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不能忍了
各路诸侯的坐大，周王室的衰微，伴随而来的则是礼乐文化的破坏。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周王朝蜂窝状的封建权力结构和作为它的精神实质的宗法文化是内在镶嵌、互为表里的。因此，地方权力的膨胀和“礼崩乐坏”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同一事件的不同表现罢了。
说到西周的礼乐文化，那可要追溯到文武双全的周公制定的礼仪规范。周公制礼，就是从血缘情感出发建立人际交往的规范和上下有差、贵贱有别的国家秩序。
这对内来说是道德，对外而言是秩序；对个人来说是道德，对社会而言是秩序。见了天子应该行天子礼，见了国君，就要行国君礼，不能混淆，否则就是大不敬。因为这是名分，不能易位和僭越。
简单说来，礼就是文明对野蛮的教化。只有那些不懂得礼法的人在生活中才不遵守规矩，没有“礼貌”。周公制礼，不过是在西周初建以后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宣传。一方面通过这些礼法让人们体验人伦情感（类似于今天升国旗体验爱国情感），为个人的生活找到安身立命之本；另一方面则是让人们遵守上下有等、贵贱有别的社会秩序安排，别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以下犯上。否则大家都会一起鄙视你，说你野蛮，没有教养，没有人品。
乐又是什么呢？如果说礼是文明对野蛮的一种镇压和教化，那么，乐则是一种调剂、平衡的手段。乐不仅指音乐，还指做人要快乐，心情舒畅。也就是说，“以礼治国”必须要搞和谐社会，国家要像音乐般和谐。对父亲要孝顺，对君主要忠诚，本来是发自内心的，如果搞得人整天愁眉苦脸，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在上下秩序井然的同时，人还应该心情愉快，不要太压抑。所以说，“德”（爱父亲、忠君王）是根本，“礼”（上下有等、贵贱有别的社会秩序）是方法，“乐”（将规范秩序和内心情感交融在一起的音乐、诗词、舞蹈）是辅助手段，这样构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它们共同为以德治国服务，德治抓根本，礼乐来实施，因此这种宗法文化又称为礼乐文化。
这种文化所强调的礼仪规范必须认真严肃、持之以恒地去实行。嬉皮笑脸可不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更不行。孔子他老人家说：“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可惜，到了春秋时期，再讲“德”，再讲“礼乐”，就没什么用了，因为大家都去追逐权力了，谁还讲道德，谁还管什么礼乐。这就是所谓的“礼崩乐坏”。
随着诸侯之间不断兼并和争夺，那些实力强大的诸侯越来越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了，最多把他当成了供在庙里的菩萨，表面上看起来还算遵循礼数，时不时烧几柱香，实际上心里早就已经不吃这一套了。到了后来，他们甚至在礼数上也怠慢了，经常出现一些越权行为。比如，用六十四个乐伎排成八行表演的舞蹈（八佾）原来只能归天子观赏。诸侯只能用六行，大夫只能用四行。但鲁国的大夫季氏居然在自己家“八佾舞于庭”。孔子听到这个消息后，气得不行，怒道：“是可忍，孰不可忍？”
《左传》记载，卫国的国君孙恒子曾经在新筑与齐国的军队发生了一场战争，结果卫国的军队被打败了，孙恒子本人也是羊入虎口，岌岌可危。幸亏这时候冒出了一个名叫虞奚的新筑人，出手救了孙恒子。孙恒子为了答谢这位救命恩人，决定赏给虞奚一个邑的土地。可是，这个虞奚不要土地，而提出要马匹上佩戴的繁缨。
而在当时，这种繁缨是只能由天子和诸侯的马所佩戴，其他人是没有资格的。但结果，孙恒子还是把繁缨赏赐给了虞奚。
孔夫子听到这个消息，又不高兴了。他说：“这还不如多赏赐给他一些土地呢！
象征身份的名号和器物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土地再多，也仅仅是土地，上面没有承载身份和名望。可是，就一个小小的繁缨，因为凝聚着“礼法”，所以比土地重要得多。所以，后来卫国请孔子去治理国政，他老人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正名”，也就是要确立正统的名分。确立不了名分，社会的秩序又怎么维持呢？
名分当然重要，秩序固然关键，但比名分和秩序更为关键的是人心。人心不古，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即使作秀般地维持名分、遵从秩序，又有什么意义？孔子怒了，说道：礼，难道就是那些祭祀的礼仪吗？乐，难道就是一些音乐舞蹈吗？
当然不是。最关键的还是人内心的道德观念啊！一旦心中没有了道德的信念，外在的循规蹈矩又有什么意义呢？
个个都是假面孔
韩非子曾经这样描述周朝的三个时期：“上古竞于道德，中古巧于计谋，当世争于气力。”所谓上古，指的是周朝灭商的西周初期，周朝靠讲道德、讲和谐、以人为本，灭掉了相信鬼神的殷商。得人心者得天下，所以说“上古竞于道德”。谁讲道德，谁就能取得胜利。
“中古”，指的则是西周末年、东周初年的春秋时期。那个时候，王室衰亡，诸侯国已经开始不再循规蹈矩地遵守礼法，但是在表面上还过得去。他们阳奉阴违，把尊周室、敬天子当作了自己手中的一张王牌。只要谁稍微有一点对周王室不敬的言行，就可以借机起兵讨伐。傻子都知道，这里的尊王室是假，为自己谋取私利才是真。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可落了春秋时期的这种把戏的俗套了。
鲁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楚人没有及时向周天子贡奉用于酿酒的茅草，害得周天子没有办法祭祀祖先。齐国一听，兴奋了，急忙打着周天子的旗号去攻打楚国，这叫出师有名。这种借口尽管现在看来完全是找茬，但在当时还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狐狸尾巴”。尽管楚国说：你住在北海，我是在南海，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为啥老大远地跑来揍我？齐国却是理直气壮：老子尊王攘夷，你敢对天子不敬，我就打你没商量。
鲁庄公十三年（公元前681年），齐桓公率领军队伐鲁，三战三胜，鲁国失去许多土地，只能割地求和。齐鲁两国在柯（山东省阳谷县境内）会盟。可是齐桓公和鲁庄公在坛上刚刚结盟，鲁国的大将曹沫就手持匕首绑架了齐桓公，齐桓公左右没一个人敢动。齐桓公紧张地问曹沫：“你想要干吗？”曹沫说：“齐国强大而鲁国弱小，可是你们侵略鲁国也忒过分了吧。现在鲁国都城的城墙倒下来就会压到齐国的边境，您瞧你们侵占鲁国的地方有多少了！您还是好好考虑一下该怎么做吧！”
齐桓公被逼无奈，只好答应全部归还鲁国被侵占的国土。齐桓公说完以后，曹沫扔下匕首，走下盟坛，面朝北方坐在群臣的位置上，脸色没有丝毫改变，说话跟原来一样，若无其事。齐桓公很郁闷，想违背约定。但管仲却说：“你可不能这么做。如果为了贪图小利让自己痛快一时，就会给诸侯们留下不讲信义的印象，会被人鄙视的，不如把土地还给他们吧。”
这么看来，所谓的“尊王”，其实际目的不过是诸侯彼此之间的打压和兼并。
所谓的“道德”（讲信用），也不过是阴德，真实目的不过是要抬高自己的地位，增加政治上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在这里，一切美好的品质，比如诚信、尊王，都成了手段，所有的计谋和心机都在围绕着“道德”打转。
但话又说回来，即使这样，诸侯们也不敢像后来的战国时期那样赤裸裸地把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表达出来。尽管各诸侯心里已经不把周天子当回事，但表面上还是要毕恭毕敬，骨子里虽然已经是流氓了，但谁也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流氓。原因很简单，这么做就会让人抓住小辫子，给了别人揍你的理由。所以说，明目张胆的僭越，在这个时代还是没有的。
鲁僖公二十五年（公元前635年），周襄王后妈的弟弟太叔带勾结狄人争夺王位，襄王被迫逃到泛。晋文公率领军队来勤王，杀了太叔带，把襄王安置到郏。襄王为了表彰晋文公的功劳，打算赐地给他。但晋文公对土地没有兴趣，他提出了“请隧”的要求。在当时，“隧”是王者的丧礼。只有周天子去世以后，才有资格享受“隧”这样高规格的丧礼仪式，而作为诸侯国国君的晋文公，是没有资格的。
现在，晋文公竟然自以为功劳大而提出这种大不敬的要求，襄王当然知道其中利害，他冷冷道：“‘隧’还是‘不隧’，不仅是拿铁锹、镢头刨地的问题，而是彰显了‘王’和‘诸侯’、‘天子’与‘国君’的一种差别。现在还没有改朝换代的时候就出现了两个‘天子’，恐怕叔父您老人家自己也不想这样的事发生吧！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叔父您家里的土地多的是，你自己随便开凿一条“隧”不就完了，何必还来向我请示呢？”
听完襄王这番话，晋文公吓出了一身冷汗，再也不敢提“请隧”的事情了。
所以说，春秋时期是一个微妙的年代，做什么事都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既不像西周初建时那样同气连枝，共屏周蕃，也不像后来的战国时期那样弱肉强食、狼性生存。究其原因，则是亲缘关系还维系着，宗族或姻戚间的阋争，总容易调停，彼此也都留了点余地，不会赶尽杀绝。就像兄弟亲戚之间闹矛盾，谁也不会闹到撕破脸皮，没有退路。即使闹僵了，关系也容易缓和。
公元前705年，周桓王带兵去打郑国，打了个大败，而且被射中了肩膀。有人劝郑庄公正好乘胜追击，庄公不答应，到了晚上，还派了一位大员去慰劳桓王，并且探问伤情。一家人还是一家人，实在不忍落井下石，痛打落水狗。
公元前634年，齐孝公带兵侵入鲁国。鲁僖公知道打不过他，只得派大臣展喜去慰劳齐军，并叫展喜预备好一番说辞，希望能把齐军劝退。齐孝公见了展喜问道：鲁国是不是怕了？展喜答道：小百姓怕了，但上面的头却不怕。齐孝公问：你们家里空空如也，田野上没一根青草，凭什么不怕？展喜正义凛然道：凭着先王的命令。随后展喜开始忆苦思甜，追溯从前鲁国的始祖周公和齐国的始祖姜太公怎样同心协力，辅助成王，成王怎样感谢他们，给他们立过“世世子孙无相害”的盟誓；后来齐桓公怎样为他们排解纷争，拯救危难。然后展喜作了最后的陈词：您即位的时候，大伙儿都盼望您继续桓公的事业，敝国所以从不敢设防，绝对没有想过您继桓公的位才九年，就会改变他的政策。您这样做怎么对得住令先君呢？我们相信您一定不会的，就凭这一点，我们不怕。孝公听了这番话，感动坏了，急忙下令退兵了。
公元前554年，晋军入侵齐国，半路听说齐侯死了，便下令退兵了。这种顾念旧情的心理加上畏惧名分，虽敢犯上而又不敢过度犯上的矛盾心理，使得在周室东迁后三百年的时间内，中国没有成为弱肉强食的世界，这也正是春秋有别于战国的地方。
没错，春秋时代的确有六十多个小国被兼并或者吞并了，但其中大部分都发生在夷狄和中原诸侯之间，不是以夷灭夏，就是以夏灭夷。诸夏相灭只占极少数，姬姓宗国相灭的例子就更少了。再看列国的内部，大夫固然有时逐君弑君，却还要找一个比较合法的继承者来做傀儡，而不是把君王杀死或者驱逐，然后自己上位。许多国家君主的大权固然是永远落在强大的大夫手中，但以非公室至亲的大夫篡夺君位，在公元前403年晋国的韩、赵、魏三家称侯以前，还没有过。而“三家分晋”，正是战国时代拉开序幕的标志。
何况现实的处境也不允许他们闹得过僵。北边的戎狄和南边的楚国虎视眈眈，早就瞅准了中原的肥肉。继续折腾，哪一个都不会有好下场。攘外必先安内，历史需要一个强大的诸侯国站出来，凭借自己的实力、威望，将“诸夏”团结在周天子这面大旗下，形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将来犯之敌拒之门外。于是，春秋的霸主时期就顺势而生了。
霸主不好当
春秋时代的诸夏同盟是在内忧外患的特殊局势下产生的，而所谓的霸主，自然就从抗击外族的侵略中产生，可谓时势造英雄。
外患，主要指的是北方的戎和南方的夷。北戎，活跃在黄河北岸的太行山脉中，所以又被称为山戎。这些人以游牧为生，擅长奔走，战斗能力极强。而所谓的南夷，指的就是楚国。楚国发迹于江水和汉水的交汇处，国君熊绎曾受过周的分封，封地在今湖北秭归以东。至昭王时，楚已经和周王室为敌了。周昭王曾经屡次发兵攻打楚国，有一次在汉水之滨全军覆没。后来他去南巡却神秘失踪没有回来，传说就是给楚人害死的，周人也无可奈何。到了楚武王的时候，楚国逐渐发达起来，先后灭掉了周人在汉水下游沿岸（大部分在东北岸）零星建立的一些小国，对北方虎视眈眈。春秋时期，诸侯混战，彼此侵吞兼并，但又标榜仁义。而楚国却自称蛮夷，赤裸裸地向北进犯，窥探周室。
北方的山戎和南方的楚国就如此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严重威胁着中原各国的安全。北方戎狄势力灭了邢、卫两国，横行于黄河以北；南方楚国兴起，灭申、息、邓等国，降服了蔡国，侵入郑国，锋芒也直指中原。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衰弱了的东周王室无力加以抵御。于是，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奋然雄起创建霸业，承担了保卫华夏传统文化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