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种类的业务往来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由于技术的发展而相应减少。许多企业认为：在当前，经营业务不一定需要人工服务，而且，人工服务成本昂贵。许多企业或银行采取各种“快捷”的业务形式，通过电话服务就可以处理客户的需求，于是，也就减少了我们与销售人员的接触机会。在英国，作为“快捷银行业务”形式的商业零售电子结算系统的运行，已经导致了一些主要商业街银行分支机构的大量关闭，因此，也很少有人会认识这些地方银行的经理。
当前各种业务往来的日趋非人性化，也引来了众多的非议。现在的许多业务往来往往都是由话务中心来操作，很明显地，在话务员与消费者之间不大会有多少亲切的交谈。因为通话的内容以及语速都是预先设定的，话务员与客户之间要严格按照设定的内容进行通话，也就不会有随意友好的逗笑取乐。首先，经理或监督者可以“随时监听与检查话务员——他们往往每天要接听几百位客户的电话咨询——是否正在使用准确、热情的语音与客户通话”。其次，话务员的报酬常常是与他们的工作表现相挂钩：这种压力迫使他们要尽可能多地接听好客户的来电咨询并推销出企业的产品。所有这些操作形式都妨碍了人际之间的社会交往。在许多发达工业化国家，由话务中心来处理企业的业务已经越来越普遍。例如，在英国，从事话务工作的人数，已经超过诸如煤炭、钢铁和汽车制造等传统行业的人数。据估计：现在有1／50的雇员在从事话务工作，而且这个比例还在增加。另据话务中心协会的数字显示：在英国，现在所有已经发生的商务交易，有半数是通过话务中心完成的。
总之，技术（尤其的电子技术）的最新发展，显然地促进了以个人为中心的行为方式。从我们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当今的技术发展，不仅让人们可以居家工作与购物，而且还可以在家里自娱自乐。也就是说，技术的发展减少了人们参与地方共同体生活的直接需求。也许，有人要认为，新技术的发展应该节省了劳动力，而且，人们可以享有更多的时间去参与社会交往。但如罗伯特·帕特南等人的研究所显示的：事实情况并非如此，而是恰恰相反。如加里·克劳斯等人认为的：人们往往需要工作更长的时间，才能支付得起那些可以节省劳动力的家庭设施。
后现代性背景下的城市生活
为了剖析当前时期的共同体生活状况，我们有必要来考察一下与此相关的城市环境，因为生活与工作在其中的人口已经越来越多。我们将特别注意的是，城市生活是如何深受后现代性进程的影响。我们将讨论，在发达工业化国家中，城市组织的构成和城市生活的特点是如何决定了地方共同体难以有效地发挥其功能。
后福特主义的转型对城市生活已经产生了显着的影响。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在许多发达工业化国家，随着制造业从一些工业城镇撤离，原有的邻里关系和共同体生活已经不复存在。在美国和许多其他西欧国家，制造业的日渐萎缩给众多的工业城市留出了广阔的废弃的城市空间。正如城市学家罗伯特·鲍尔嘉德和安娜·海勒（Robert Beauregard and Anna Haila，2000）所观察到的：像美国的底特律、匹兹堡、芝加哥和圣路易斯，英国的利物浦和曼彻斯特，苏格兰的格拉斯哥，西班牙的毕尔巴鄂等城市，原本十分繁荣的工业地区已经变成了荒凉颓败的废弃之地。例如，在上世纪的80年代，毕尔巴鄂的工业就业人数减少了一大半；在伦敦的全部就业人数中，从事制造业的人数比例从大约的20%下降到10%左右。
随着工业的撤离以及城市外围大型商场的拓展（前面已经谈到），许多人搬离了城区中心，于是，城市的中心地位也就随之削弱。蒂姆·霍尔（TimHall，1998）曾指出，这种变化在英国尤其明显，与欧洲大陆国家相比，英国的城市中心历来是以商业和零售业为主导的，现在人们希望居住在城市中心的传统也已发生了改变。
由于工业的撤离，在原有的城镇中，人们也难以通过职业和阶级的形式组织起来。曾经作为社会共同体和协作行动的基本来源，劳动阶层中所长期形成的邻里关系已遭削弱与瓦解。现在，所谓的城市“后现代化”已经完成了很多城市的重建过程，这个过程使这些盛后而衰的地区得以重建，把以前的工人阶层或贫民的居住区改建成了适合于中产阶级或富人的居住区。许多这些工业城市也试图依托于服务业的发展来使其重新复苏。然而，从事服务业的劳动者是典型的通勤者，流动性大且散住在各地，因此，也就不大可能相互凝聚在一起。
的确，这些城市环境的变迁，最充分地反映了后福特主义时代所带来的人际关系的变化。后福特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经济的不平等与贫穷的日益增长（我们在前面已有阐述）；我们可以看到，繁华都市的大街小巷遂成了那些被社会遗忘或排斥的人们——无家可归者和长期失业者等下层阶级——的栖息之所。
彼特·马尔库塞和罗纳德·范·肯彭（Peter Marcuse and Ronaldvan Kempen，2000）认为：这些经济和社会的分层正在形成城市的不同格局。他们认为，在最近时期，城市的空间秩序随着“全球化”
的进程而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其中的一些变化使创建能够包容不同阶级社会层在内的地方共同体变得更为困难。尤其是，在城市的边缘地带散落着许多少数民族的聚居区，人们搭建起简易门墙用来挡风遮雨，这些小团体往往与其他的社会阶层格格不入。彼特·马尔库塞和范·肯彭认为，这种现象在美国比在欧洲国家更为突出——特别是那些以种族为核心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形成。他们同时认为，这种趋势将会蔓延到其他发达工业化国家。实际上，我们在英国的城市中就可以看到这种状况，一些与外界不相容的小团体居住在用简易门墙搭建起来的聚居区中，这已变成了城市发展的一大新景观。
马尔库塞和范·肯彭认为，之所以在城市中形成目前这样的空间和社会格局，是因为它是“与全球化过程密不可分的”。不过，他们也认识到，全球化的本质，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阐述的，是不明确的与值得探讨的。全球化过程导致了一个国家内部和不同国家之间的人口流动性的进一步扩大，至少在这一点上，大家都是广泛认同的。就这一点而言，全球化过程导致城市中的许多人口都是临时过渡性质，这样的城市生活也就越来越不利于地方共同体的形成。
在这样一种动态环境下，由于人口的频繁流动，人们要想在邻里之间建立起亲近的关系或紧密的联系就显得更加困难了。于是，在城市中，人们想与邻里之间建立起比较特殊的亲密关系的可能性也就大为减少。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谈到的，对劳动者的“灵活性”要求更强化了这种趋势，这也是后福特主义时期的特征之一。也就是说，这种发展趋势要求劳动者必须具备适应在不同地点生活与工作的能力，因为他们的工作关系往往是短期的、多变的。而对于那些失业者来说，他们常常需要奔走或落脚于不同的地方去谋求职业。
在任何时候，一个城市总是充斥着诸如游客、漂泊者、通勤者等大量的流动人口；这部分人与城市居民有所不同，他们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从属于这个城市，因此也就不大会有为这个城市及其居民分担义务的意识。鲍曼（1993、1996）的看法更为极端，他认为，城市中的游客、漂泊者或流浪汉等游民有损于这个城市的道德规范，因为他们不必介入他们的临时逗留地的道德争议，可以无视当地的道德规范，对当地的居民无须承担道德责任和义务。
后现代性的力量虽然以不同方式塑造了不同的城市面貌，但重要的是，我们也没有必要过分地夸大其影响力。就这一点而言，罗伯特·鲍尔嘉德和安娜·海勒（2000）则强调了当今城市所具有的历史延续性，尤其是以现代的或福特主义的形式对城市所造成的历史影响。而且，有些学者还提出了对城市地区的社会共同体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其他一些因素。例如，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1961）把造成原有美国城市中邻里共同体关系失落的责任归咎于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她认为，许多邻里共同体关系就是被这些公共的住房项目规划所取代了。她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1961）一书中指出：那些在原有城市邻里之间长期形成的紧密的社会网络关系，具有减少犯罪的社会功效，尤其是对其成员之间的违法犯罪行为可以起到一种制约作用。所以，地方共同体有助于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这一主题将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进一步加以阐述。
理查德·塞纳特（1996）也对那些现代主义的建筑设计师持批评态度，认为他们的设计只注重建筑的实用功能，为我们的城市创造的是“令人窒息的公共空间”：这些空间只是人们短暂的羁留之地，而不是人们认为值得珍视的，并渴望长期居留的地方。雷·奥登伯格（Ray Oldenburg，1989）在他的《令人向往的好地方》一书中，同样强调了地方共同体生活的重要性；他认为，通过这些共同体关系，成员们可以聚集在诸如城镇的广场和咖啡馆等场所进行相互交流与交往。奥登伯格指出：在美国，城市的生长与发展过程，已经损坏了那些非正式的公共生活；我们已经无法在一个城市为人们提供其所必需的、合适的或足够的聚集之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