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第一次真正的吵架是为了生孩子——一点准备也没有，他还都是在醉酒的情况下，这哪里行？按照生育健康标准，起码应该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男女都不可以喝酒、抽烟，也不能有身体的任何不适，生孩子，不说是百年大计，也应该是对孩子的一辈子负责的事情，哪里可以随随便便！但他不管这些，他喜欢的是“率性而行”。兴致来的时候还不分场合，随时随地。但我不行，讲究个时间、地点、环境、气氛。“早上茶、午间色、晚上酒”，都是很伤人的，连民谚里都有，他却不知道，这怎么可以。如果是有了孩子的夫妻，小孩刚刚入睡的时候，小孩就要醒来的时候，白天有孩子在家的时候，都不是合适的时间。双方身体有点不适，情绪不是很好的时候，也是禁忌。但他没事，甚至刚刚吵了嘴都有心情。还有卫生问题，他嫌我“有一整套复杂的程序”，但是我们做医生的，看得多了，那些害了这病的女人，可惨了，落到自己身上，怎么能够不认真对待？他还有个毛病，这话不好说，怎么说呢，换一个说法就是“美景以粗游了之，佳肴以大嚼了之”，没有那种细细体会的意思。生活要品味才有意义呵，结果十有八九我都觉得很败兴。这方面我们的冲突非常大，越到后来越厉害，恶性循环。虽然这些也都是鸡毛蒜皮的细节，但是对婚姻来说这些细节却都是致命的。很可惜，这些东西我们做女人的也都是在婚前没法了解的。《三国演义》里的刘备说，讨老婆就像穿衣服。其实婚姻和买衣服区别很大，当你穿上去，感觉到不合适的时候已经晚了——要脱下来很麻烦，退货更是不可能，你只好别别扭扭地凑合着过，软弱的，一辈子也就搭进去了。就这样，我们的感情越来越淡，我们之间也很少说话。有时候甚至相对无言，仿佛都患了失语症。他回家也越来越迟，有时候甚至通宵不归。有人向我建议说，男人要管得紧，应该盯梢，知道他和谁在一起，在哪里过的夜。还有的说，要个孩子吧，那样会拴住他的心的。但我都不采纳，如果两个人的婚姻要靠这样来维系，那不是很辛苦、很悲哀吗？特别是孩子，万一男人拴不住，自己套个箍儿麻烦不说，也是对孩子的犯罪。像我们这样的，对国家贡献不大，少生一个孩子就算作贡献吧。
这时候我决定考研究生，实现我年轻时候没有实现的梦想。我丈夫同不同意？关他什么事情！我白天上班，晚上回来，一个人一边听音乐，一边做几个小菜犒劳自己——我能做家务、能烧菜。我喜欢把很一般的事情也做得很精致，做得精致的小菜就跟艺术似的。吃完了，一个人就可以很安静地复习功课，效果不错，日有所进。精神好的时候，到了半夜，就邀上一两个小姐妹去吃夜宵，说些女人之间的悄悄话。我不觉得没有男人的日子有什么不好。
其间他当然回来过，有几次我们两个人一起喝酒、吃饭、聊天，气氛还挺好的。但接下来就是一个关隘：他要在我这儿过夜，我就说那你得让我检查过——照我的本意都应该带他去医院验过血，呈阳性没有——那么些日子没有和我在一起了，谁知道你跟谁在一起，有没有染上什么病。结果他说他的自尊受到了戕害——中文系出来的，不说“伤害”，而是说“戕害”——一甩手又走了。我们好几次都是这样不欢而散。但在这样的事情上我是不会让步的。你要走，我还不稀罕你那点东西——告诉你也不要紧，我可是学病理解剖出身的，什么东西我没有见识过？
1996年我考上了研究生，是上海医大的，专业还是病理。我们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见面，我告诉他消息，他就来送我。我们就在火车站说了会儿话，主要是家里的一些东西的处理、保管什么的，没有涉及我们的婚姻之类的严肃问题——大家没有心情说起，好像压根忘了。他说我考上了，他都没有买点礼物送送，怪不好意思的。我说没有关系，你送的最好的礼物是第一次工作时候给的几十块钱的胸针，我小心地收藏着。后来送的成百上千元的礼物，我反倒是忘哪儿也不知道了。他听了有些闷闷的，后来我们就随便地说了会儿话，大家都有些心不在焉，像所有送别的话已经说完、巴望着火车快来的朋友。这是唯一一次我能够记得的彼此没有吵架的分别。
在我上海读书期间，他怎么样我不是很清楚，我反正功课很忙，实验很多。
也有男人来向我套近乎，但我连白眼都懒得朝他们翻。看男人我都能够大卸八块、扒了皮、剔了骨看，还乱什么？
我丈夫来过一次，当时我正在解剖室里。我们的解剖室很大，空荡荡、阴森森的。因为快近中午，我肚子饿了，就摘了手套、放下刀具，一边想问题一边吃方便面。他见到了我就非常地吃惊，五官又挪一块儿了——因为我的对面是一具赤身裸体、开了膛的男尸，我的工作服上还沾有酱色的汁迹，满屋子又都是Formalin（福尔马林）的刺鼻气味。我笑起来，说你吃方便面吗？还有一包。他看了尸体几眼，连连摇头。我说你别怕，他可比你安静，也比你干净哪。这回他倒没有生气，但也没有吃方便面。当时他的穿着打扮已经令我很陌生——斜背了个手提电脑，戴着墨镜，光头上戴个鸭舌帽，大红的套头T恤，松松垮垮的绿花短裤，光脚上又是一双老大的草鞋式凉鞋，腿上的黑毛密密麻麻，特别扎眼。
他说他已经离开原来的办公室，不再做公务员了。他和几个朋友合办了一家广告公司，他不干别的只管点钞票。他还亮胳膊给我看，说现在点钞票点得胳膊都粗多了。我说不错嘛，但要小心，钞票上细菌最多，可别让细菌整个儿把你吞噬了。
到我快毕业的时候，要完成自己的论文，更是忙得昏天黑地，什么也管不了。
天道酬勤，我的论文做得很好——内容是关于克雷伯氏杆菌和产气荚膜杆菌的，不但在自己的导师那儿通过，还被选派到北京去参加一个全国性的病理学术会议。我的论文就是会上宣读的，掌声多多。他们特别佩服的是我的外语水平，因为我引用的资料许多都是原文。与会的还有一个新加坡学者，其实他也是一个猎头，是为新加坡的大医院来内地物色人才的，会后他就和我作了谈话，希望我还能够去新加坡深造和工作。我没有拒绝，但也没有立刻答应，只是收了他的名片。回到京西宾馆，我很兴奋，半夜了还睡不着觉，先是告诉了我父母会上的情况，后来想了想，就打了个电话给我的丈夫。我打电话回去，但听到的却是一个陌生女人呢喃的声音，只一声，然后是他的。我问那女人是谁，他说没有女人呵。
我先是愣着，后来就笑出声来。我说那么你有本事就叫我一声老婆，大声点。他说不行，有事明天再谈。
明天谈？都这样子了，我们还有什么明天？我就挂了电话，也挂起了我和他之间的一切——其实我们之间的尘缘也早该有一个明确的了断了。我不后悔打这个电话，这个电话让我突然地醒悟：或许我真的应该答应那个猎头到新加坡去。
回到杭州，我就约他谈谈，就是在杭百的旋转餐厅，说我们分手的事情。他犹豫了一下子，大概知道没有什么好挽留的，就说好吧。我们第二天就去办了手续。我很尊敬我母亲，但我必须承认，我和她不是同一代人，我们的许多观念都是不一致的。我和丈夫的分离，其实他们比我更加地难过——用一句杭州老话说就是“锅子里不滚，汤罐里乱滚”。他们有一种我被抛弃的感觉，但是我没有。
都什么时候了，谁抛弃谁呀？最后一天我要赴新加坡了，他来送我，但走到我家楼下，我就不让他上楼，我说你待这儿，我父亲看到你会把你从窗口扔下去的。
我到了新加坡，和新加坡的一家医院签了两年的合同，同时也得到了新加坡的绿卡。但是我高兴不起来，一是感情上还适应不过来，二是工作上也不觉得很如意——工资是挺高的，但我不在乎这个。本来我以为在新加坡这样的地方，医生和律师什么的会很吃香，很有发展前途。其实来了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情。
他们把我弄来，也有些太监讨老婆的意思——要是要过去了，用却是不用的。虽然我是病理学硕士，但人家不是很瞧得起中国的学位文凭——他们连新加坡本土毕业的硕士生、博士生也不是很瞧得起，只相信去美国、欧洲镀过金的。这时候我比较空闲，说实话也有些寂寞，就常到网上溜达。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医学方面的求助信息，是美国匹兹堡来的，说的是急用一种维持时间长、耐药性低、副作用小的抗厌氧菌药。美国本来应该有这个药，我估摸着得这病的是个孩子，我就去E‐mail，说我们国内有这样的药，是康恩贝集团新研制的“康多利”（替硝唑葡萄糖注射液）。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了一个电子邮件，是对我的信息表示感谢的，说他们用了那药，孩子的病很快好了——果真是个孩子。几次通邮下来，我们就成了朋友，原来他还是个中国人，姓王，是在那儿攻读博士的。他说这次我可帮了他的大忙，他是专攻需氧菌和厌氧菌的，一个中国同学的孩子得了这方面的病，美国的此类药药性太凶，不敢用，如果没有我的帮助，他的脸丢尽了是小事情，还会耽误孩子。接着他就问了我的情况，我就照实说了，他就建议我去，说他所在的大学的病理学研究在全美国，甚至是全世界也都是很有影响的。具体事宜他帮我联系，包括奖学金、住房在内的所有事情都由他包了。
我的心就动了，决定去。之前和我老爸老妈说了，他们都反对，特别是我妈妈，说网上认识的，看不见摸不着，太玄了——还要去留学，你的学问还不够大吗？在她看来，做女人的，有一个像样的家远比做学问、出国留学重要。没办法，老一代的人都这样。结果我就辞了新加坡的工作——为这我还付了一万多元的罚金，我和他们签的是两年的合约，还没到时间嘛。
就这样我到了美国，是他来接我的，弗吉尼亚的机场又小又旧，和我们的上海虹桥机场有天壤之别，这是我到美国的第一个吃惊。王博士人长得不咋的，但是用的车很漂亮。这人有点怪，见了面吧也不客套几句，说些别的，而是大谈他的专业，什么细菌在胆囊结石核心形成的作用和证据啦，他们研究小组正在采用的聚合酶链式反应（即PCR，从分子生物学角度对胆囊结石5种需氧菌和4种厌氧菌脱氧核糖核酸进行研究）啦，等等，因为这不是我的专业，所以听得有些云里雾里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人不太会说话，一说话就将话题往他的专业里拉，也不管别人乐意不乐意，以致周围的人都有些烦他，怕和他说话。所以他说给我听也并不是真的和我探讨，而只是找个听众吧。这一天让我歇着，第二天他就邀请了附近的中国留学生开了个Party，大家喝喝茶，聊聊天，算是欢迎我。会上他还笑眯眯地向我介绍了一个女人，高挑的个儿，人长得不错，穿着打扮也挺有品位。
原来这是他的妻子，他们不久前刚离了婚——这是我到美国的第二个吃惊——原因好像是她嫌他太书生气，合不来，因为这女人是一个把自己定位定得很高的人。其实他们都已经在美国待了许多年，各方面都很美国化了。离婚上也是，王博士的妻子有一天回来，管自己整理行李箱，然后就对王博士说，从明天开始我不回这个家了，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的律师。他们就算离了。在国内这方面要艰难得多，许多离婚的男女都要吵成斗鸡眼再走开。对女人来说要离开家也是很困难的事情——你的户口、工作、房子都是很死的，哪里能够如西方人那样的，提起一个包说，“从明天开始我不回这个家了”。当然我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的好，但这样也会引发许多的社会问题，但是当你遇人不淑，彼此都已经看不惯了，还必须和他待在同一个屋檐下时，那实在是一件很折磨人的事情，在这样的地方你会觉得连空气都是稠的。
接下来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到了美国攻读博士，专业仍然是病理学。
我前夫来过一次电话，说是他又找上一个女人，说了说她的具体情况，说他们准备结婚了，让我参谋参谋。我也就瞎七搭八地说了几句。最后我说，是原来那个还是另外又有了一个？——这下你们可以上下通用一条毛巾、一个盆了。他笑起来，说才不呢，但我们至少牙膏是不必分开来的。
王博士这边，开始几天，他放下手头的工作，开了车带我去大采购，带我去兜风，将附近的风景点都玩一遍，后来我读我的书，他做他的研究，但业余时间我们基本都在一起。我们的关系？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朋友，以后怎么样，处处看，再说吧。
说了那么多，好像不得要领。概括起来我想说的是，我们再也不要做传统的女人了。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可不是为家庭、为男人而来的，我们是为自己而来的，我们是我们自己的。如果现在还有女人将自己的一切都押宝似地押在男人身上，押在婚姻、家庭、孩子身上，那么真是太冒险、太傻气了。好像是波伏娃吧，她说过，女人不是生来就是一个女人的，而是成长为一个女人的——也就是说，女人们，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像男人一样去尝试任何事情，你甚至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任何人……
拳击冠军
口述 余吉利 整理 麻生环
我小时候就很抗打的。父亲打我，我从来就不叫的，生扛。练拳击有点枯燥，打空气，打沙包，跟人对打，学了一年多才凑合能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