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正月初八，陪了一夜，早上我从医院回家，休息了一会，中午我又去医院送饭。丈夫住在浙二医院，从瓜山到浙二要骑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好在这些日子我已经习惯了这种运动。我匆匆骑上车子往医院赶去，我没想到这一去是与死神去约会。
那天路上的车不多，出门不远，转弯时我还回头看了看。我的记忆到这里为止，后来的事都是人家告诉我的。有的人说我摔倒后就没起来，有的人说我摔倒后还站起身来，然后又倒了下去。事后，我像听别人的故事一样听他们讲述当时的情景。有一点大家是一致的，说我当时七窍流血地躺在地上。还好附近有不少瓜山人是认识我的，拦住了肇事汽车，把我送进医院，又有人赶回去通知了我的女儿。
女儿赶到医院里时我躺在急诊室外，无人过问，而且接下去继续无人过问，因为我们没钱——必须先付钱才能开始治疗。她爸爸此刻在另一家医院的床上躺着，她哥哥在家里的床上躺着，而我，鲜血淋漓、人事不知地躺在她面前，真难为了我的女儿，小小年纪如何能应付这样的局面，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情急之中，女儿给我在兵团时的老朋友裘武打了电话，裘武带了三千元钱赶到医院，我才进了急救室。若不是当年兵团里一起患难的这位老友，我怎能从黄泉路上走回来？
而这一切，当时我一无所知，我的记忆从倒下的那一瞬间开始就割断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倒下的，也不知道是怎么进的手术室，不知道在病房里被一口痰堵住时，像杀鸡一样在脖子上剪开一个口子往外吸痰，不知道我的老父亲一趟趟地往医院里跑，也不知道兵团里的朋友们和中学的同学们为我募捐……
当我又闻到那熟悉的医院的气味时，已经是第26天了——我昏迷了整整26天。我不知道我这么倒霉的人这次怎么这么幸运，与死神擦肩而过。我又活过来了。活着就好。
是啊，活着就好。我是死过一次的人了，什么都想得开了。现在我的家里你也看见了，家徒四壁。丈夫在家休养，好在还有一点病假工资；儿子刚能站起来，好在女儿工作得还不错；我么，我有退休工资，还可以。后遗症？还好没有，就是头盖骨被拿掉了一块，喏！在这里，凹进去一块（她用手撩起头发让我看，过早花白的头发下有一个凹陷的坑，在冬日的阳光下令人不忍目睹），现在只有一层薄薄的头皮护着里面的脑髓，本来半年后可以用其他材料补一块的，想想算了，要花很多钱，还是自己小心点算了。工厂？已经破产了，也难为厂里，工人全部下岗了，靠卖地皮了，还给我承担了一部分医药费。
我以为我的磨难到头了，可是1999年还没过完哪，我的晦气也还没有完结，现在轮到我的老父亲了。
我昏迷时，父亲急死了，天天要到医院去好几趟。等我终于醒来了，知道要吃东西了，他就天天去送饭，等我吃完了，他再回家自己弄点吃的。我母亲早就过世了。下午他一个人在家待不住，就又到医院来荡一圈。
除了去医院，那些日子他去最多的地方就是寺庙，他去灵隐、去韬光、去净慈，杭州的几个着名寺庙他都去了。他没有别的人可诉说，没有别的人可以依托，他就跟菩萨诉说自己的心愿，祈祷他的女儿能活下来，能好起来。后来的一些日子里，我常常陪着父亲到各个寺庙去还愿，他愿意相信他的诉说有人在听，我则相信一个父亲的心愿。
那是兔年的最后一个月了。前一天我刚刚陪着父亲去了灵隐，第二天早晨他在开门时摔倒了，门还没开开他就倒了下去，然后就再也没有醒来。两天后，他没有痛苦地去了。（我不停地变换着坐椅子的姿势，杨则一直以一种姿势斜坐在条凳上，条凳较高，她个子较矮，她的坐姿看上去不太舒服，但她一直毫不在意地坐着。在享受方面越来越精致的今天，我吃惊她对舒适的无动于衷。）咳，1999年终于过去了。这一年开始时，我还去参加了一次同学聚会，见到两个从国外回来的老同学。
人总是要回忆的，特别是老同学聚会时，总是会历数当年的种种情趣，甚至许多细节，我们当时都是住校生。我喜欢这些回忆，喜欢和他们——如今的外交官、政府官员、律师、教授、医生，他们大多有很好的生活——一起回忆种种细节，这使我粗糙的生活有了一点点的温馨。和他们坐在一起时，我努力感受着童年的温馨，人心是需要粉色回忆的，不管这颗心被多厚的老茧包裹。人们总是喜欢比较，拿自己与别人比较，其实许多烦恼是自己比出来的。所以我很矛盾，我总是不自觉地在回避这样的聚会，当年大家坐在一个教室里读书，而我落魄到这种地步，你说我跑去有没有味道，当然自我感觉极差。
有时我想，假如我不是外语学校的学生，假如我没有被外语学校那段经历熏陶出的心理状态，我大概会高高兴兴地住在瓜山，心安理得地过现在这种城市边缘的生活。
我很清楚，日子总是要过下去的，总要这么一天天地过下去，我必须用与这个家、与这一种我无法改变的生活相适应的心态去面对它，自怨自艾、自暴自弃都于事无补，我只能这么一天天地过下去，并尽量让自己轻松一点。
我现在不骑自行车了，你说心里怕？没有，没有，人家都这么说，说我一定害怕骑车了。上次我和女儿一起出去，她骑自行车，我说我也试试，一抬腿就上去了，心里一点都没慌，我自己也觉得奇怪。
医生与文人
口述 玟玟 整理 任为新
别和做医生的女人结婚，这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丈夫，确切地说是前夫的意思。他一和我闹别扭就说这句话——和我说，和别人也说。他在离开我的时候，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错就错在找了一个做医生的女人。我的意思正好相反，聪明的男人都应该和做医生的女人结婚。不信你试试，至少能够使你健康、长寿。他总说我是保命哲学，说我的日子像苦行僧的修炼，过这样的日子，即使活五百年也没有意义。我说：“像你那样就算过日子了？那是在糟蹋生命，是变相的自杀。”
他还向我说过这样的故事：有个古人，大概是什么诗人吧，喜欢喝酒，生活没有规律，今天过了不管明天，出门时候总让仆人背了锄头在自己的后面跟着，说是“死便埋我”。我丈夫对这样的人佩服得不得了，说这样的人生才是潇洒旷达。我们医学上也讲个“蝴蝶效应”，你今天生病了，其实那很可能是在几十天前或者说几个月前，甚至是几年前一件细小的事情引起的，所以对自己的身体是绝对不可以“不拘小节”，特别是现代社会，空气差、环境差、污染多，每天都应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我是个怎样的人？你不是看到了嘛。我拍过一些婚纱照，其中一张有人看了说我像林妹妹。我仔细一琢磨，还真是那么回事。其实那也不是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样子，只是说我像那个电视连续剧《红楼梦》里的演员。我不觉得这话是在抬举我——无论是穿着品位、修养学识，在我这个年龄段，我都是无可挑剔的。我还特别心灵手巧，从小就是，特别能观察细节。我本来是学美术的，想当画家的，我老爸老妈要我考医科。我妈妈也说过，虽然我是女儿身，但是在她的眼睛里，实在胜过一个头角峥嵘的儿子。我还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女孩子，还在浙医大的时候，我就和人打赌，看我画的饭菜票是否能够从食堂里买出炒年糕来，结果我赢了。现在说了也不要紧，不过我也就画了那么两三回，后来再有人要我画我就说你还是去买饭菜票吧，因为我画的饭菜票更贵。
说起我和我丈夫的认识，还真得找个地方坐下来谈。其实本来我们是不搭界的，他读的是杭大中文系，我在医大学的是病理。他是外地人，我是杭州人，我们的血型也不一样——按照我们医学心理的老祖宗、古希腊的希波克拉特的说法，他是胆汁质的，我是黏液质的。他很外向，做事情很情绪化，热情奔放。这老倌最神往的是《水浒》里面的那种英雄聚会——狐朋狗友一大串，吵吵闹闹，百无禁忌，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后来和我结婚了，这样的习气也没有改——他常常能够端着酒杯，也不管席上有多少人、是些什么人，用七分酒意、十分嗓音朗诵诗文什么的。李白的《将进酒》，“人生得意须尽欢”那一类是保留节目。我呢，不沾酒，不吃糖，很少喝饮料，荤菜基本不碰——荤菜是什么？说白了那就是动物的尸体呵，我真奇怪有那么多人会天天喜欢吃尸体。我不喜欢人多的场合，喜欢三两知心朋友小聚，端一杯白开水轻轻地说话，静静地看人。我是内向型的人，内敛、敏感、自省。有人以为这是缺点，我以为这恰恰是优点。
我们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当初省里要成立一个大学生艺术团，全国要搞大学生艺术汇演嘛。其实我们还不是里面的成员，凭我们那点艺术细胞，连个三脚猫也算不了。或者是因为有朋友在里面，或者因为是被指派去帮忙的，结果我们就在那里认识了。一来二去的就成了熟人。有一天他问我敢不敢和他一起出去吃餐饭。我也是一时兴起，说有什么不敢的，结果就去了。地点是在离我们学校不远的杭州百货大楼，顶上有个旋转餐厅，自助的。当时的环境、饮料、食品都很不错。先插一句，最后我们分手的时候，他说我们吃一餐饭吧，地点由我选。
我选的也是在这个地方，但环境、吃的、喝的就差了些，当然这和人的心情也有关系。我当时要的是一杯水、一些蔬菜和一只水果拼盘。他都是荤菜，而且都是红烧的，浓盐赤酱。他第一次对我表示吃惊，而我也第一次看到了这个人在很惊讶、很愤怒、很高兴的时候，脸上的五官都能够挤蹙到一块儿去。这样的脸和表情都是不常见的。他当时说了一句话我现在都还记得，说在他的亲朋好友里面还从来没有过做医生的，也没有谁嫁过医生、娶过医生，所以他的举动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我说你甭担心，你的革命是不会成功的，我来吃饭只是想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大的胆量。
但是后来他的革命还是成功了。那时候我准备报考研究生，他就天天来，在阶梯教室里，我坐哪儿复习，他就坐在我位子的对面盯着我。开头一些日子吧，先是笑眯眯地看，再接着就是入神地看。后来我告诉他我还不想恋爱，我还想在学业上再发展自己，他就很忧伤地看，有一天还吓我一跳——我才到书本里面一会儿，再抬起头来的时候，看到他竟然满脸都是泪水。后来还写诗、写信，天天都有。你看他就有这股韧劲，像我们做实验的蚂蟥似的，粘上了，甩都甩不掉。后来我见他对我那么地痴情，心就软了，就没有再固守，你看女人就是这样的软弱，容易上当受骗。其中一些朋友的馊主意也帮了他的大忙，什么他长得帅啦、才情并茂啦、专情啦。还有一个女生竟然说，找个外地人好，将来不用和公公、婆婆住一起，清爽——你看这些人想得多远。我烦不过，想就算了吧，恋爱吧。结果那年我研究生没有考上，恋爱真够坏事的！
恋爱完了吧就要结婚，但结婚和恋爱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就像日常生活中的他和恋爱季节的他完全不同一样。其实从一开始过居家的日子我们就充满了矛盾，我们的冲突其实是文化上的冲突。他是学文学的，讲究浪漫。“率性而行，是谓真人”、“放荡的生活就是幸福的生活”。他常这样说，也不知道是谁编出这样的话来。但是我们做医生的不是这样。
我最讨厌的是他的不讲卫生。比如吧，回家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应该先搽肥皂洗手，在客厅里就脱了外套，换上家里穿的衣服——公共场合到处是细菌，怎么可以带到家里来？他倒好，常忘了洗手不说，有时候就能穿了外套躺到床上去。结果好几次都害我将所有床单被子都洗一遍。洗脸的盆、洗脚的盆、洗别的盆都应该分开，毛巾、牙刷也应该是这样。但他不，他竟然和我说，以前他都是一只盆子、一条毛巾上下通用的。后来还在别人那儿臭我，说我连牙膏都要每人一支地分开来，那还不等于感情也分开来了。生活用品分开来有什么不好？这是科学、卫生！夫妻合用一支牙膏就是亲密无间了？其实他是无知，牙膏只会认一个牌子用，按照科学，牙膏是应该各种类型、各种药性的交替用，男女牙齿在牙膏的选择上也应该是有所区别的。但这些还都是小事情、小摩擦，赌点气一会儿也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