官场。而要想在仕途上有所晋升，还要继续考试。至于考试的内容，不外乎是秦国的法律、政策和制度，为培养一个合法、公正的国家公务员作准备。可想而知，通过这种程序选拔出来的官吏，势必对秦国的法律了如指掌，倒背如流，为以后做一个合格的管理者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
我们所熟悉的赵高，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进入秦国政权的核心的。赵高的父亲本来是秦国一个下级的文法官吏，通晓法律，精于书法，而生长在这种家庭环境中的赵高，自小就受到了耳濡目染的家庭教育。再加上赵高天资聪颖，勤奋努力，最终能够走文法的道路入仕。在仕途中，赵高历经层层严格的考核，平步青云，连连晋升，最后到秦王身边做文秘工作，进入了最高层领导的视野。据史料记载，赵高能力非凡，才智过人，不仅是一个精通法律的官员，还是一个在文字方面颇有造诣的学者，更是一位了不起的书法家。后来大秦帝国文字改革，把字体统一为小篆，赵高功不可没。他着有《爰历篇》六章，是大秦帝国官定的识文断字的教科书。赵高的书法，估计是在学习行政文书和刑律狱法的过程中锻炼出来的。在复杂而严格的秦帝国法制体系中，赵高堪称是精通法律的专才，有家学渊源的法学名家。晚年的秦始皇把少子胡亥的教育委托给他，正是看重他在文字、书法和法学上的造诣。秦始皇死后，赵高在沙丘策划政变，招致后人对赵高非议横生，贬斥四起，但这根本不足以否定赵高的才能，只能说明人性之恶在没有束缚的情况下开始泛滥和蔓延。
一个人的才能和他的品德是两码事，有才者未必有德，有德者未必有才。而要德才兼备，就鲜为人见了。秦国在培养教育官吏的同时，不仅看重才能，也看重道德；不仅用法律制度约束官吏，减少官吏犯罪，也注重对他们进行道德教育，使他们的行为成为自觉的行为，从而降低管理的成本。但是，秦国政府眼中的道德并不是空泛而抽象的道德概念，也不是今天我们眼中那些所谓的道德品质（比如善良、诚实、乐于助人等），而是指特定的职业道德。
在前些年出土的睡虎地秦墓中，就挖掘出来了当时秦国对官吏进行职业道德教育的《为吏之道》和《语书》。这些出土的古籍，记载了当时秦国区别良吏和恶吏的标准及作为良吏的道德操守。那么，什么样的官员是良吏？什么样的官员又是恶吏呢？《语书》中说良吏的标准是：
1.通晓法律；
2.勤恳能干；
3.廉洁忠厚老实；
4.能辅佐上级，认真执行上级命令；
5.办事公正，不独断专行；
6.能正己自律，不好与人争功。
恶吏的标准是：
1.不懂法律令；
2.不明事理；
3.不廉洁，贪污腐败；
4.苟且懒惰，遇事推托；
5.搬弄是非，不知羞耻，侮辱别人；
6.没有公正之心，违规办理公务；
7.争强好胜，好大喜功。
秦国对官吏的职业道德教育是卓有成效的，因为这里起作用的不只是疲软的道德，后面还有法律的束缚和高压。这是两手同时抓，一软一硬，一张一弛，相互配合。被评为良吏，会受到嘉奖，而被评为恶吏，就不仅仅是道德谴责那么简单了，肯定要受到经济上或身体上的处罚。据载，秦国每年都要在官吏中开展一次整风运动，进行良吏和恶吏的评比。而要被评为良吏，临时抱佛脚是没有用的，关键还要看平时的积累。久而久之，秦国的官吏也就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了。
那么，秦国的官吏到底是发自内心地想做一名良吏，还是忌惮于法律不敢作奸犯科呢？这一点估计谁也没办法说清楚了，就是秦国的官吏自己，估计也不知道自己的真正动机。也许他们良吏的表现都是装出来的，但如果能装一辈子，我们到最后也只能说是真的了。
后来，大秦帝国摇摇欲坠，一人造反而群雄并起，野心家们都想在这个资源重新分配的乱世中找点便宜。但秦国的官吏，却鲜有叛变倒戈的。秦国末年，有叛民而无叛吏，这成了两千年古代历史上独有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