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在上手术台之前，正儿八经拿出“红宝书”来读了几段语录——我到现在还记得那几句话：“大风大浪并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在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我因为说不出话，也跟着在心里面默读。
等到语录读完，一打开胸腔来，医生们还是被“大风大浪”吓了一跳：我有先天性的心瓣膜狭窄，因为没有及时治疗，导致心律混乱、心房颤动。结果，在心脏里形成血块，导致血栓。
这血栓还会移动的，移到哪里，哪里就瘫。如果移到脑子里，就是平常说的中风。
要说它是埋伏在我身上的“恐怖分子”，一点也不过分的。
那年我22岁，还没结婚，家里父母是不敢告诉的，签字的还是我们单位的领导。
这之后我开刀像是开上了瘾。1969年我第二次瘫痪——这时候我已经在《杭州日报》做财经记者了。
那天早上，我到湖滨一公园散步，看别人打羽毛球，手痒了，上去打了几个来回。就那么四五分钟，又软翻了……
上一次是左半边瘫，这一次是下半截瘫，所以我身上只有四分之一的零件还算原装货——给我看病的是浙一医院的叶医生。他当时是“阶级敌人”，给我做检查都是一副提心吊胆的样子。
血块堵住了下肢动脉，肌肉组织大面积坏死，但神经照样健康，所以又胀又痛。吃止痛药、打杜冷丁，甚至局部麻醉，还是整夜头困不着觉。
我熬不住啊，就求叶医生给我截肢。
他说：“不能啊，你还这年纪，要后悔的，下半辈子都要坐轮椅了。”
我就说，那你给我做手术。因为我听他说，我的毛病，是血块从心脏里沿血管游泳过来，游到膝盖发生交通堵塞了。如果好把血块取出来，道路就畅通了。
他说这只是他的猜想：“这手术我能够做，但是不敢做。出了问题，我就是死罪了。”
最后他还是帮我取出了血块，我的下肢总算保牢了。但叶医生说：“治标不治本，你的问题是在心脏，心脏的问题不解决，你全身的血管随时随刻还会堵塞。”
叶医生不肯为我做心脏手术，但他没有放任不管，而是把我介绍到上海山东路上的工农兵医院，那里有他一个朋友在。当时全国只有这家医院做心脏瓣膜狭窄的手术。
去上海之前，我的病状已经控制，会吃会困——我还特别喜欢吃肉。我甚至还有力气跟另外的病人一起去参加了叶医生的批斗会——那个年代，倭七倭八的事情司空见惯。
但我不敢举起手来喊口号，万一用力过猛，我先“永世不得翻身”了。
上海这一刀，可不是容易开的。等床位等得人心焦；等到了，主刀的王一山教授皱皱眉头、摇摇头，说：“这一刀，成功的可能性只有三分之一；死在手术台上，或者一辈子做植物人，各占三分之一。”
这句话把家里人吓坏了，但我们单位当时的领导虞先法说开，我也说开。我想反正是死马当作活马医。成功了赚一票，不成功也够本了。
这次手术很顺利，除了医生的技术和医院的设备先进之外，里面还有一个精神的力量在起作用。
手术之前，王一山带领全班人马，大家手捧“红宝书”，在领袖像前发誓——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果真胜利了。
这一刀让我熬了20年。到了1990年，我的心脏又罢工了。这时候科技很发达了，有了人工心脏瓣膜。我跟《杭州日报》的领导一说，他们很爽快，说行，结果花了八千块钱替我买了个。
医生掏出心脏来一看，乌珠翻白，呆煞了：我的心脏面目全非，本来人心只有拳头那么大，我的心脏长了血块瘤，个头翻番。长相难看不说，还和心肌牵丝绊藤搞在一起，分不开来。
医生根本料不着竟是这样，也没相应对策，只好缝缝好算数。
苦头吃足不说，心里难过啦。不怕你笑话，我还呜呜哇哇地哭嘞！
我想自己这次真的完了。
无论怎么乐观的人，真要死了，都怕的——你想想看，你熟悉的人、熟悉的事情，还有这花花世界，都好好地在，只有你没有了。这好比足球踢“世界杯”，大家正在兴头上，好，就把你一个拉出灯光球场，哪个肯？
老牛拖破车，没想到这颗心脏硬邦邦拖了三年。这一年，浙二医院引进日本技术，可以做心脏的介入疗法——也就是从大腿的主动脉里插一根导管，把它沿血管送到心脏瓣膜里进行扩张。
做了这个手术我感觉很好，到能够起床了，我还自己动手写了一篇报道，描写了手术的全过程，登在《杭州日报》上。
我想这是我做了十多年记者写得最贴切的一篇报道。
最近一刀，是前年开的，因为慢性支气管炎引起心力衰竭，介入疗法已经不顶用了，他们说就干脆装个心脏机械瓣膜吧。这次手术是在邵逸夫医院做的，给我动手术的是一个美国华人，麻醉师是英国的，护士则来自南非。
我当时已经67岁，对胸腔手术来说，这样的年纪确实大了点。
老婆说：“你开刀当饭吃啊，动不动就想开刀？”
我坚持要做，我说你们别以为这是生离死别，我去做手术，好比去医院作一次采访，是去很投入地体验生活，别人想去还不成呢。如果我真死在手术台上了，那也是最好的安乐死：麻醉了让你死，谁有这样的福气？
其实我晓得，不会有很大风险。后来也果然像我想象的——据说他们当时只有一个麻烦，就是不晓得从哪里下刀，因为我的前胸后背，横七竖八都是刀疤，要找一块新鲜肉，还真不容易，不如给我装根拉链来得省心。
我这一辈子，好比股票逢牛市，搏着了一样。我的同事、老记者陆连生碰到我说我：“小鸽子，你还没去——不该去的都去了，该去的倒还没有去！再撑着，你要把我们杭报退休人员的医疗费都用光了！”他说的当然是玩笑话，也是大实话，连给我看过病的医生，好几个都等不及，管自己先去了。最高兴的是跟医生路上碰着，人家只认识医生，我七十岁不到，却病了五十年，心脏打开过四次，心脏方面的医生，省里的、市里的，十有八九都认识我。当然这没啥好有趣的。市一医院心脏内科的老主任曹蝶芬说：“咦？你还蛮好嘛。你好到我们医院里来给病人作报告介绍介绍经验了。”我想想还是到“倾听·人生”里来说说，不晓得有没用场。
我能够活到今朝，真的，首先要感谢的是党和政府，其次是我们的单位，最后才轮到我自己的努力。
毛病这东西，你不能不把它当回事情，又不好太把它当回事情。有时候越当它事情，它越有趣，越像那么回事情。
再让我透口气，虽然心脏装了机器，说话不好急的，好比水龙头，不好“哗”一记开足，要慢慢慢慢细水长流……
我刚才说了，我自小就不敢跑、不敢跳、不敢游泳。不过样样事情都有个例外，不相信你听听看——1958年大炼钢铁，市委大院（现在的人民大会堂）里面都搭起了小高炉，我还是个炉长。造工棚的时候我上蹿下跳一点事情也没有。有一天，我在房梁上远远看见有个小姑娘掉进浣纱河里去了。我“嘭”一记跳下房梁，腾腾腾腾、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去救人。
怪了，人救上来了，我没气急。
1962年，我在拱墅区记者站当站长。有一天，几米深的池塘里跌进去个小伢儿。我衣裳裤子都来不及脱，“嘭！”跳进去，一口气把他救上来。
救上来之后，我才想起自己不会游泳的。喏，介一想，心脏开始卜卜乱跳了。
曾经有许多人劝我：心脏病人不可以结婚的。我不相信。噢——好端端的姑娘儿碰着了，结不来婚，这活着还有啥意思？
1969年开了第二刀，虽然差一点儿送命，但到底也没有死成，第二年我老婆生了个小儿子——我有几个儿子，这个最强壮。
1979年我在家休养，整天病病歪歪。当时我住在缸儿巷供销大厦后面。有户人家，老子儿子吵架儿，当爹的说，你这样待我不孝，你儿子以后会看你样的。
他儿子是个戆陀，一听这话气不打一处来，抱起他自己的伢儿抢出门去，一下子将孩子掼到庭院的水井里。
伢儿才几个月大，扑通一声，有人乱叫起来，引来一大群人围观。那口井是老井，井口只有水桶那么粗，大人根本下不去，看的人干着急。
那个做爷爷的呢，本来说的是气话，现在见孙子因为自己的一句话要送命，赖倒在地扒天扒地哭，好，又招来一堆人围观。
我的窗户刚好对着这院子，我一发觉不对，三步并作两步冲下三楼，绕到这个院子里，推开人趴到井口一看，孩子还在水上浮着，吐水泡泡呢。
手伸下去够不着，我又噔噔噔噔绕回到自家院子里，跑上楼回到自己屋里，拿了竹竿和晾衣服的杈儿，再噔噔噔跑回到井口去捞伢儿。一次，不成功；两次，不成功；第三次总算勾着了，慢慢地一点一点把孩子捞上来了……
后来他们大包小包的送了不少东西来谢我，《浙江工人报》的记者丁新民还报道了这件事情。但真当让我自己吃惊的，还是我的心脏——换到平时，跑两步保证脸色铁青气急心慌，今朝一点事情都没，真当是千年逢闰月了！
你说毛病这个东西犯不犯贱！
啊呀，瞎话话，瞎话话的……
活着
口述 杨建慧 整理 林之
“你晓不晓得瓜山？坐151路到拱宸桥终点站，再坐347路到瓜山，落车往里走，有个农贸市场，就是菜场，我家就在菜场旁边。或者你可以叫个残疾车，拱宸桥车站上有很多……”（电话里杨建慧反复给我指点着。其实我那天打的去只花了十几分钟。）“来，我们坐在太阳底下，热一点。”（杨建慧搬条凳，我选了一张小竹椅，往院子一角的太阳下走。她的家是农村里十几年前常见的那种简陋的二层楼，楼下那间我一眼就看全了，因为除了条凳和一张方桌，似乎就没什么东西了。）我在这里已经生活了27年了。我喜欢听你叫我杨建慧，这里的人都叫我水琴，没人叫我建慧。杨建慧的生活27年前就结束了。
30年前，我绝想不到我会住在这里，会这样和你谈天。35年前我是外语学校的学生，班里同学都叫我“杨班长”。大概是老师看我比别的同学年纪机灵一点，稳重一点，就让我当了个副班长。那时的外语学校和现在的贵族学校有些相似，学生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干部子弟。干部子弟大多有些娇气，我不是，我想我不娇气，尽管那时我也是一个花季少女。我那时就很实在。那时有的同学常常将“将来小包车坐进坐出”挂在嘴边，我从来不想。现在想起来，我当时是很满足地生活在一种幸福之中。
你知道什么叫幸福吗？你当然知道喽。不过每个人的理解总是有些不同的，我觉得幸福就是分不出东南西北，一种丧失分辨力的愉快状态。那就是我的幸福的童年。这个阶段一直维持到1968年12月，我下乡插队。不不，应该说一直到1969年4月，我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
1968年12月，我像平时在学校下乡劳动一样回到上塘公社，那是我的老家。我不觉得生活有了什么大的变化，恐怕当时许多人是和我一样的心理，我们好像都在盼望着更大的刺激。当时学校里、社会上最大的话题就是到黑龙江去，我已经回乡了，可我耐不住这种平平淡淡的日子，又打电话到学校里，问熟识的老师有关黑龙江的情况。老师说，第一批到黑龙江兵团的正在报名，不久就要出发。我马上要求老师替我报名，几天后，我把户口转回学校，办好了去黑龙江的手续。然后我才告诉爸爸，我爸爸只是点点头，说，“好的，出去锻炼锻炼也好。”
就这样，一个电话，像耍子一样，我把自己送到了黑龙江铁力兵团。
这一锻炼就是五年，我瞌醒了，可是我仍然是没有分辨力，只是从愉快的无分辨力变成痛苦的无分辨力，我无法分辨，也无能分辨，我顺水漂流着。我父亲是一个普通工人，当知青的种种返城消息传来，我的同学当兵的当兵，读书的读书，回城的回城，而我的父亲，他只能把我“嫁”回来。
那时我就知道，这条路走错了，可我没有办法，明知这是条无望的路，也得走，顺水漂吧。
父亲托他在瓜山的亲戚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我们认识了，接下去就是结婚，回杭——确切地说是回到瓜山村，回到瓜山村里种田。1974年结婚，1975年生下女儿，1976年生下儿子，1977年丈夫土地征用进厂，1979年我被招工进厂。
我那时只想安安耽耽地当个工人，不必下田挑烂泥了。我以为从此可以安安耽耽过日子了，可我没想到，真正倒霉的事这时还没开场呢……
“我们移个地方坐吧。”（这时太阳移到了这个小院的另一个角落，我和杨跟着太阳把凳子移了过去。）1995年，儿子19岁了，精精神神地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有一天，他告诉我他的脚痛，我以为就是些头疼脚疼的小毛病，其实儿子说痛时已经是熬不住的痛了。检查结果，是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以前听都没听说过，医生告诉我这种病至今仍是无药可治，可偏偏摊到了我儿子头上，摊到了我们家。
那时我们夫妻俩的厂子都已经效益很差，钱很少了，可是病还是要看的。看了五年，花了三四万块钱，儿子的脚已经开始变形了，从脚痛发展到脊椎痛，1999年他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年。好在现在吃中药似乎有了好转，年前他开始可以起床走动了。但愿他能继续站直身子走下去，走他自己的路，他还那么年轻。
1999年是我最倒霉的一年。屋漏偏逢连夜雨，儿子在床上躺着，丈夫又病倒了。先是偶尔发现大便里带血，以为是痔疮没去管它，拖了半年多，到医院里一检查说是肠癌。2月4日开的刀，弟妹和亲戚们轮番照顾，正是春节期间，我过意不去，执意自己一个人陪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