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几年单位里精简，要一个人迁回老家去，区里来的人不认识他屋里，要我带去。“文化大革命”时，他回来了，说是我迫害的，害得他家破人亡。说我有十条罪状，害死一个人。墙门外头，马路上，街道办事处门口，贴了我毛三百张大字报。我对二女儿说：“你去抄一抄，到底说姆妈一点啥罪行？”二女儿出去，还没有抄几条，造反派把她的笔抢了去，要拷她嘞。二女儿逃了回来，她说：“姆妈，我不敢去。”
造反派到我屋里来，不少人哦，都说：“去看看，去看看，噶凶一个老太婆，杀过人的噢。”一进墙门，看见是我，都说：“喔唷，是王师母啊，王师母介格会杀人的？拆空啊。”大家熟祁（qi）祁（很熟悉）的，吃不落斗我。
有一个造反派恨我哎，老底子他屋里婆媳关系不好，三日两头闹架儿。有一天吃饭，媳妇盛了两碗饭，一碗给老公，一碗给阿婆。媳妇旋了一个转身，娘同儿子说：“我这碗饭太满，同你调一碗。”调一碗就调一碗，吃了一半，儿子吃到一枚针，晓得是老婆想害娘。打架儿，要离婚。为啥要离？他只告诉一个要好的邻居，这个邻居告诉我。后来法院来了解离婚的理由，我说：“两夫妻没有啥事情的，就是媳妇想害阿婆。”两夫妻后来没有事情了，恨煞我了。
江城小学开批斗会，打倒我的口号叫得凶哦。台上一面是街道书记陈瑞节，一面是街道主任许郎中。底下喊口号，要撤我的职，罢我的官。许郎中说：杨秀珍是群众选的，群众选群众撤，街道没有这个权力。我说，我这辈子只犯过两个错误，一个是屋里洋锅子烧破，一个是汏饭碗汏破。都是家务做了一半，居民工作“入”进来了。你要说精简，我大女儿也是铁路里精简出来的，国家困难，有啥办法？
听人叫“杨秀珍来了”，这个耍赖的老头爬起来就跑。我小媳妇说：“我开心煞了，我姆妈钞票是没有的，名气真当算大的。”
我是一边吃批斗，一边要做居民工作。我妹子看了气煞，她说：“都批得哭作呜啦，还要去做啥居民工作？”没有办法的啦，批斗回来，就有人叫你去调解打架儿。那时光不晓得哪个说了算，该我管，我还是不掼锣槌儿（撂挑子）的。
派出所姜所长被造反派半路劫了去，关在一个楼上。我赶紧从后门走出，看到连发的儿子，我说：“连发儿子，你快跑，到派出所去，就说姜所长被人抓来了，关在啥地方、啥地方。”民警蛮聪明的，进了墙门口，就叫：“姜所长！上头要你马上去开会。”
总还是道我杨秀珍好的人多，办扫盲班，人家想溜号，我督牢。开始不高兴，后来还是说我好，为啥？一出门，“江城路”三个字她总认识了。“文革”时，外头再乱，我站了大墙门里一只“碌缸”上头，朝天叫一声，“开会嘞！”家家户户一张小凳儿，都出来。
有一个姓周的会计，贪污了60块，判了十几年，放出来，腰都歪了。单位不管，居民区管。我说：“你屋里蹲蹲，不要乱跑，我帮你找一点加工生活做做。”啥生活？毛竹片领来，削棒冰棒儿，收入还好的哎。我有空再找他谈谈。后来他一直到老，都道我好的。
一个张木陀，脑子蛮活，有人说他投机倒把。到农村去收东西，秤上头缚一根线，天线地线，分量上头变戏法儿。收黄豆，人家称过的，一袋一百斤。到他手里，一称，天线地线，蛮平的噢，八十斤。农民伯伯围住他，打，打得要命哦，用绳索吊到树上头，带信来，要我去保。我赶过去，保他回来，办学习班帮他。现在好嘞，张木陀变“亨角儿”嘞，房子买了好几套，买到九溪山上去了。看到从前的邻舍，口气很大：“你们钞票有没有啦？喏，袋儿里一抽，拿一百块去用用。”看到我，笑笑，晓得不好意思的。
居民区各家各户，大大小小，都在我肚皮里。老底子派出所核查户口，每年十几本大册子往我家一放，一本一本找我对，哪里一户人家，常住几口人，不会错的。“文革”我吃生活，靠边，入党的、解放的、提干的、参军的，凡是来外调的，还是要寻我。我说一句，他记一句，再敲一个图章，回去交差。
有两天，我一边吃饭，好几帮人在旁边等我，干部衣裳穿穿，笔笔挺。我一个家庭妇女啦，穿得蛮蹩脚的。他们说笑话，要这个老太婆敲一只图章，只好排队伍等啦。现在的居民干部，你问问她楼道里的人家，不晓得的噢。
造反派要我威风扫地，扫不倒我啦。我出去，小鬼头儿打群架，一听杨秀珍来了，马上就逃。西牌楼有个老头儿，专门恶作剧赖人家，你碰一碰，他跌倒，你不给他钞票，他不起来。有一回擦边擦沿擦了一个骑脚踏车的女人家，不肯起来，给他15块钞票，那时光不算少的，还不肯起来。我在家里炒菜，刚刚落油锅，人家来叫我，说的是我小儿媳妇。我人还没有走到，前头的人叫得来梆梆响：“杨秀珍来了！”这个老头一听，爬起来就跑。我们小媳妇说：“我开心煞了，我们姆妈钞票是没有的，名气真当算大的。”
后来平反，市里公安局副局长蒋兴发给我们开会，我说：“蒋局长，你才记得我们啊。”他说：“杨秀珍啊，不是我不记得你们，我自己都顾不过来啦。”一边说一边哭。蒋兴发脸上有块黑记，蛮好认的，他说：“我走出去啦，连学生子看到我，随便哪一个都好拿起竹丝笤帚打我的。”
“文革”结束，我劲道越发好了。街道里开会，一定是我主持。我说起立，大家起立。我喊口号，大家跟牢喊。有一天，蛮发靥，我喊了半句，当门牙掉落了，我连忙扪（men捂）牢，大家朝我看，我说：“于贵珍你叫你叫，我牙齿掉落嘞。”年纪大了啦。不过我身体好的哎，到了一九八几年，我70多岁了，劲道照样十足。
大跃进办食堂，我办过；办人民公社，我当过建西人民公社的社长。改革开放，居民区搞“三产”，饮食店、加工点都是我办起来的。那时光我好比是当老板哎，十几个人，天不亮就开始忙了。
以前靠两脚跑跑的哎，后来条件好嘞，电话都有了。第一次用电话，是派出所打到前头布店里，咚咚咚咚赶过来叫，我咚咚咚咚赶过去，拿了一个话筒叫喂喂喂，我说没有声音。人家说你话筒拿倒了。后来，居民干部要年轻化，一开会，说来说去就是“要年轻化”。我说“建一”居民区就我年纪大，我辞职，让给小年轻。
我到了80岁，身体都蛮硬，没有毛病。管儿子管孙子都熬过来了，伢儿大了，屋里事情少了，我还想再做几年居民工作的。我一辞职，李同志晓得，就来说我，他说：“你为啥不同我们商量商量？”他看得起我，说姜总是老的辣。
现在的居民干部，文化高，有空调，每周休息两天，每天干八小时，好的。也有居民说还是老的叫得应。为啥呢？要我说，做居民工作，没啥门道的，说来说去，还是要肯吃苦啦。
工人
口述 胡师傅 整理 蒋思荃
娘舅带我去上海闸北制帽厂做学徒时，我只有十二岁。
天通庵车站竖起膏药旗，上海乱啊，小日本摩托车开开，机关枪扫扫。上海人又不是吃素的，十九路军一色的红布把儿大刀上前线。老百姓不管穷人富人，看到他们就送东西——鸡蛋、蟹壳黄、金手表、金项链，等等。接着大家喊口号：“打倒小日本！”身上的血都烧滚了。厂里也不做生活，老板天天去劳军，我们几个学徒就把裤带儿系到衣裳外头，跟老板跑，枪炮声音都不怕。有一天淮海路、南京路人山人海游行，前头都是身高八尺的彪形大汉，都是藏青对襟的棉布衫儿，手臂上还扎红布箍儿，他们开路，一面红旗上几个大字——“工人敢死队”，神气啊！原来是沪西纱厂四万多工人罢工示威。我夹到队伍里走了一天，格股劲道啊！
我头一回晓得，我们都叫工人，我也是工人。
上海不安耽，大家吓煞。娘舅把我拖回杭州，弄到直大方伯（注：地名）一家汗衫厂学修车。那天正好净慈寺火烧。后来汗衫厂倒灶，老板介绍我到定安路铁工厂做工。这爿厂生意好。杭州有家轧银币的造币厂，维修业务由我们统包。
那辰光杭州只有两部公交车，每天湖滨、灵隐来回倒，烧木炭的，嘎嘎嘎嘎，专门坏，我们包修。笕桥机场的钣金壳儿、钱江大桥的沉箱铁件，都做。
十九岁那年我从工厂里退出来，“捧茶”去了。为啥？那辰光当工人蛮神气，就是铜板少。我要讨老婆，要有伢儿，养不活的。捧茶是啥？就是坐茶室。只要手艺硬，一早捧只茶壶去坐茶室。各行各业的好手儿都有，轧朋友嚼舌头，讨生活的圈子变了。那辰光城里的茶室总有七八百家，同现在不一样的，几张八仙桌搭几条凳儿就是。湖滨旗下一带几家茶室考究，说道是南宋遗风皇城脚边。
实际上，茶室就是生意场所。每天都有营造厂、铁工厂和织造厂的老板来寻“把足师傅”。这些老板养的工人不多，接了一票大单，手艺要保证，就来请高手，这种高手就叫把足师傅。听懂了？
圈子里的人相互都认得的，哪个有几分手艺大家都清楚的。规矩蛮重的，老板一摊图样，大家眼睛一扫，就告诉他到哪个茶室去寻哪个。没人会抢饭碗的，如果抢，他还混得落去？介多年，我只晓得一个丝厂嵌经的抢过饭碗，结果生意都勒断，赶出杭州。你道现在啊，只要有钞票挣，连蒙带骗都会来的。
把足师傅工钿当然高，弄得好的话，做一个月一份人家一年吃穿都有了。
哎，你说得对，就像现在的承包，茶室就像现在的人才市场。
顶神气的是龙头师傅，就是现在的火车司机。那辰光火车不准时的。一打仗，火车就停；枪炮一停，火车就连连牢牢开，需要龙头师傅，浙江铁路公司就到茶室来寻，银元当场掼出。龙头师傅一身纺绸褂儿，雇一顶轿子带个帮手和司煤工，轿子一直到龙头房前头才放落。枪炮一响，纺绸褂儿又来捧茶壶了。
不过罪过的也有。比如手艺不到家的，比如不小心豁边的，苦头吃足。老板蚀煞老本，就要把足师傅典屋当物赔，凶一点儿的，人都要废掉。
我做的是钳工，老底子叫“外国铜匠”。清朝手里外国机器进来，要有人会用会修，后来还要会造，所以介叫的。说来发靥，就是那个光绪皇帝，娘不要看他，他在宫里没事体做，就搞外国洋人朝奉的八音盒儿。发条一上，盒儿会放西洋歌儿。光绪皇帝把盒儿拆开，把里头的簧片剪剪锉锉，再装好，发条一上，变唐明皇想杨贵妃的“霓裳曲”了。当然说说的，就是说皇帝也想当钳工了。
说到底，我们工人凭手艺凭良心做做吃吃，今朝不晓得明朝的。真当把我们当人看的，还是新社会。
杭州五月解放，十一月份，军代表就到茶室来寻我们。客气啊，说杭州要办蛮多工厂搞建设，政府出钞票厂房机器，我们出力出手艺。后来把我们一批批请到湖滨路一幢洋楼里开会，说我们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我们个个像小老板一样神气，一天到晚大喉咙唱“咱们工人有力量”。报纸上、广播里，也一天到晚工人阶级长、工人阶级短。
我们圈子里的人，分到厂里大多是当车间主任或者当工长，也有个把当副厂长的。工钿少说说七八十块，不要笑，我们厂的军代表薪水只有五十七块，学徒伯伯嘛，只有十六块。别人家叫我们“高腔儿”，月月十号开薪，看毛病全报销。
那辰光日脚过得畅，我们是主人家。当然我们做得也不差。
记得我有个师兄，人很聪明。老底子有台德国老爷机器坏了。老板要翻砂重做一只工件。没想到做出来活塞洞瞒屁股的。三十八英寸深，四英寸洞径。膛刀杆儿又细又长，有一刀发痉，整个工件就要报废。粗镗出来，剩个二十丝，没人肯镗最后一刀。二十丝只比头发丝儿粗一点点，发发痉就要超出。老板来寻我师兄。
师兄凶的，开价码要三百银元，先付一半，家产抵押。我晓得师兄吃得落的，要紧是把镗刀，师兄磨刀不给人家偷拳头的。那天我当帮手，师兄“美丽牌”香烟一叼，刀头刀杆校好，诺顿手柄一扳，“沙沙沙”进刀了。
人家看师兄蛮轻松，我晓得的，师兄手指头儿一直搭在工件上。凭感觉的，切屑儿出来就晓得光洁度和尺寸到不到。从鸡叫忙到鬼叫，一天工夫做好。
师兄牌子香啊。解放后，师兄进了城北一爿厂，后来当车间主任。巧也是巧，1958年大跃进，也是修一台老爷机器，也是要镗几个瞒屁股活塞洞，算来算去，刀儿磨再磨还要试镗。五日工夫才镗好。
有人说风凉话了：“赵主任手艺不过如此，就牛皮大。”
师兄背后头对我说：“那辰光硬做为闯牌子，现在小心为国家呀！”
我还有一个同行，开模子的。个头比武大郎少许高点，眼睛瞢的，绰号叫“天不亮”。一块钢，左手控牢，右手锉出个平面，合扑到玻璃板上，倒点水渗不进去的。那年有个织造厂老板，烊了一块金锭，想雕个金梭子，做镇厂之宝。寻到“天不亮”，“天不亮”有一个要求：锁进房间里一个人做，不准督牢不准看。
十天过去，老板看到金梭子发呆哉！金光闪闪的金梭子里还嵌了颗圆滚滚的金球，滚到东滚到西，随便怎么弄，球儿在槽里就是拿不出来。诀窍，“天不亮”不说的。金梭子金屑儿一过秤，跟金锭相差半钱重量。“天不亮”把锉刀上砂皮上的碎金末末儿掸下来，一称，正好半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