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直接后果是带动世界的经济变革，梁启超具体以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为例进一步说明：“当时英国国民，虽因产业革命而受莫大之苦痛，幸因此而获巨利者，亦为英国国民。且自机械发明、资本制度发达以后，英人乃得大输出其制造之物于外国，其所吸收外人之利益，足以补此苦痛而有余。盖在19世纪初，世界商业，几尽为英人所垄断矣。
厥后各国受英人经济力之压迫，始如梦初醒，而有亡国之惧，竭其全力以谋抵制英人经济势力侵人之潮流，于是各国相继而有产业之革命，以改革其本国之工商业，而成今世经济界之新局面。”这样，世界变革的深层原因，还是根基于经济的原动力，“当时英国产业之能首先革新，以其经济势力侵迫全世界者，以英国政治现象独善于他国，人民始得安居乐业，以尽力于经济之发达耳。若夫他国，则当时因政治之不良，人民尚不得安居乐业，又安有能力以发达其经济事业？故当时各国虽受英国经济势力之侵迫，急谋所以抵御此潮流，而欲抵御此潮流，则非先改良政治不可，所以19世纪之初，各国莫不先经政治之革命，而后其产业始得革新也。
是以论19世纪各国革命之原因。”英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产业革命从“表面言之，固起因于政治，而自里面言之，则实在于经济上之原因。盖当日各国政治不良，阻抑人民经济之发达，设不先行改革政治，则人民几将困穷以死，而人民亦惟以图生计之改革，始出其死力以革新其本国之政治。简言之，19世纪各国政治之革命，究其原因，亦仍为经济之革命耳”。梁启超在上文中把经济因素归结为政治现象的决定性变量，这样的分析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在世界经济进入帝国主义的时代，中国应该采取何种经济对策，这是梁启超与革命党人多次论战时阐述的话题。民国成立后，梁启超仍然一如既往地把发展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的竞争放在首要的位置上，“最近数十年，欧美各国各自发达其经济之势力，不仅足以抵御他国，且将转而为侵迫他人之计，以泄其国内经济膨涨之力。而中国以土地之广，人民之众，经济之能力又如是其薄弱，于是各国经济之势力，自一致趋迫我中国就我土地物产之广，利我人民力役之贱，以吸我中国之利益。数十年来所谓势力范围者，即各国经济之势力范围耳；所谓瓜分者，即各国经济之瓜分耳”。
在北京商务总会的商业界名流面前，梁启超毫不隐讳地指出了中国民族资本在外国经济势力入侵面前暴露出的尴尬，“今人于数十年前中国经济情形，虽多未能深知，顾就父老所谈，纪载所述，则在数十年前，中国人民尚有安居乐业之概，若夫今日，则全国困穷，各业凋弊，人人有生计艰难之叹矣。
我人曾亦知今日生计艰难之所由乎？是非世界无端而有变迁也，是乃各国之经济势力，侵人我中国之后，破减我中国之职业，吸尽我中国之利益故耳”。对于中国民族资本与发达国家资本之间的差距，梁启超从资本和生产工具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和分析。以资本而言，“外国之公司资本，皆在数百万、数千万以上，我中国之商业，则数千数万之资本，已为大业，欲求一数十万资本之业，实寥寥不可多得”；以生产之器具而言，“外人动以数万马力一日可成货物无算之机器，为生产之器具，我中国则舍手工所用、简单粗朴之器具以外，尚有何种器具可名为生产之器具，是尚得与外人言竞争二字乎？”以货物而论，“外人所制造者，与中国所制造者相较，亦实有天壤之隔，此所以外人经济势力侵入我中国之后，我中国旧业几为之破坏尽也”。
从产品的质量和国人的消费倾向来看，“鄙人今请略举一二事例言之，譬如钮扣，至微之一物也，以中国制造之不良，自外国钮扣输入以后，无论如何爱国之人，亦万不能舍外国钮扣不用，而用此形状丑陋质地不佳之中国钮扣矣。其大者，如布、如糖、如茶，两两相较，相去更远，我人又何能责人以爱国之思想，而劝其用中国之货物耶？”总之，今日中国经济的主导产业，“实已为外国经济势力所压倒，无论何种职业，皆失其自存之力，非大为革新，以谋抵御此潮流，则全国人民，舍为外人苦力以外无他事可图也”。中国民族资本的竞争力和所处的地位是中国社会的变革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如果说在与革命党人的论战中梁启超更多的是反驳“社会革命”问题，民国后的梁启超更多的是直接触及“社会主义”的命题。社会主义在欧洲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即以欧、美之经济现象言之，自产业革命以后，小富成为不富，不富流为穷人，中等之阶级日衰，无业之流民突增。吾人观其社会主义之发达，即可以知今日欧、美经济界之不平等矣”。但是，欧美国家的社会不平等与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并不是同类项。在欧美国家，“贫富之差，皆起于本国之人、资本家与劳动者，同为一家弟兄，无外来经济势力之压迫，其资本家之富，是即其国力之富，而多数贫民，亦得以种种手段，要求分配之平等，尚不足深惧”。
而在中国，“则资本家多为外人非我国人，资本家日多则我国家即日即于亡，可不惧哉？”因此，“我辈之主张，则谓今日当竭力提倡中国之资本家，发达其势力，以与外国之资本家相抵抗，庶我国之工商业，可以发达，而我国民尚有自立之地。若以外国有社会主义，我国亦不可不仿而行之，则合全国国民为外国资本家之牛马奴隶以外，又安有他种结果可言乎？”
1919年梁启超到欧洲进行社会考察，亲眼目睹了战争后的欧洲各国“生计及财政的破产”，分析了欧洲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问题。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上，梁启超继续坚持“精神”与“方法”两分法的原则，即社会主义“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至于实行方法，那就各国各时代种种不同”。“欧洲为什么有社会主义？是由工业革命孕育出来。因为工业组织发达得偏畸，愈发达愈生毒害，社会主义家想种种方法来矫正他，说得都是对症下药。在没有工业的中国，想要把他悉数搬来应用，流弊有无且不必管，却最苦的是搔不着痒处”。他举例说，“譬如要学他们结个工团和资本阶级对抗，就要先问国内是否有资本阶级，若没有便是无的放矢”。
中国有没有资本家阶级？梁启超的回答是否定的。“军阀、官僚拥几百万家私算得资本阶级吗？……军阀官僚连抢带骗左手得来的钱，右手向不生产的方面尽情挥霍，配说资本家吗？至于有些正当商人，辛苦经营个把公司，正在和外货竞争，弄得焦头烂额，我们硬说他是资本阶级，施行总攻击，问良心其实不忍。又如马克思一派倡的生产机关国有论，在欧美岂非救时良药，若要搬到中国，就要先问什么是生产机关？我们国内有了不曾？就算有了罢，说要归到国家，我头一个就反对。你不看见铁路么，铁路国有权是欧美社会党最坚持的大问题，我们不是早办了吗。结果如何？
在这种政治组织之下提倡集产，岂非杀羊豢虎”。
不难看出，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是把社会主义的学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分为两个不同的论域，中国要解决的是前社会主义的问题，即民族资本的不发达问题。然而，中国的资本主义毕竟已存在和有了一定的发展，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出现的严重社会问题难道不值得中国人警惕并设法避免吗？梁启超也在不断调整自己对于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思考，并部分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某些主张。
四、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
从《欧游心影录节录》中可以感受到梁启超思想的某些变化。早在与革命党人的论战中，梁启超也曾表示中国不能“徒恃现在经济社会组织之差完善而遂以自安也。彼欧人所以致今日之恶现象者，其一固由彼旧社会所孕育，其二亦由彼政府误用学理放任而助长之。今我既具此天然之美质，复鉴彼百余年来之流弊，熟察其受病之源，博征其救治之法，采其可用者先事而施焉，则亦可以消患于未然，而复辙之轨，吾知免矣”。但如何兼顾社会的分配问题，梁启超并未进行细致的分析。在《欧游心影录节录》中他说：“至于有的人说现在中国应注重的是生产问题不是分配问题，这句话我却不敢完全同意。
我的主张是，一面用全力奖励生产，同时眼光并须顾及分配。”首先应注意的是，在“工业方当幼稚之时，萌蘖是摧残不得，煽动工人去和办工厂的作对，我认为等于自杀”，同时，“当工业发轫之初，便应计及将来发达以后生出何种影响”。梁启超认为，中国是现代化道路上的后进国，完全可以避免西方社会因经济不平等而带来的革命和动荡。此时的梁启超不再过多地强调牺牲工人阶级利益以换取大资本的集中和发展，而是主张“发挥资本和劳动的互助精神”。
为此，他提出，“现在各国工厂所给工人的利益及方便，我们要调查详备，尽力尽施。一面还要国家从税则及其他种种立法上，力求分配趋于公平，同时生产组合、消费组合等项，最要极力提倡，令小资本家以至赤贫的工人，都得有正当防卫的武器。至于劳动者本身的自治精神，亦应在学校内、工厂内设法陶养，不论公共企业或私人企业，都得尽情发挥互助的精神”。
梁启超乐观地指出，“这便是目前坦坦平平的一条大路”。不难看出，在《欧游心影录节录》中，梁启超强调在国际间激烈竞争的条件下，中国应当全力扶持幼稚的民族工业的发展，同时他也开始思考社会发展中的公平问题，主张对小资本家和工人给予一定的保护。当然，梁启超绝非认为平等与效率同等重要，始终坚持以发展生产作为首要的准则。如何兼顾生产和平等的关系，让“下笔不能自休”的梁启超“始终在彷徨苦闷之中”。经过两年多的思考，梁启超才在1921年的《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中，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
梁启超文章的立足点仍然是他的国情观，“吾以为中国今日之社会主义运动，有与欧美最不相同之一点焉”。“欧美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在欧美倡此主义，其旗帜极简单明了，亦曰无产阶级与有产抗争而已。中国则有业无业乃第一问题，而有产无产，转成第二问题。”有业与无业，有产与无产，绝不是一种文字的游戏，直接关系到对社会主义运动合理性的认识，“欧美忠实求业之人，略皆有得业之机会，但其操业所应得之利益，有一部分被人掠夺，社会主义运动，则谋所以抗正之恢复之，其事为适合于多数人地位上之要求，故对之能亲切而有味也。我国今日之大患，乃在全国人民什中八九欲求一职业以维持生命且不可得”。
所以，欧洲合理的社会主义政策，在中国便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以“劳动者地位改善”为例，在欧美倡导劳动者地位的改善“则一针见血”，在中国言之，“则隔靴搔痒也”。中国的民众“求进一工厂，每日做十二点钟不停手之工，尚且费几许情面方能得之”，在这种情形下，如何以欧洲社会主义者的口号“汝何不加入“八点钟同盟””相号召呢？同样道理，“彼方踯蹰街市，无所栖托，今乃告之曰：“汝宜要求加工价！”此真“何不食肉糜”之类也”。所以，在欧洲要求社会平等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只能进行一种“使多数人取得劳动者地位为第一义”的“社会运动”。
对于中国劳动者地位的形成，梁启超继续高扬了他的民族主义纲领，认为中国劳动者失去了基本的劳动地位主要的原因还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质言之，则我国人之职业，直接为外国劳动阶级之所蚕食，而我国衣食之资，间接为外国资产阶级之所掠夺也。以最显着之事实言之，三十年前，食于丝者几何人？食于茶者几何人？食于土布者几何人？食于土糖者几何人？乃至食于制针、制钉者几何人？而今则皆何如者？”欧洲工业革命的结果虽然也使欧洲原有的手工业破产，“昔之恃手工业小商业自养之人，次第失职，驱而走集于都会工厂，变成仰佣钱为活之一阶级”，但这种失去原有职业的工人毕竟“犹有工厂可投，有佣钱可得，不过佣钱觳薄而已，生活不固定而已，劳力之结果被人掠夺一部分而已”。而在中国，“曾未梦见工业革命之作何状，而世界工业革命之祸殃，乃以我为最后之尾闾。畴昔食于土布者，今失业矣，能否在门治士达纺织厂佣得一辨尼？
畴昔食于铁工者，今失业矣，能否在必珠卜铁厂佣得一仙？畴昔食于制糖者，今失业矣，能否在台湾糖厂佣得一钱？”由此也决定了中国劳动者与欧洲劳动者的地位上的三大差别：
第一，“外国资本家之对于其本国劳动者也，虽掠夺其劳力结果之一部分，然犹出其余沥以为河润，瘵焉而未至于死也。我国人则被其掠夺并余沥而不可得，乃扼吾吭而绝吾粒”。
第二，“外国之劳动者，欲恢复其被掠夺之部分，则直接向本国资本家算账而已。其在我国，则本国人尚不配作掠夺者，而须间接向外国资本家算账，倘终不能有向外国资本家算账之能力，则虽本国资产阶级永远不发生，而吾民之瘵而死者且日相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