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梁启超也赞同从中国古籍中求索“雅驯之名词”的主张。按照梁启超的考证，中国古汉语中，与“Political Economy”相近的概念有“食货”、“轻重”、“货殖”、“平准”，但要作到“此名求之古籍，吻合无间者，实觉甚难”。在这四者之间，梁启超认为“食货二字，颇赅此学之材料。然但有其客体，不有其主体，未能满意。”关于“轻重”，梁启超认为：“《管子》有《轻重篇》，篇云：“桓公曰，轻重有数乎？管子曰，轻重无数。物发而应之，闻声而乘之。故为国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轻重凡十八篇，皆言所谓经济学之理法者也。必求之古名，则轻重二字最适。然其语不通用，骤出之乱人耳目，殆未可也。”在梁启超看来，货殖在语义上也与“PolicitalEconomy”接近，“《论语》“赐不受命，而货殖焉”。太史公用之《货殖列传》，此二字亦颇近。但所谓Policital Economy者，合公团之富，与私人之富言之。而其注重实在公富，货殖则偏于私富，不含政术之义，亦非尽当。”
比较而言，梁启超赞成使用“平准学”，认为：“《史记》有《平准书》，所言皆朝廷理财之事。索引曰：“大司农属官有平津令丞者，以均天下郡国输敛。贵则粜之，贱则买之，平赋以相准。古曰平准也。”按汉代平准之制，本所以吸集天下财富于京师，本不足以当Political Economy之义，虽然，但举平准二字，尚不失为均利宜民之意。且此二字出于史记，人人一望而解，而又不至与他种名词相混，然则迳译之为平准学，似尚不谬。由是日本所谓经济家，则名曰平准家；经济学者，则名为平准学者；经济界则名为平准界；经济社会为平准社会；经济问题为平准问题。施诸各种附属名词，似尚无碍”。
梁启超的上述答复，并没有真正解决人们的疑惑。《新民丛报》的读者继续索问：“经济学原名Politcal Economy直译为政治节用学，迨Morsbotl氏而始名为Economics，日本人译之为经济学，求其理而骤观之，则经济似与政治混而无别，夫经者含政治之义，济者寓泉流之旨。其与斯学本义亦极相符。日本当时之定为此名，盖已斟酌审慎而无遗意者矣。”作者显然赞同以日译“经济学”命名。对于梁启超把“Politcal Economy”译为“平准学”的观点，作者赞同严复的意见，认为：“贵报第三号乃欲译为平准学。夫平准者诚如严氏所谓西京一令，以名官职，不足以副斯学。”但作者也不同意严复翻译为“计学”，认为：“严氏之译为计学，其名则诚雅驯矣，若谓用之处处而无扞挌，则恐为贤者自许之太过也。案Statistics者亦财政之中而独立一学者，日本则译为统计学，又曰计学。今中国之方舆人民出产国用，皆眇无定稽，是此学为中国所宜急讲者矣。今若从严氏之名，则不知此后欲译Statistics，其又将以何者而易之？”把“Politcal Economy”译为“生计学”，作者也提出异议，“贵报第7号而又名之曰生计学，虽生计二字其较严氏之为稍善，然终嫌范围太小，而不能以政治理财之意包括于其中。”最后，作者表示：“窃谓泰西近世所新发明事理，为我中国旷古所未有者，不一而足。若一一而冠以我中国所故有名辞，是诚许子之不惮烦矣，亦恐未必有此吻合者，且举国草创，礼部尚乏检定之例，文人结习，好尚新异。误而用之，必至沿袭。数十载而后能改。与其遗诮后贤，不如其仍旧贯。如其不然，则财政学日本亦有用之者，且包举斯学之旨，而义界亦自清也。用以质之，以为何如？”
对于这种疑问，梁启超的答复是：“平准二字之不安，鄙人亦自知之。
故既弃去。”当然，“计学”也不合适，因为“计学与Statistics相混，且但一名词，不便于用，如日本所谓经济问题经济世界经济革命等语，若易以计问题计问题计革命等，便觉不词。鄙人已即以此质问侯官严氏，尚未得其答复也”。可否翻译为“经济学”呢？梁启超说：“尊论谓近世所新发明事理，不能一一冠之以我国固有之名词，此论诚伟，惟经济二字，袭用日本，终觉不安。以此名中国太通行，易浑学者之目。而谓其确切当与西文原义，鄙意究未敢附和也。故终愿海内大雅，悉心商榷而重定之。”因此，梁启超仍然不赞成使用“经济学”，但陈述的理由并不充分。梁启超在回信中，另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分析了“财政”与“经济”的关系，认为：“至谓财政二字，可以包举斯学之旨，而义界亦清云云，鄙意殊不谓然。财政者不过经济学之一部分耳，指财政为经济，无疑指朝廷为国家。考德国近世学者，于此学分类定名，最为精密。其所谓Wirtschabtslehre者，经济学之总名称也。或称为Volkswirtschattslehre及Nationalloekonomie则国民经济学之义也。
又称为Political Economy则政治经济学之义也。而又分为家政经济学（Domestic Economy）及营业经济学（Industorial Economy）等门。至其专属于行政者，则谓之Wirtschabtspblege，一曰Wirtschabtspolitik，日人译为经济政策学，二曰Finanzwissenschabt，日人译为财政学。然则财政学不足以包举经济学之全部明矣。”梁启超以日本人所通定经济学部门，认为，经济学包括“纯正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又包括“经济政策学（狭义之应用经济学）和“财政学”。根据这种分类，梁启超认为“财政学决不可用也”，“严氏又谓苟欲适俗，莫如径用理财，是亦不可。盖此等专用名词，万不可以动词冠其上。若用理财，则其于用之于复杂名词时，室碍亦滋多矣，故鄙见仍欲存生计二字以待后贤也。日本所译诸学之名，多可仍用，惟经济学社会学二者，窃以为当更求新名”。
梁启超的的上述意见，又引起读者的回应。有人致信说：“贵报第八号于英文之Political Economy又有译为财政学，财政二字，较之日本所译之经济学，严氏所译之计学，贵撰述所译之平准学生计学，似稍切实赅括，然稍嫌范围太小，不能以政治理财之意，包括其中。”作者赞同梁启超对财政与经济关系的区分，“诚如贵撰述所云财政者不过经济学之一部分，指财政为经济，无疑指朝廷为国家，是则财政学决不可用明矣。”是否一定要从中国的古籍中寻找相近的词语呢？作者表示了自己的态度，“终无一名词足以定之乎？鄙意殊谓不然。夫我中国即无固有之名词以冠之，亦不妨创一新名词。如泰西近今有新发明之事理，即创一新字以名之也。若必欲以我国古名词名泰西今事理，恐亦不能确切无遗憾。”作者期望梁启超在创制新名词的同时，不妨参考使用“国计”这一概念，“贵撰述学术博通，苟悉心商榷，岂不能定一雅驯之名词，以释群疑而惠末学？如不得已，则国计界，经济社会为国计社会，经济问题为国计问题，加之各种名词之上，似尚少室碍之处，且此国计二字，义界既清，吾国文中亦尝用之，人人一望即解，必无乱人耳目之弊”。
对于这种“国计”的说法，梁启超的答复是“经济不专属诸国，国计只能概括财政”，至如所谓“个人经济”、“家事经济者”，“皆经济学中之一部分，以国计统之，似不合伦理。严氏专用一计字，正以其可兼国计家计等而言之。本报微嫌其单词，不便于用。故易以生计，不得已也”。
在这里，姑且勿论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把“经济学”解释为“政术理财学”、“平准学”、“生计学”是否正确，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被国人广泛接受并通行的是日译“经济学”的名称。但《新民丛报》的这种讨论，不仅加深了对经济学概念的理解，许多相关学科的理论也被提及并展开分析，尤其把经济与政治进行了必要的联结，大大开拓了国人的经济学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