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指出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并没有因西而否定中国工业生产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他说：“我国今后不能不采用机器以从事生产，势使然也。既采用机器以从事生产，则必须结合大资本，而小资本必被侵蚀，而经济社会组织不得不缘此而一变，又势使然也。”对于工业生产能否会带来社会贫富的分化，梁启超保持乐观的态度。在他看来，欧洲工业革命后产生的不良后果扎根于工业革命前经济社会组织的不完善。我国现今经济社会之组织可以避免工业生产后的两极分化，理由是“生产之方法变，非大资本则不能博赢，而大资本必非独力所能任也，于是乎股份公司（株式会社）起”，中国工业的发展自然也要走资本集中的道路，但资本集中的方式和结果是不同的，“欧人之招股而创此等公司也，其应募而为股东者，则旧日少数之豪族也；中国今日招股而创此等公司也，其应募而为股东者，则现在多数之中产家也。此其发脚点之差异，而将来分配之均不均，其几即兆于是也”。
而“非大资本不能获奇赢，而公司则大资本所在也。有股份于公司者则日以富，无股份于公司者则日以贫，公司股份为少数人所占，则多数人遂不得不食贫以终古也”。所以，“昔日之富者，因工业革命而愈富；昔日之贫者，因工业革命而愈贫”。中国的资本积累情况如何？梁启超用近代中国工业生产的具体事例做了分析，“粤汉铁路招股二千万，今已满额，而其最大股东不过占二十五万乃至三十万耳，其数又不过一二人，其占十股以下者乃最大多数（每股五元）。盖公司全股四百万份，而其为股东者百余万人”。个人拥有的资本数量相差无几，“此我国前此经济社会分配均善之表征，亦即我国将来经济社会分配均善之朕兆也”。
如果在工业生产过程中能“使得贤才以任之，复有完密之法律以维持之，杜绝当事之舞弊，防制野心家之投机，则公司愈发达，获利愈丰，而股东所受者亦愈多。股东之人数既繁，大股少而小股多，则分配不期均而自均。将来风气大开，人人知非资本结合不足以获利，举国中产以下之家，悉举其所贮蓄以投于公司；生产方法，大变而进于前；分配方法仍可以率循而无大轶于旧，则我国经济界之前途，真可以安辔循轨，为发达的进化的，而非为革命的矣”。总之，“现今之经济社会组织，其于分配一方面，已比较的完善，而远非泰西旧社会所及。由现今社会以孕育将来社会，其危险之程度自不大故也。而无识者妄引欧人经过之恶现象以相怵，是乃谓杞人之忧也。”
梁启超依据他所说的理由，认为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组织虽称不上是完善的，但在分配方面却已比较完善。只要中国的中产之家都投资于公司，就可以成为资本家，不会产生类似欧洲的贫富分化问题。所以中国首先要解决的是生产问题而非分配问题：“今日中国所急当研究者，乃生产问题，非分配问题也。”
生产问题，不仅是国内的贫富差距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的命运问题。“生产问题者，国际竞争问题也。分配问题者，国内竞争问题也。
生产问题能解决与否，则国家之存亡系焉。生产问题不解决，则后此将无复分配问题容我解决也。”这里，他明确提出中国的首要问题是发展生产以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由于帝国主义因国内资本过剩而加紧对外资本输出，中国成为其输出资本以求得超额利润的最佳场所。他详细指出：“夫今日东西列强，所以以支那问题为全世界第一大问题者何也？凡以国际的经济竞争之所攸决云尔。经济学公例，租与庸厚则其赢薄，租与庸薄则其赢厚。故拥资本者常以懋迁于租庸两薄之地为利，不得则亦求其一薄者。欧人自工业革命以来，日以过富为患，母财岁进，而业场不增。其在欧土，土地之租与劳力之庸，皆日涨日甚，资本家不能用之求赢，乃一转而趋于美洲、澳洲诸部新地。此新地者，其土地率未经利用，租可以薄，而人口甚希，庸不能轻，于是招募华工以充之，则租庸两薄而赢倍蓰矣。乃不数十年，而美澳诸地昔为旧陆尾闾者，今其自身且以资本过剩为患。
一方面堵截旧陆之资本，使不得侵入新陆以求赢，而旧陆之资本家病；一方面其自身过剩之资本，不能求赢于本土，而新陆之资本家亦病。”以中国的近邻日本为例，日本不断觊觎中国并向世界扩张同样是有其深层的经济原因，“日本以后起锐进，十年之间，资本八九倍于其前，国中租庸，日涨月腾。而日本之资本家亦病，于是相与旁皇却顾，临睨全球”。
由此不难推断中国面临的危机，“现今租庸两薄之地，无如中国。故挟资本以求赢，其最良之市场亦莫如中国。世界各国，咸以支那问题为唯一之大问题者，皆此之由。我国民于斯时也，苟能结合资本，假泰西文明利器（机器），利用我固有之薄租薄庸以求赢，则国富可以骤进，十年以往，天下莫御矣。而不然者，以现在资本之微微不振，星星不团，不能从事于大事业，而东西各国，为经济公例所驱迫，挟其过剩之资本以临我，如洪水之滔天，如猛兽之出柙，其将何以御之？”“夫自生产方法革新以后，惟资本家为能食文明之利，而非资本家则反蒙文明之害，此当世侈谈民生主义者所能知也”。
面对这种激烈的“国际竞争”，抵制经济侵略就成了中国的首要问题。梁启超认为中国如果没有自己的大资本企业和大资本家，外资则必然会垄断中国市场：“自今以往，我中国若无大资本家出现，则将有他国之大资本家入而代之，而彼大资本家，既占势力以后，则凡无资本者，或有资本而不大者，只能宛转瘐死于其脚下，而永无复苏生之一日。彼欧美今日之劳动者，其欲见天日，犹如此其艰也，但使他国资本势力充满于我国中之时，即我四万万同胞为马牛以终古之日。”到那时，中国经济界只能分为两大阶级，“一曰食文明之利者，其人为外国人；一曰蒙文明之害者，其人为中国人而已”，中国将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
为了增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发展本国的生产力，当务之急是应首先培育资本。他说：“吾以为策中国今日经济界之前途，当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而以保护劳动者为第二义。”他认为资本家是“司生产之枢机”和“司分配之枢机”的“国民经济之中坚”。如果国家不奖励资本，听任民族资本微弱、零散的现状，甚至加以迫害和限制，那么，在列强大量过剩资本涌入中国的情况下，中国将无以自存。因此，为对抗来势凶猛的外国资本，中国“惟有奖励资本家，使举其所储蓄者，结合焉，而采百余年来西人所发明之新生产方法以从事于生产，国家则珍惜而保护之，使其事业可以发达以与外抗，使他之资本家闻其风，羡其利，而相率以图结集，从各方面以抵挡外竞之潮流，庶或有济”。
这里，梁启超提出国家不仅要保护单个资本的发展，还要促进资本的联合，组织企业集团，形成大资本企业，以与外资相抗衡。国家要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则要利用本国优势，学习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管理方法，以增强竞争力。社会革命徒然损害了弱小的民族资本，不利于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的竞争，甚至会使中国从经济上永沉九渊而无法自拔。所以，在同革命派的论战中，他竭力反对孙中山节制大资本的主张。
他说“今日乃经济上国际竞争你死我活一大关头，我若无大资本家起，则他国之资本家将相率蚕食我市场，而使我无以自存”。他把大资本的存在和发展看作是振兴实业、加强中国国际竞争力量的中坚，指出今后的中国“其第一义所最急者，则有大资本也以盾也。不此之务，而惟资本家独占利益是惧，鳃鳃然思所以遏抑之，其结果也，能遏抑国内之资本家使不起，不能遏抑外国资本家使不来”。这样，梁启超在与革命党人的论战中，更多的是开始思考民族资本的国际竞争力问题。这也是梁启超在以后论述社会主义问题时始终坚持的原则立场。
三、经济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
大陆学术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以辛亥革命的结果来决断梁启超与革命党人论战的胜负。当代史学者从五四思想启蒙的角度重新肯定了梁启超思想的深远意义。其实，从经济思想的角度，梁启超始终坚持自己对中国采取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前提条件的认定。
辛亥革命前夕，对于晚清政府效法国家社会主义而采取的铁路国有政策，梁启超指出，“政策也者，从未有通于世界万国而绝对的可称为善良者也，亦在适不适而已。夫以中国之腐败官僚政治，断不能假其手以行国家社会之真精神，吾固言之矣，但此又勿具论。然谓今之中国，必须事事效法国家社会主义，吾亦未见其可也。彼欧人所以日提倡此主义者，盖彼自工业革命以来，一切事业，皆垄断于少数资本家之手，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生计上之分配不均，即社会上之乱机时伏，彼之汲汲于此，非得已也。
我则何有焉？商工业之幼稚如此，资本之涸竭如此，虽竭全力以保护企业家，犹惧其不能发荣滋长，况更裁抑之也”。在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采取的经济政策自然也应该有所区别，“彼欧人经百年间奖励生产，至今日以生产过剩为患，其重要问题之移于分配，实发达之顺序宜然。今我国而欲效之，是犹闻有道术者能绝食飞升，而以未经修炼之人，漫然欲辟谷而行空也，其馁而踬焉必矣。是故今日之中国，必奖励企业为最要之政策，而铁路之自由商办，实为贯彻此政策之一手段”。以西方国家由于资本的过度发达问题来取代本国资本过度不发达问题，完全是一种无的放矢或本末倒置的对策。
面对辛亥革命的成功，梁启超并没有放弃自己原有的经济分析。
1913年，梁启超结束了15年的流亡生活，受北京商务总会的邀请，对世界经济大势和中国的经济政策，作了比较科学的说明。
首先，梁启超指出了经济竞争在国家竞争中的地位。他再次强调：“世界战争不一，有军事之战争，有学问之战争，有宗教之战争，而在今日尤为一国存亡之所关者，则莫如经济之战争”。昔日的军事战争与近日的经济战争的区别是明显的，“昔日之战争，其战斗员，为将为兵；战斗之器具，为枪为炮。而今日之战争，则战斗员为商为工，战斗之器具为机械，为各种货物矣。
立国于世界之上，而能精练此等战斗员，修明此等战斗器具者，即足为世界第一等强国。设于此而处劣败之地位者，则其国必不能自存”。但经济战争的结果却值得人们高度的警觉，“现今经济战争之烈，顾不可惧耶，况兵战失败以后，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尚可恢复其元气，而经济战争失败以后，则永为他国经济势力所压倒，仅为其奴隶而无复兴之望矣。故世界大政治家所苦心焦虑者，莫不在筹划本国经济势力如何，而始能在世界上占优胜之地位也”。
对于世界经济变动的原因，梁启超作出了深入的分析。他首先把经济的变动归结为产业革命，“百年来，世界经济之局面大变，推其变动之动机，今之历史家必公推英国之产业革命，盖考人类有史以来，革命之烈，实莫过于此者也”。而产业革命的推动力则来自两大元素，梁启超概括为“经济思想之变动”和“机械之发明”。
从经济思想的层面看，“言当日经济思想之变动，其最显着者，若亚丹斯密氏之《原富》，玛耳塞斯之《人口论》，理卡特之《地租论》，皆扫除经济之旧思想，而开经济之潮流，使当日英国国民经济思想生一大变动者”。从机器的发明的角度观察，“言机械之发明，则人当莫不知瓦特之发明蒸汽机关，自此蒸汽机关发明以后，人遂以机器之力代人力，而工业界乃不得不生一大变动矣”。对于产业革命带动世界经济变动的必然性，梁启超分析说：“昔手工生产之业，穷日之力，至不能成一器，而机械生产之业，虽以数百马力之微，一日所成，亦千百倍于手工之生产。
况机器生产之工业，非大资本不可，夫既具大资本则即有亏损，亦所不惧。譬如以数百万、数千万资本之大公司而亏损数十万者，实不足值为一谈，而数千元资本之手工业，则设有亏至数百元者，其元气已伤，不复能与他人竞争矣。且就生产之费用而言，其资本大者，生产费用必轻，资本小者，生产费用必大；生产费用轻者成本轻，生产费用大者成本大。成本大，则是手工生产更不能与机械生产相竞争矣。故自机械发明以后，旧日之工业，几为之破坏以尽，而当日英国国民大多数所受之苦痛，亦诚不可以言语形容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