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经历了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转变，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经济学说的导入也大体经历了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过程，先后把《国富论》和《资本论》介绍到中国。伴随着经济学说的介绍，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概念成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分析社会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考察西方经济学说在近代中国的传入，可以加深理解近代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更能把握社会主义传入中国的经济学背景。
一、西方经济学说在中国的最初传播
众所周知，近代西学的引进方式，主要是借助翻译来完成的。西书移译中文，开始于16世纪末叶。由于宗教热忱的鼓舞，耶稣会士发韧译事于前，新教传教士继起于后。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传教士的活动以及复杂的作用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和研究。正如学者们揭示的那样，传教士中不乏借助西学使中国人“在智力的炮弹面前让步”的意图，而西学的介入又不自觉地承载了部分的启蒙作用。
史料显示，西方经济学知识的最初传播是通过一些史地读物来实现的。比较着名的是《贸易通志》（ Treatise on Commerce，郭实腊编译，1840年版）。该书叙述了“商业史、世界各地商业现状及与贸易有关之交通运输、货币信用、关税制度、契约等”。称“西洋以商立国，故心计之工，如贾三倍。其国所立规制，以利上下者，一曰银票，二曰银馆，三曰挽银票，四曰担保会”。不难看出，作者以中国的银本位去认识西方的金融现象，虽然不尽科学，但对资本主义的货币信用制度、银行乃至社会保险业及其作用均作了说明，这在西方经济思想的传播过程中有其重要的地位。书中“还解释了使西方国家生产力发生巨变的蒸汽机的一般工作原理，并具体描述了轮船、火车、蒸汽纺织机的发明和使用情况”。
当然，除了像《贸易通志》这类相对集中介绍西方经济史方面的书籍外，在当时出版的一些史地着作中，基本上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一些经济方面的内容。如最早比较系统地介绍美国史地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Brie f Geographica lH 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ion of A merica，裨治文编，1838年版）和着名的《大英国志》（ H istory of England，慕维廉编译，1856年版）都用一定的篇幅介绍了美国和英国的经济情况。直到19世纪末，梁启超仍把这两部书积极推荐给国人。有趣的是，有的传教士已经认识到中国的史学着作与西方的不同，已经把经济问题视为研究的对象。这一点上，体现了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区别。如慕维廉在1856年刊印的《大英国志·凡例》中说，“英史体例与中国不同，中国设立史官及起居注、实录，而易代修史，具有章程。泰西诸国无史官，士民皆得纪载国事……观者勿以中国体例例此英史也”，“职政、刑法志略记英国议会制度和司法制度；教会、农商两志更是中国所无，叙述了西方社会特有的宗教和商业发达情况”。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通过《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取得了在中国传教的特权。随着大批传教士的涌入及在华势力的急剧膨胀，他们利用文化出版事业进行各种宣传活动的的规模也日渐扩大。与此相适应，介绍西方经济方面的相关书籍也增加。像英、法、德、奥、意、俄、美、土耳其等国家的经济状况，如人口、物产、工商、交通、财政、宗教、货币信用制度，等等，成为传教士关注和传播的对象。有些书籍还在体例上有所突破。“如《俄国新志》和《法国新志》中，举凡人口、土地、矿产、工农业产值、进出口额、财政收支”等。
需要指出的是，传教士译书的主要动机是为了传扬教义。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传教士的译着必然集中在有关基督教教义方面。显而易见，在最初的西学中，绝大多数是宗教方面的读物，据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纪念录》罗列了1810年至1867年在华的新教传教士的中文着述约计760种，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传教士早期在华的主要学术活动。其中“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约各占6%”。
国内学者一般把西方经济学传入的时间确定为光绪庚辰年（1880年），英国人法思德（另译福塞特、洁思德）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1863的中译本正式发行。该书由同文馆卒业生汪凤澡译、传教士丁韪良校订并作序，中文译名《富国策》。这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学科开始被中国人所了解。
法思德的《富国策》是丁韪良极为推崇的一本书。史料记载，同文馆在1867年聘请丁韪良任“富国策”教习，当时使用的教材，就是法思德的《富国策》。另外，丁韪良在该书的序言中，也“很称赞这本着作”。在经济学知识饥荒的中国，《富国策》的出版自然要受到国人的关注，“各地竞相翻印，有两家报纸还加以连载。甚至日本国也加以排印发行”。然而，这部书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并没有多大的地位。唐庆增有过这样的批评：“原着者法塞（即本文的法思德），仅为英国经典学派经济家之后辈。本人于此学，并无重要之贡献。学说多袭自穆勒，其着述与穆勒所作者比较，仅讨论实际问题之处稍多而已。原书因非第一流着作，而译者尤多创造。
丁韪良所作例言中，认经济学为“西国之新学，系属内政而不属外交，重在偃武修和”殊属失当。又曰“论此学者，如斯美（即本文之斯密），黎喀多（即理嘉图），弥尔（即穆勒），均未如法思德之详”，更进武断”。确如唐庆增所言，在一般的经济学说史的着作中，很难找到法思德的名字。
对西方古典经济学说作比较完整介绍的，当属艾约瑟的《富国养民策》。该书是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编译。该书介绍了西方生产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并对分工、资本、工资、地租、利息、股份等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艾约瑟在书中还加入自己对中国传统经济观点的评价，如认为中国统治者崇尚“蓄财”、抑制消费的做法无助“增利”和“生财”。真正的“增利之法”是购买股票，而“生财之源”则是土地、工作和资本。这实际上是把生产三要素的重要理论介绍到中国。
在传教士所介绍的西方经济学着作中，值得一提的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对亚当·斯密《国富论》的介绍。光绪二十年，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他口译的《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第九章，第二年《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改名为《泰西新史揽要》出版，其中介绍了英国实行不利于通商政策的背景后指出，“幸而一千七百七十六年（乾隆四十一年）英人师米德·雅堂着《富国策》一书，镂板通行，立通商根本，新策既行，旧章尽废，诸英人所创之新机，至是始大用之而大效矣”。“师米德·雅堂”即亚当·斯密。叶世昌对此进行专门的考证，他的结论是，《泰西新史揽要》还有数处提到亚当·斯密及他的《国富论》。如卷六上说：“一千七百七十六年，英国苏格兰省之戛斯哥海口，有掌教大书院之山长姓师米得名雅堂者，特创一书，名曰《富国策》，家弦户诵，名震一时。”又如卷十二所说：“英学士师米得·雅堂为讲求富国策之第一名流。”《泰西新史揽要》出版后，其中所涉及的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首先在中国早期的维新派中产生了回响。陈炽撰写的《续富国策》，正是在“希望使自己的着作在中国起亚当·斯密在英国所起的作用”。除陈炽外，中国早期的维新派宋育仁在着作中也提到斯密的《国富论》。他说：“西人书《富国策》，言理财之术贵在分业”，指出由于“分业”可以大大提高工效，“故西人每事皆分业而治”。
当时，斯密的《国富论》还没未译成中文，他们对斯密《国富论》的了解，主要是通过“《万国公报》上的《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
二、“生计学学说沿革”的撰写
真正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历史沿革有所研究并最早将古典经济学介绍到中国的是严复。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必然需要先进的经济理论的引导，以保证本国经济的健康发育和成长，提升本国经济的竞争力。应当说，严复对斯密学说的翻译正是适应了中国经济变革的需要。
严复曾留学英国多年，掌握了比较丰富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因而他选择把这本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介绍到中国就不是偶然之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西方经济学的认知程度。他在《原富》例言中说的明白：“计学以近代为精密，乃不佞独有取于是书，而以为先事者，盖温故知新之义，一也；其中所指斥当轴之迷谬，多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然，所谓从其后而鞭之，二也；其书于欧亚二洲始通之情势，英法诸国旧日所用之典章，多所篡引，足资考镜三也；标一公理，则必有事实为之证喻，不若他书勃窣理窟，诘净精微，不便浅学，四也”。严复在1892年得到斯密的《国富论》两卷，于1896-1900年译成，1902年出版。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传入中国的历史上，严复所译斯密的《国富论》有其特殊的地位。
对于这一点，侯厚吉、吴其敬有过概括性的总结：“严复是把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介绍到中国来，对资本主义经济范畴进行系统理论探讨的第一人，从而使中国的经济思想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他也是西方经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积极宣传者，为反对封建官僚垄断新式企业提供了思想武器，这是严复翻译《原富》的最大功绩。”另外，在《原富》译着中，严复不但系统地介绍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而且还引用了大量当时着名经济学家的言论，其中包括许多庸俗经济学家的言论。“《原富》按语中提到的经济学家，不下二十余人，如：李嘉图、罗哲斯、马格乐、威克非、马罗达（即马尔萨斯）、穆勒父子、马夏律、倭克尔、耶方斯、罗约翰、斯古略、扬亚德、拓尔古、格里、李斯特、巴师夏、宾德门，等等，可见其涉猎之广。对于各家的观点，严复作了自己的评论”。
他们还指出，“严复的贡献并不只是译书，还在于他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有一定的研究。譬如他在《原富》一书所加的大量案语中，就对价值、资本、利润、工资、地租、生产与消费等经济理论范畴进行了一定的探讨，还运用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的观点，来阐发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问题”。
严译《原富》出版后，社会反应不一。《原富》出版后，“不曾引起任何值得重视的社会影响”的观点是可信的。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梁启超曾经指出的严译的文笔。（参见本文第一章梁启超对严译《原富》的评价）胡寄窗对此作过进一步的批评，“经济学特别是象《原富》这种着作，其所论述的经济理论问题数量既多而含意又复精深，即使用现代汉语翻译，也不大容易理解，以文言文翻译就更加难懂。严复在翻译此书时又刻意求工，尽可能使译文典雅古奥，有时反而弄巧成拙”。胡寄窗列举了以下事实：“例如，monopoly一词，倘译作“独占”或“垄断”，就比较易于理解，而他则主要译为“辜榷”，有时又作“垄断”，反而弄得晦涩难明；又如报酬渐增或报酬渐减，他译为“大还”、“小还”，更是令人莫名其妙。有时，他为了适应传统概念，将“本”、“末”等词加进译文里去，反而有失原意。再如原书乙部、篇五有下面这样一段译文：“古之言治者，以贾人逐利之近而易见也，则相与鄙恶其行，以为污处，厚征以困之，着之市籍以辱之，若惟虑民业贾之多也者”。原文只是说，“有些政论家对商店老板的成见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小商贾多了会使他们互相竞争，对消费与生产都有好处。另外，他将我国古代的抑商办法“厚征”、“市籍”等附会进去，既不符合原意，更令人误认为英国也有“辱”商、“困”商之政。至于将原着的科学性或逻辑性较强的文句，有意加以压缩，以适应文言文的简练形式，既降低了原着的说服力，甚至有失去原文真义之处，亦是常见的。这一切均使《原富》的传播大受限制”。这不能不说是严译《原富》的主要局限。
梁启超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严复在传播西方经济学方面的不足。李喜所曾这样评价梁启超传播西方经济学的形式：“梁启超对西方经济理论的介绍并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带有较多的创造性，而且善于用中国人所喜欢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再深奥的高深理论，经他一描述，就通俗易懂，令人一目了然。”胡寄窗从经济思想史角度，对梁启超以通俗的方式传播西方经济学的方式给予了肯定。他认为“在辛亥革命以前真正接触到西方经济学的有名着作家中，只有马建忠、严复和梁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