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创立，一抬腿迈进的就是东周的春秋时期。这一时期，秦不仅要应付西边的犬戎，还要向东拓展谋求自己的生存空间。保西陲，抗西戎，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拼的是真刀真枪。而向东部发展，则需要和那些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去周旋，仅凭武力是不够的，还需要讲政治，讲策略。这是由春秋时期的大环境决定的，也是秦国在诸侯国中的地位决定的。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个微妙的年代。
周天子是左冷禅
周平王东迁成周，东周算是建立了。东周自建立至灭亡，共分为两个时期：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03年。
战国时期：公元前403年-公元前221年。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继位，迁都成周，东周建立，标志着春秋时期的开始。
公元前403年，晋国的大夫韩、赵、魏三家把晋国给瓜分了，各自立为诸侯。三家分晋，异姓大夫篡权，而周王室居然承认了，这就让“天下共主”的周天子颜面扫地，彻底失去了权威，战国时代也由是拉开了序幕。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掉六国，统一天下，中国进入大一统，战国时代至此结束。
春秋时期三百多年，是一个地方诸侯国逐步坐大、轮流争霸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王室衰微、大权旁落的时期。造成这种局面的，固然是诸侯势力逐渐强大而周王室自不持重、毁坏礼仪法度的结果，但最深刻的根源却在于周朝自身的政治组织结构。
周朝建国以后，实行的是“封建”的邦国制度。所谓“封建”，就是封国土、建诸侯，又叫封土建国，简称“封建”。这是西周初年所作的一种政治安排，说得更准确一些，应该是政治妥协。我们知道，当时起兵灭掉殷商的，不仅仅是周一个部族，而是以周为首领的诸侯联军，大大小小的诸侯好几百个。伐纣成功以后，自然就有一个论功行赏的问题。天下是大家一起打下来的，革命成果自然要大家一起分享。为了犒赏联军，酬谢功臣，巩固政权，新建的西周于是“裂土田而瓜分之”，一方面承认旧诸侯原先占有的土地仍然归他们所有（重新承认一下就算在手续上合法了），另一方面则是派自己的宗室功臣到新开辟的土地上做主子，建立国家。这就是“西周封建”。封，就是封国土，瓜分土地，划定疆域。具体的做法是，在诸侯国之间的边界上挖沟，然后再种上树，边界就算划清了。建，就是指派国君，并厘定等级，建立地方政权。亲戚有远近，诸侯也有高低之分，具体地说，则有公、侯、伯、子、男。靠封土，诸侯得到的是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子民，是有形的利益；靠建国，诸侯们得到的是政治地位，是无形的财富。地位不同，在周天子面前说话的分量就有轻重，在诸侯国中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就有强弱。
就这样，西周时期，一个大国（天下）中又分出许多小国（诸侯）。这些小国虽然彼此独立，却共同拥戴一个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即周天子。天子是天的儿子，代表天来治理天下。从理论上讲，天底下所有的一切（天下）都是“天子”的，正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所有的人都是天子的臣子，天下所有的土地都是天子的领土。天子不过是把臣民和土地承包给诸侯去管理、统治罢了。
天子在理论上对整个“天下”拥有完全的产权、主权和治权。但是，封建以后，他对天下就仅仅只有产权了。实际上，周王所直接统属的只是王畿之地，而王畿之外土地的主权和治权，都转交给各个诸侯国了。作为承包者的各诸侯国虽然不拥有天下的产权，但却拥有天子实际上并不拥有的主权和治权。诸侯在自己的“领地”上建立的国家，就是诸侯国。诸侯对于自己的领地拥有充分完全的主权和治权，他们既是统治者，也是地主，而且地位是世袭的。对于周王室，诸侯的义务不外是按期纳贡朝聘，出兵助王打仗，以及做做救济王畿内的灾患的慈善工作而已。
除此之外，诸侯国之间的外交来往，通婚、结盟、通商、战争，都是独立国家的外交行为，不需要得到周王室的许可和授权，天子在理论上也是不干预的。比如，诸侯国的王位历来都是由嫡长子继承的，即使是周天子也不能干涉。周宣王和鲁武公的小儿子戏是哥们儿，想扶植他做太子，最终引发了鲁武公大儿子的叛乱。鲁是周天子最亲近的国家，鲁国都这样，其他就更不用说了。可见，周天子对各国内政所拥有的权力，也不过就像《笑傲江湖》里的左冷禅对五岳其他各派所拥有的权力。
当然，如果某个诸侯国闹得出了格，太不像话了，天子还是会出面干预的。但这种干预至多也不过是发表讲话表示谴责，或者召开诸侯大会进行批斗，或者下达命令让其他的诸侯过去教训一下。但也仅此而已，绝对不会像上级对待下级那样进行处罚，更不会剥夺诸侯国君对领地的承包权。他的角色有点像联合国秘书长，但联合国秘书长不具有建立国家的权力，天子却有。他可以为各国划定疆域，指定国君，授权治理。这就是“封建”的应有之意。
诸侯在自己的领地内还可以进行二次分封，就像包工头一样把自己承包下来的再发包给其他人。他们所分封的则是自己的宗室子弟和王公大臣，也就是所谓的“卿大夫”。诸侯国君对卿大夫的分封和周天子对诸侯的分封，在理论上都是一样的。诸侯国君把自己领土赏赐给大夫，让他们到这片土地上去做统治者兼地主。这样，诸侯国又被分割成无数的“采邑”，也就是家。虽然国君在名义上还是土地的主人，但大夫对国君仅需要每年交纳定额的“贡赋”就可以了。至于采邑内创造出来的财富，则完全由大夫来享用。同诸侯国君一样，大夫也是世袭的。
西周的这种“封建”制度，说到底是一种“邦国”制度。天下为国，诸侯国为邦，就这样组成了一种松散的联邦或者说邦联。他的基本特色是：“一个天下，多个国家”，天下只有一个天子，各国又有自己的国君，因此又是“一个天子，多个国君”。由于这些国家有独立的主权和治权，国君也具有独立的军政大权，因此，邦国类似于联邦。
但邦国与联邦毕竟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还有一个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他们的土地和子民是天子赏赐的，最起码是在天子那里办过手续的，否则就是不合法的。就像今天的婚前同居一样，尽管在一起过日子了，但缺那一个红本本，就是不合法，不被社会承认的。当然，封建也好，共主也好，都是名义和礼仪上的。各国的领土大部分都是他们自己打出来的，要扩充地盘还要打，只需到周天子那里补个手续。手续虽然比较虚，但没有还真不行。秦襄公勤王东迁，周平王许诺给他的“丰、岐之地”就仅仅是个手续，因为那一带已经是沦陷区了，有其名，无其实。
但平王还是要封，襄公也巴不得要这个手续。
还是自家人靠谱
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某个天才灵感般的奇思异想，而是应对现实环境的需要不得不产生出来的。我们这里说的“西周封建”也是这样。
汤武革命，西周灭商，是比较戏剧化的。牧野一战，周人长驱直入，攻入朝歌。战争进行得如此顺利，殷都沦陷得如此之快，让世人瞠目结舌。照后来周人的解释是：文王、武王累世积德行善，民心所向，而商纣荒淫残暴，民心离叛。
这种说法固然不假，但事实绝不至于这样简单。周人记载中无意泄露的关于商、周之际的信息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说是“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可见商人在牧野之战以前，曾因征服东方的外族，把国力大大损耗了，而武王正是乘了他正疲敝的好处而取胜的。一说是牧野之战，也是周人掠夺粮食的生存之战。利用了饥饿的力量，兵士自然勇猛拼命，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
照此说法，当时的殷商，其实并没有到朽木难支、大厦即倾的程度，历史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偶然和突变，周人攻占了殷都朝歌。但这只能算是周人由西向东扩充势力的初步胜利，在武王克商以后，殷商残余的势力还是很大的。一方面，殷商的文化和精神还盘踞在东方人的头脑中，东方的人心还没有归附。正如孟子所说的：从成汤开始，经太甲、太戊、祖乙、盘庚到武丁，商朝的这六代君王都是贤明之君，天下皈依殷商已经很久了，政治势力和群众基础依然非常稳固，并非一时能改变的。另一方面，殷都朝歌虽然被攻陷了，只能说是殷商王畿被周占领了，但殷商的旧部和同族并没有悉数归顺和臣服。对于发迹于西方的周王室来说，要统治整个“天下”，路漫漫其修远兮。
正是因为西周初建时这种复杂的政治局势，武王攻陷殷都以后，并没有凭借武力把殷都和殷王畿强行占据，而是采取了“软着陆”的策略，把殷纣王的两个儿子武庚和禄父封在那里统治商的遗民，并派自己的两个兄弟管叔和蔡叔协助他们。说协助是好听，其实就是监视。武王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特别厚道，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一区域是殷商民族意识极其顽固的根据地，是“殷顽民”的聚集地，而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这个地区距离周的根据地“丰、岐之地”实在太远，鞭长莫及，显然最不容易统治。如果把自己的力量和势力强行安插在那里，可能会让这些“殷顽民”狗急跳墙，起到相反的效果。将于取之，必先予之，武王乐得做一个人情，来个商人治商、高度自治。
到了后来，令人担心的情况还是出现了。前面讲过，武王死后，幼子成王继位，周公辅政。管叔、蔡叔心怀不满，鼓动武庚和禄父勾结淮夷各族发动了一场叛乱。周公亲自挂帅，东征三年，才平定了这场叛乱。叛乱结束后，周王室对殷商遗民仍然没有赶尽杀绝，除了采取分化的手段削弱其势力外，还把殷商的贵族后裔微子启分封到了宋，以承祭祀。这表明，周人到这个时候仍然没有能力宰制殷朝的遗民。周朝所分封的诸侯地位最高的就是“公”。而遍观周室诸侯，唯一能够称之为“公”的，仅有宋的国君，他的政治地位之高，可见一斑。这样做的目的也许只有一个，仍然是安抚和拉拢。
至于殷商王畿之外的其他地方，周则是采取了分封、建国的方式予以占领。形式上是分封建国，实质上则是武装占领，因为这些地盘根本还没有纳入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周王把自己的宗室、功臣分封到各地去做主子，一是统治占领该地区，取代原来的旧势力；二是扩张地盘。每一次对外分封，都是势力范围的一次拓展。统治占领要用武力，因此必须赋予各路诸侯充分的权力，尤其是军权。没有军队，就谈不上占领。正如近代国家的海外移民，背后肯定有强大的武装军队作后盾。钱穆先生说得妙，这种“封建”实质上就是一种侵略性的武装移植和军事占领。
这种占领和移植，就好比插红旗占地，插一个红旗，占领一个地方，然后再以这个地方为核心，向外拓展。由此，周朝的地盘比商朝扩大了很多。其实，西周开始分封的时候，诸侯国得到的土地是很少的，因为周王室本来就没有占领多少。只是到了后来，各诸侯国拓疆开边，地盘都是自己打下来据为己有的。当然，打下来以后还需要到周天子那里补个手续，才算合法。秦的建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当初周宣王一冲动，慷慨地大手一挥，就赏给了秦襄公“丰、岐之地”。但这个地方是个沦陷区，秦要想拥有这个地方，必须真刀真枪地从犬戎手里夺回来，而不是直接到那个地方去捡现成的。其他西周初期所分封的诸侯国大抵也是这样，只不过难度相对小一些。
通过这种封建制，周王室的力量也大大增强了，最起码在西周早期是这样的。
通过分封，西周的政权呈现出一种“蜂窝状”的结构。同气连枝的小政权遍布各地，而这些小政权的君主彼此之间又有着“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他们不是父子，就是兄弟，怎么会不相互信任？如果把周王朝比作一棵大树，那么，周王室就是根，而各地诸侯则是枝叶，枝叶伸展得再远，也离不开根，而繁茂的枝叶又保护共同的根系。
西周初建，在王畿之外一共分封了一百三十多个诸侯。其中，分封周天子兄弟的诸侯国十五个，分封姬姓同宗的国家有四十个，加在一起是五十五个，几乎占了总数的一半。而且这些诸侯国都是“首封”，不是在武王克商之后，就是在周公平叛之后封的。在这种情况下，遍地是自己的兄弟儿孙，周王室的政权能不巩固吗？
正因为这样，周朝虽然经历了春秋、战国的动荡纷乱，还是存活了七百多年。特别是在有外患的情况下，这种“蜂窝状”的政权结构更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因为你灭掉一个还有另一个，悉数灭掉几乎不可能。后来大秦帝国放弃封建制而推行郡县制，正是他迅速灭亡的一个根本原因。如果秦始皇效仿周王朝分封自己的子弟到六国，怎么会才两个皇帝就撑不下去了呢？但是，虽然这种政权结构不怕外患，但却惧怕内忧，它的软肋正是“祸起萧墙”。周王朝因为“封建”而强盛，而“封建”反过来又将把周王朝推向了一条不归路。估计这就是马克思同志所说的历史的辩证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