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妈：初三开始，我们不再往上海跑了。天儿方方面面都在成熟起来。这个时候，他已经萌发了要到美国学习作曲的愿望，他跟着复旦大学外语系的韩教授学英语，学到了一口纯正的纽约口音。又去夜校上托福，这一切都是他自己去联系的。更让我们开心的是，他懂得关心和体贴父母了。他开始主动给我们写信。我和先生都很激动，甚至有点受宠若惊。
天爸：我清楚地记得周天写来的第一封信。“我试着写这封信，看看你们能不能收到。我从来没有给你们写过信，挺想念你们的。”他说，“爸爸，我对上次那句话表示歉意”——什么话呢，儿子前一次回杭州，我们争了起来。周天说：你们管得太多了！我已经长大了。听他这么讲，我当时挺不高兴的。周天是专门写信道歉来了。他写道：“我仍然需要你们的帮助，爸爸，你是我最好的老师。”
天妈：天儿快毕业了，一首长笛钢琴二重奏曲《越位》，获得了在英国举办的Kathryn Thomas International Composition Competition（凯瑟琳·托马斯国际作曲比赛）青年组第一名。由于他在中学阶段的出色表现，他可以直升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全校只有两个学生得到了这个资格。但这时候，天儿申请的美国五所音乐学院都回信愿意录取他，其中有美国科蒂斯和茱莉亚这两所世界顶级音乐学院。科蒂斯音乐学院很特别，全校只有168名学生，每一个系只招收他们认为顶尖的学生，如果没有合适的生源，宁愿放弃招生。朗朗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这个学校也培养了很多世界级的作曲家。
天爸：到美国面试，我清楚地记得在系主任家的那一幕——一张大桌子上许多厚厚的总谱，一本一本随意地翻开着，系主任让周天去看，只能看这一页，让他说出曲名、作曲家、国籍以及对作品的了解。看这情景我都捏把汗啊，周天却没被难倒，能说出大部分吧。彼此感觉都很好。
天妈：2001年8月16日，天儿开始了留学生涯。他也是科蒂斯音乐学院招收的第一名中国籍作曲系学生。
天爸：周天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在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跟随着名作曲家Christopher Rouse，攻读硕士学位。我们之间的沟通一直都很好，周天给我们写信，总说：只有这样这样，我们才会成功。他觉得，他的成功就是整个家庭的成功。
现在是儿子带给我的收获更多。比如我和同行聊起来，总希望周天做音乐不要忘记民族元素。周天说：“谭盾、叶小钢这些已经成功了的艺术家并不希望我们新一代的作曲家走他们的老路，在美国的新一代的中国作曲家已经开始明白，最好的表现民族音乐的手法，也许不仅仅只是在西方音乐上加把二胡，或加段民歌，而是用国际上都接受的音乐制度和表现手法在音乐本身的内涵里呈现中国民族音乐的气质。要做到这样很难，但是只有这样我们的作品才能走得更远。”这些观念，对于我这个搞了一辈子音乐创作的人来说也是蛮新的。
孩子一旦自己想“要”，那就刹不住车了。如果说我们还有一些可取的经验，那就是在他启程的时候，狠狠扶了一把。
治保主任
口述 杨秀珍 整理 曹晓波
不买账有的，火气大噢，他说这点地方煤炉放不来，我就叫人拉一钢丝车砖头，帮他搭灶头。夫妻吵架儿，哭天哭地，我就给他们说笑话
今年我90岁，我是从1957年开始当治保主任的。
我的前任叫陈阿大，老公是皮匠师傅。皮匠师傅死的辰光，挺在床上断了气就是不肯闭眼睛。大家说，你放心去好的嘞。他眼睛还是白愣愣。为啥？不放心哎。陈阿大出去开一天会，一只洋铁盒儿，两角洋钿、二两半粮票、两支香烟，是她老公放好的。皮匠老公晓得当治保主任得罪人，放不落心。居民主任说：“你放心去好嘞。”他眼睛不肯闭。街道的同志说：“你放心去好嘞。”他眼睛不肯闭。我说：“你放心去，阿大去巡逻，我陪她走；阿大吃不落做，我帮她做。”皮匠师傅听了，“咯”一记，眼睛闭拢。
我们城站街道“建一”居民区，八个居民小组，都住在大墙门里。一个墙门好几十户人家，最大的有70多户。管的事情，要我说，说不光的。你跑进墙门，看看好嘞，一间间板壁房子，你挨牢我，我挨牢你，陈年百古，雪刮粉燥，一点火就旺。我当了30年治保主任，“建一”居民区的老墙门，没有过一起火警。
啥办法？挨家挨户宣传。钢板刻蜡纸你有没有看到过？哦，我们有油印厂的哎，一条一条刻得蛮仔细，发落去，要大家晓得。夜饭吃过，八个小组长八面旗子，“楼上楼下，火烛小心”叫过去。每户人家的煤饼炉要看过的，有没有熓掉，有没有封好。一圈回来，向我汇报。哪个屋里有问题，我夹脚屁股就去。都说杨秀珍来嘞，有热闹看的。跟了后头，看人家买不买账。
不买账有的，火气大噢，他说这一点点地方，煤炉放不来，饭总要让人吃的！
我说烧起来不是烧我屋里厢，是烧你屋里厢。你说弄不来，我来弄。第二天我就叫人拉一钢丝车砖头，帮他砌墙头，搭灶头，杂哩咕咚隔开。你再去管他，他还有啥话语好说？
墙门里的矛盾，不好过夜，不好上交。夜饭吃过，专门（经常）要调解到后半夜，不调解好，不走的。两夫妻吵架儿，哭天哭地，寻死寻活。我是要说笑话儿的，我说你们想想，结婚这天晚上你们在做啥？今天晚上又在做啥？想想啊，笑笑，笑了就好。治保主任责任蛮重的啦，离婚报告要盖我的图章才好交。一个离婚，就是我工作没有做好。我要保护妇女的，我叫人来开会，问“他们应不应该离婚啊？”我眼睛一眨，大家都说“不准离婚”。
有一回落大雪，半夜十一二点钟，咚咚咚，敲门。伢儿们都晓得是我的工作，门一开，罐头厂珍美她姆妈哭了进来，她说：“王师母，女婿打我女儿啦，你快去啦，要出人命的。”外头有多少冷哦，我说明朝去好不好。她跪落来了，她要大我十多岁嘞，就跪在了我床头边。我说：“喔唷，珍美姆妈，弄不来的！我马上去，马上去。”
珍美的老公是个老酒鬼，中班回来，老酒吃过。
珍美么，睡觉要打呼噜，白天工作很吃力，晚上呼噜来得个响，火烧都推不醒。老酒鬼老公拎了她两只脚，“咚”一记，石鳖石硬，掼到床底下。我走到门口，老酒鬼是个蜡烛啦（意思是不点不亮，不骂不听），珍美她姆妈说：“杨秀珍来了！”
他马上老酒醒了。说了他两句，安安耽耽。
我说：“阿发，你来，金根姆妈同你到另外地方去谈谈天。”我说：“你幽幽交（轻轻地）说好嘞，钞票、手表放了哪里？”这伢儿后来蛮好的，现在都做爹爹了“建一”居民区靠牢城站，治安一直要管到火车站里。红臂章一挂，站里站外入进入出。我这个人蛮要喝茶的，茶客啦，90岁的嘞，一天一热水瓶少不了。那几年苦，红茶沫儿，一角几分一斤，便宜，煞渴。浓茶泡好，灌盐水瓶，拎了手里，咕噜咕噜灌几口，提提精神。旅客都说这个老太婆厉害的，老酒当开水喝的。我到街道，到区里，人家都晓得我的，喔唷，大茶客来了，大茶客来了。一杯浓茶泡好，咕嘚咕嘚，喝得精光。
那辰光治安案件多倒不多的。有一年，马子弄茅坑旁边一个墙门，第三医院的护士长屋里，少了一只手表、两百块钞票。一九六几年哎，多少值铜板哦，大案子，抓牢，判刑都好判十几年。派出所的李同志、公安分局的同志都来了，戴了白手套，拍照相的拍照相，了解的了解。
我就看这家儿子不对，叫他出来，他同我小儿子金根是同学，读初二。我说阿发，你来，金根姆妈同你到另外地方去谈谈天。阿发说话慌兮兮，我说：“阿发，你要同金根姆妈说老实话噢，你说老实话，金根姆妈好帮你的。”他点点头。我说：“是不是你搦（nuo拿）的，告诉金根姆妈，错了好改的，金根姆妈不会送你去坐牢槛的。”他说：“金根姆妈，你要保证的噢。”我说保证的。他说：“你不好告诉金根的噢。”我说不告诉。
到这时光，我就不同他说金根姆妈、金根阿爸了，我说党的政策，我说：“你幽幽交（轻轻地）说好嘞，钞票、手表放了哪里？”
李同志带了分局里的人还在拍照相嘞，我说：“好了好了，李同志，钞票在了。”他说在哪里，我说在你头顶上篾席缝里。报纸撕开，篾席翻起，钞票、手表，一样不少。阿发后来到派出所关了两天，写了一张保证书，是我领回来的，我负责给他办了一个星期学习班。这伢儿后来蛮好的，现在都做爹爹（祖父）了。
那时光上头事情多啊，一个号召落来，就把居民主任、治保主任叫了去。会开好，我们回来召集八个组长落实。事情做好，上面省心，下底安耽。开基层治保会议，法院的毛院长说：城站街道，年年先进，就是因为有“三珍海味”。哪三“珍”？陆美珍、于贵珍，还有我杨秀珍。
1961年、1962年、1963年，我连续三年都是杭州市政法先进。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军乐队大喇叭、大铜鼓、大炮仗，喔唷，五脏六腑都跳煞。我要是不参加居民工作，有这种待遇？孙传芳倒台后，蒋介石进杭州，城站落车，军乐队迎接，大礼服，家家门口放一只茶几儿，点一支大蜡烛。我一个家庭妇女哎，荣誉喔。
市里开大会，我都发过言，胆子算大的。我读过几天书，赵钱孙李、周吴陈王，还记得的。人家写好，我读总读得相像，不识得的字，旁边做个记号儿。后来连苏州都去过，对口检查啊、交流啊。
一九六几年，困难的喔，一个人一天配给三片包心菜叶儿，一个月二两半肉。
肉店倌本事算大的，一刀落去，二两半，一钱不多一钱不少。毛主席的本事还要大，我佩服的，既无外债，又无内债，这么大一个国家，多么不容易。我说苦一点就苦一点，居民区工作不好不做的。
那时光公安局抓人，要治保主任到场签字才好动手。边三轮坐上，进门，他签字，我再签。你说抓去的人恨不恨我？居民干部要得罪人的啦1947年以前我就有3个伢儿，1947年逃难回来，又生了3个。6个伢儿，老头儿在闸口机务段上班，36块一个月，还要给天津的阿婆（婆婆）寄几块去。那时光，居民干部是没有工资的，我抽空糊糊洋火盒儿。我是想打退堂鼓，有一年去梅花碑袜儿厂上班都说好了，李同志晓得，一定不让我去，他说：“‘建一’居民区的工作不好少你的。”
不瞒你说，晚上开会，上头讲话，下底我啦盘算伢儿的吃、穿。我结婚时光的几件旗袍，长的剪成短的，都改光了。老大穿过老二穿，穿不来的，纳鞋底。老头儿上班，早上走出，晚上走进，屋里不管的。有时光我去开会，想到米缸里没有米，心思都集不拢。老头儿一早上班一罐饭，一块臭豆腐蒸蒸不好少他的。望江门口豆腐店我经常欠账，欠不落去的。上面都说，杨秀珍工作好。哪个晓得，我是“外头敲哐锣，里厢喝菜卤”。会开好，我就说：“于贵珍，你借我20块洋佃。”于贵珍只有一个伢儿，条件好。我是这个月刚刚还掉，又要借了，就是脱头几天。于贵珍说：“杨秀珍，格20块你不要还算了。”我说：“不好的。”后来生活好了，我记于贵珍情的，她生毛病，我去看她，我说：“你想吃啥，同我说。”
那时光要我入党，我思想不争气哎，一半心思在伢儿身上，会开好，极逃个逃回来。后来伢儿稍微好放手了，一听说党费每个月要交，打呆鼓儿了。我当居民干部都没有钞票好拿，还要我交钞票？等到伢儿大了，我说算了算了，我儿子女儿都是党员，我不凑这个热闹了。
我大儿子蛮争气的，1957年就招到团市委去工作了。国庆节，单位里请家长游湖，我说我去不来的，你们游湖看焰火，我们治保干部站了西湖边要做保卫工作。西湖划船儿过来，五颜六色，漂亮啊，想想我儿子就在船上，蛮高兴。
人多，大年三十晚上，两张破桌子搭起来，门板一放，像张乒乓球桌子。一家门坐了一道，热闹哦。我做娘做阿婆的要忙，忙到大家吃得差不多了，刚刚坐落端老酒杯，公安局的边三轮，啵啵啵来了。赵振华对牢墙门叫：“杨秀珍！杨秀珍！”作啥？不晓得的还当是抓我。
那时光公安局抓人，要治保主任到场签字才好动手。边三轮坐上，告诉我去抓一个人，因为他给台湾特务机关写信。到了，进去，这一家两夫妻一个伢儿在吃老酒。他老酒杯放落签字，我再签。你说抓去的人恨不恨我？晓得道理还好，放回来，没有事情。记仇的，都不晓得啥时光报复你。
居民干部要得罪人的啦，伢儿也吃误伤。我小女儿小时光，生毛病，医院吃不落去，一个人瘦得同豆芽菜一样。经人家介绍，竹斋街（西河坊街）一个剃头师傅，一把剃头刀挑后脊骨一根筋，放血。挑了几趟毛病好得嘞，我说要谢他，东西拿不出，我养了两只鸡，关在笼儿里养到六七斤重。我说一只过年杀杀吃，一只去送剃头师傅。有一天我开会回来，两只鸡两脚笔直，石骨铁硬，肉痛啊。人家说，王师母，鸡吃不来了，放毒药过的。你再出去，水缸盖儿一定要盖盖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