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封建主义“和谐社会”
夏朝和商朝实行的也是封建制，但是远远没有周朝成熟。原因就在于，有夏商特色的封建主义建设没有同时搞好精神文明建设。而只有在周朝，封建制度和宗法文化才真正结合到了一起，使得周朝在中华大地上存在了七百多年。文化，文化，就是人文教化，说好听一点，就是教育，要让人脱离野蛮，成为“五讲四美”的文明人。说不好听一点，就是管理你的一种手段。教育远远要比管制、压迫有效。用现在的话来说，管理成本要低得多。成本低，收效快，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夏朝和商朝也不能说没有文化。只是他们的文化不够精致，经不起推敲，教育改革没有深入人心，结果被历史淘汰了。就拿商朝来说，他奉行的是一种巫鬼文化。殷人迷信鬼神，相信天命，甚至到了无事不占卜的地步。大到战争是否有利、庄稼何时播种，小到明天是否刮风、出门是否会摔跤，等等，都要占卜。商朝的统治者也正是靠装神弄鬼来愚弄老百姓的。在殷商人看来，人死后灵魂是会上天的。地上的王死了，不叫死，叫“宾天”。他们“宾天”以后，就到了天上的神——“上帝”身边，仍然当他的主子。而老百姓死了以后，灵魂也上天，但上天以后还是老百姓，仍然被“宾帝”管着。如果他们的子孙在地上不听话，他们在天上的日子也不好过。
可是，就是这个大搞迷信的商朝，却没有神明来撑腰，结果被来自西方的周部落给灭了。周部落也同样迷信天命，更敬畏鬼神，但他们却不像殷商那样眼巴巴地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上天上。他们重视人事、以德治国，把商朝的所有部落几乎都拉拢过来了。结果，武王伐纣时，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打到了朝歌。夺取天下后，周王室更是从殷商的灭亡中吸取了教训。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天上不会掉馅饼，没有神永远会保佑他们。只有以德治国，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上天才会垂青。
正因为这样，周公说：“上天只会眷顾那些施行仁政的王朝，它的意志并不是永远不改变的。”敬畏上天是很重要的，但更要重人事。只有尽到了人事，才有资格去祈求上天的赐福。这就是“尽人事而知天命”。
就这样，周王朝抛弃了殷商的鬼神文化，取代它的是道德文化。什么是道德？
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要讲“仁”。那什么是“仁”？仁就是爱人，就是要以人为本。但是，爱也不能盲目地爱，否则就是滥爱。爱是要讲究对象的，最主要的是一种血缘伦理的爱。按照人之常情，首先要爱自己的父母、兄弟，然后再由己推人，这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爱要表现在行为上。当儿子的，自然就不能和老子吹胡子瞪眼，拍桌子叫板，而应该讲究礼数。而当父亲的，当然也不能嬉皮笑脸，为老不尊。这就叫“父父子子”。也就是说，父亲应该有父亲的样子，儿子更应该有儿子的样子，地位是万万不能颠倒的。君臣关系也是如此，臣子对君主要死心塌地，而君主对臣子要不时给点小恩小惠。这就是“君君臣臣”。无论是父子，还是君臣，要实现这种和谐的“爱”，必须要订立一些礼法。没有规矩，道德就会被破坏，爱就荡然无存，就不和谐了。
既然血缘伦理之爱是人之常情，那么，遵循礼制也就是发自内心的了。就这样，周室王朝从血缘伦理入手，建立起来了自己的礼乐文化。这种文化对于巫鬼文化而言，进步可不小。周朝强调的“尊礼”，其实就是重人事，重伦理，重情感，以礼乐教化代替刑法律令，用人情代替恐吓，以血缘为纽带，以等级为根本。这种脉脉含情，无疑比装神弄鬼、杀人如麻更得人心。老百姓欢喜得很，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教化，同时也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统治，那社会就和谐了。
其实，对周王朝而言，人有没有爱心是次要的，关键是人是不是遵从他们所制定的礼制。因为后者才是统治者所关心的。所以，周公制礼，才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礼就是按照血缘关系划定亲疏关系，再由亲疏关系决定人的政治地位和权力大小。周朝的分封就是按照血缘亲疏远近关系不同而划分的，从而有了三六九等的区别。前面说过，各路诸侯国君有“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像鲁国、齐国、晋国，这些诸侯国国君，不是周天子的儿子，就是周天子的兄弟，政治地位自然就高，被称为“侯”。而秦国，一开始的时候地位很低，也就是个“子”。只不过到了后来，秦国发达了，秦穆公称霸，才被称为“伯”。这对秦国来说已经是了不得的荣誉了。而楚国，这个喜欢自称蛮夷的国家，地位最低，一直被称为“子”，所谓“楚子”指的就是楚国。
所以说，到了周王朝时期，封建这一政治制度才真正找到了和自己相匹配的文化。从此，宗法文化和封建政治组织，互为表里，相互依托，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我们。我们中国人喜欢把“国”和“家”放在一起说，就是“国家”。其实，“国”和“家”的结构是一样的，“家”不过是减缩版的“国”，“国”也不过是加强版的“家”。“家”中最基本的关系是“父子”，那么，“国”中最基本的关系是“君臣”。
而且，最基本的君臣关系就是由“父子”关系演变来的。从“家”到“国”，就像水的波纹一样，层层散开，最基本的规则不过是把“父父子子”推演为“君君臣臣”。天子下面有国君，国君下面有大夫，大夫下面还有平民和奴隶。一级级的包工头，下级虽然对上级称臣，但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却又是老子天下第一，身兼统治者和地主二职。天子有天下，国君有国，大夫有家。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波浪式地从小的范围扩展到更大的范围，把“和谐社会”的要旨从家里一直贯彻到全天下。
宗法文化也好，封建制度也罢，说到底都是一种贵族统治。贵族身份是由出身决定的，是靠血液决定的，而不是靠所谓的能力和品德，是“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而不是“任人唯贤”，像考公务员似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贵族的后代还是贵族，可以继承爵位，分封土地，担任官职，哪怕你再无能。
平民的儿子还是平民，奴隶的儿子还是奴隶，哪怕你再有才。而秦国，因为没有接受这种所谓文明的教育，被东方诸侯斥为“蛮夷”。但是，这种和谐的封建制度和宗法文化所蕴含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更是无法克服自身的这些缺陷。而“不文明”的秦国，反而因祸得福，成了最后的胜出者。当然，这是后话。下面还是让我们来看一看宗法文化的崩溃和封建制度的瓦解吧。
亲情渐渐地淡了
“封建”的推行来自于对血缘的信任。这种亲情关系曾经使西周一度强大，但继续走下去，却成了周王朝走向衰败的内在毒瘤，在其中起作用的是时间。时间长了，亲情自然就淡了，久而久之，这种亲情就会被打破。张荫麟先生作了个有意思的比喻，周王朝的组织模式就像一个几代同堂的大家庭，一开始是一个精明强干的祖爷爷带着几个儿子，在艰苦中创业，置办家当，存积家产，打造了一个富足而亲热，人人羡慕的五好家庭。可是，等到这些儿子娶了老婆生了娃之后，他们对于父母和他们彼此间，就变得有些疏远了。到了第三代，祖孙叔侄或堂兄弟之间，就会有背后的闲话。家口越增加，良莠就越不齐。到了第四、第五代，这大家庭的成员间就会有仇怨、有争夺、有倾轧，他们也许就拌起嘴、打起架甚至闹起官司来。
到了东周初期，周王朝的内部已经有了类似的情形。王室和诸侯间的冲突，诸侯彼此间的冲突，公室和氏室间的冲突，氏室彼此间的冲突，此起彼伏，一浪盖过一浪。膨胀的权力欲让他们不再把那位天下共主的周天子放在眼里，直接导致天子势力衰微，王命不行。就拿鲁国来说吧。鲁国是周公所封之国，是血统纯正的姬室宗国，是和周王室在血缘上最亲近的诸侯国。但是，到了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受申、徐等诸侯国拥戴继位，鲁国却态度冷漠，没有表示拥戴的意思。周平王东迁洛邑，护送勤王的有申、秦、晋、郑等诸侯，这些人要么是外族（秦、申），要么是亲缘关系疏远的诸侯（晋、郑），以鲁国为代表的东方诸侯没有一个响应，要么装聋作哑，要么漠然置之。可想而知，平王迁都洛邑以后，这些诸侯能听命于他吗？
公元前720年，周平王死，鲁国国君鲁隐公竟然不奔丧，哪里还把什么亲情放在眼里。
还有郑国，依仗自己护送并跟随平王东迁有功，一时威风得不得了，就连齐国都向他称臣。“郑伯以齐人朝王”，说明当时齐国朝见周王也得通过郑国君主的引见。郑庄公身为王朝卿士，却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处处为自己谋利益，发展郑国本身的势力，并不是一心扶持王室。这样就逐渐同王室发生矛盾，以至于后来周郑之间由交质到交恶，最后直到动刀子。公元前705年，周桓王率领蔡、卫、虢、陈诸国讨伐郑国，楚庄公发兵抵御，双方在繻葛（今河南长葛北）展开大战。结果王师大败，周恒王的肩膀上还挨了一箭。自此，周王室威信扫地，颜面丧尽，仅成了一个空壳，再无实权。
诸侯和王室之间屡次发生冲突的同时，各诸侯国国内也没有闲着，国君和大夫之间的冲突和斗争也是乱得一塌糊涂。公元前712年，鲁国发生了弑君大案，鲁恒公杀掉了自己的哥哥鲁隐公，自立为鲁国国君。发生这样的篡权事件，实际上是诸侯国国内国君和大贵族之间一次真刀真枪的冲突。这一次开了口子，篡乱的事情就再也没有停息过。公元前710年，宋国的太宰（相当于宰相）华督杀掉了主子宋殇公，立宋庄公；公元前709年，晋国的大贵族曲沃武公（他的爷爷成师是晋文侯的弟弟，被晋文侯的儿子晋哀侯封于曲沃，称为恒叔）杀掉了晋哀侯，第二年，又诱杀了他的儿子小子侯。公元前679年，周僖王在无奈之下，只能正式任命曲沃武公为晋君，列为诸侯。从公元前712年到公元前694年短短19年的时间内，诸侯国内的权贵们，在不断膨胀的权力欲的驱使下，父子反目，兄弟成仇，诸侯和大夫之间，祸乱频起，血腥四溅。
随着王室的衰微，诸侯国之间也开始出现兼并的现象。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西周初期，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一共有一百七十个，其中一百三十九个有国名，他们的地理位置也可以考证。可是，到了东周的春秋时期，就只剩下五十多个了，其中的大国也就十几个（到了战国时期，还剩下七个，称为“战国七雄”）。据可考的记载，楚吞并的小国有四十二个，晋吞并十八个，齐吞并十个，鲁吞并九个，宋吞并六个。那些不见经传的兼并厮杀，更是数不胜数。
诸侯之间耗子动刀窝里反，给了“诸夏”周围的戎狄以可乘之机。其实，戎狄和周王朝所谓的“诸夏”本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言语与穿着上都没有什么根本差别。楚国拍着胸脯说自己是“蛮夷”，之后与中原诸侯会盟，也没有人把楚国当蛮夷看了。说到夷狄和“诸夏”的根本区别，更多的还是在文化生活方面。夷狄大多以游牧为生，居无定所，走到哪里算哪里。而周则是靠耕种发家立国的，世世代代以农业为生，过着一种耕稼的生活。耕稼就需要稳定，需要定居，需要风调雨顺。
所以要修建城郭、开拓土地、兴办水利。而游牧民族则不需要这些，在与诸夏的交往中，他们很乐意拿自己的土地去交换食物和衣物，因为土地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用处。耕稼的生活能够把剩余的粮食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即使发生了自然灾害也不会饿死。而游牧的民族就不一样了，一旦发生了变故，没有了吃的，他们的唯一出路就是去掠夺。诸夏和夷狄之间，平时彼此都要加以戒备才勉强能够做到相安无事。现在，中原发生内讧了，周围这些以游牧为生的戎狄，怎么会放过这个趁火打劫、趁机揩油的好机会？
史书记载，春秋时期，自公元前662年至公元前595年近七十年的时间内，是诸夏被戎狄欺压、侵略最为严重的一段时期，那个真是伤痕累累，惨不忍睹。据统计，狄侵略齐国七次，卫国六次，晋国五次，鲁国两次，邢、宋、温、郑、周各一次。卫国最惨，被逼两次迁都（卫原来都城朝歌，在河南淇县东北；第一次迁到楚邱，在河南滑县东，后来再迁到帝丘，在河北濮阳），国境大半沦陷，后来幸亏有齐桓公相救，总算免于亡国。邢国也被迫迁都（邢都城本来在河北邢台，迁到了山东东昌），也是仰仗齐桓公施救才没有亡国。成周被狄攻陷后，周襄王逃到郑国，在晋文公救助下才得以复国。结束狄患的功臣是晋国，他于公元前593至前592两年间，倾全国之力剿灭赤狄；又在前530至520年间灭了东方白狄的大部分。经过这两仗，邢、卫两国的沦陷地都并入了晋，晋国土地拓展了一倍以上。
周王室衰微，中央的话没人听，地方政府互相兼并，戎狄外患又四起，以上这一连串的反应正暴露了封建制日渐显露的弊端。宗族和姻戚的情谊经过的世代越多，就越是疏淡，君臣上下的名分，最初靠血缘亲情维持。但名分背后的亲情一旦消失，自己做老大的权力欲望就会走到台前。于是，名分成了纸老虎，被戳得像马蜂窝一样，它的窟窿愈多，威严就愈减，那所谓的“八佾舞于庭”、“礼崩乐坏”就自然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