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为达到在中国传播福音的目的，采取了多种传教方法，如文字宣传、教育传教、医药传教，等等，并为此创办了各种机构。裨治文与这些机构都有着密切关联。
第一节 裨治文来华
裨治文，中文又名高理文，1801年4月22日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贝尔切镇（Belchertown）。
裨治文少年时期，在他父亲的农场平静度过。据他兄长回忆，裨治文自小品质良好。他兄长说：“我所知道而且能证明的是，在他青少年时期，他总是待人友好，听话，真诚守信，努力工作以帮助父母，‘他在精神上热忱地为上帝服务’。”以他为荣的兄长，显然遗忘了裨治文可能存在的缺陷。
裨治文在1822年到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学习之前，一直在贝尔切镇父亲的农场工作并在此期间接受基础教育。他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序言中写道：
……及至力强年壮，助父于农圃牧之间，四季日工而晚课，并无虚度片刻韶华。
裨治文接受宗教教育的条件是得天独厚的，他父母都来自非常虔诚的清教徒家庭，在信奉上帝方面对他言传身教，特别是他母亲。虽然其母在1814年10月裨治文13岁时就去世，但裨治文经常与他妻子爱莉萨（Eliza J.Gillett Bridg-man）提及他母亲及其对他的影响。其母对这个儿子倾注了大量的感情，非常关注他的精神生活，作为一名信仰坚定的清教徒，她殷切期盼裨治文能早日皈依上帝。裨治文不负所望，在11岁时（1812年），就皈依了基督教。
裨治文在阿默斯特学院学习了四年，1826年毕业后进入安多弗神学院（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在此接受了三年严格的神学训练。
裨治文进入安多弗神学院不久，就表示愿意做一名海外传教士。他在给姐姐的一封信中提到：
我想，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我成为传播福音的教士。我要到我不知道的地方去工作，世界是我的田园，我最渴望和每天祈祷的就是如此。
裨治文向往的“田园”在1829年变成了现实中的中国，令裨治文想不到的是他一辈子都会在这块“田园”里工作，直至生命消逝。而使他实现这个愿望的契机是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提供的。
如前所述，马礼逊到达广州之前，就与美国教会联系密切。马礼逊来到中国后，仍然与美国宗教界保持密切联系，向他们发送在中国传教的情况。
他的信件经常在美国公理会的著名期刊《传教士先驱报》（Missionary Herald）上发表。
1820年，马礼逊被聘为美部会通讯秘书（corresponding secretary），负责向美部会提供有关对华传教资料，以便美部会决定是否派遣传教士到中国。
马礼逊刚到中国时，就希望美国基督教会能派一个人来广州与他共事，他在1807年12月28日的信中说：“如果我们的美国教友熟悉一位适合到中国传教的人，他又很愿意承担这项工作，也许教会最好还是默许。”大约在1809年，马礼逊曾给美国传教会写信建议向亚洲派驻美国教会。
马礼逊失去米怜（1822年去世）后，在没有助手的情况下独立工作，更加孤独，所以，马礼逊更加希望美国教会能派人到中国传教。
1827年11月中旬，马礼逊向美国教会发出一封公开信，要求美国教会派遣能用英文讲道的传教士来中国。几天后，他又给美国公理会写信，希望他们考虑中国的请求。
马礼逊的呼吁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传教士先驱报》1828年10月载文说：“为什么不派人去帮助他，为什么美国的教会不应当派人去，这是没有充分理由的。”1829年，美国海员之友会（Seaman's Friend Society）在年度报告中也呼吁有关方面注意，“每年有三千个美国和英国海员访问中国广州港口”，并且决定一旦有合适人选就立刻派往广州。美部会秘书则在给马礼逊的回信中说：
……大约在10中旬，公理会在纽约举行了年会，它对海外传教事业具有一种新的特别的推动作用。所谈及之处，特别能体现美国人事业心的地区是中国……只要我们找到两位适合这项工作的人，我们就派他们前往，去开展你提出的各项有益的计划。
在马礼逊的强烈呼唤下，美部会终于选中裨治文和雅裨理（David Abeel）到中国传教。
1829年9月23日美部会助理秘书格林（David Green）向裨治文表示希望他到中国做一名传教士。经过考虑，裨治文同意接受美部会的派遣到中国传教。10月3日，按照美部会秘书伊瓦慈签发的文件，裨治文被授予圣职。
1829年10月14日，裨治文和雅裨理等人从纽约启程赴华。
在出发前，裨治文收到美部会秘书签发的一封很长的“指示”信，要点如下：
致裨治文牧师
亲爱的先生：
公理会咨询委员会任命你为美国教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在中国人中间推广福音，感到这是他们指定你去担任具有巨大利益和责任的一项事业……终有一天，福音将在中华帝国获得胜利，它那众多的人民将归向基督，你要以此自勉，让那神圣的热情在你胸中燃烧，竭尽所能和坚韧不拔。作为基督的一个战士，你要抱着希望，在这个成就中高兴地有你的份。
关于在这样一个从未试验过的地域，你的处境将如何，本委员会感到无法掌握足够的情况，因此，要对你的计划和工作下指示就不可能很具体，如何行动必须要在上帝的引导和帮助下，由你自己来判定。
你特别要向伦敦传教会的马礼逊牧师请教……一切重要的行动，你都应当和他商议……
本委员会料定你的注意力将有数年时间放在掌握中国语言文字上……希望广州或澳门能作为你常住或永久居住的地方。
本委员会要你做的另一项工作，就是希望你利用一部分时间去散发传单和书籍，特别是《圣经》。因为中国政府不会容许公开传教，介绍福音知识的最好手段，乃是印好的传单和书籍……
除了你别的工作外，要牢记你的首要任务，是在中国人中间推广福音……当前拦住去路的障碍必须扫除，准备工作必须完成。我们仍然认为，不一定需要很长时间，福音的影响就将在中国觉察到，虽则我们并不企求奇迹的出现，可是上帝的旨意会迅速打开一个宽敞而有效的门户。过去三十年的政治革命，可作为他人的先驱，其影响将扩充到那些建立得最长久、最安全的政府中去。因此，要抱着希望而工作……
由于你要去的地方范围大、利益广，你将比几乎所有的兄弟们有更多的便利，为此，在你工作和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要求你把有关中国人民的特征、状况、风俗、习惯等，特别要对这些情况受他们的宗教影响，向美部会作出完整的报告……从这封指示信中可以看出，美部会对中国的了解，显然是基于马礼逊对中国的了解。
须提及的是，促使裨治文和雅裨理成行的另一大因素是美国商人奥立芬的帮助。奥立芬，1820年开始来华，1851年死于归美途中，他是少数不仅自己拒绝从事鸦片贸易，而且公开谴责这种罪恶勾当的商人之一。在裨治文来华前，奥立芬就提出由他免费提供裨治文一年的住宿。他写信给其合伙人塔博特（Charles N.Talbot），要求给裨治文“提供一个房间、一位仆人、洗涮用品，并在你的办公桌旁添一把椅子，一切都算在我的开支中”。奥立芬长期扶持在华的传教事业，他经常给来华的英美传教士提供舱位，被誉为“中国传教士之父”。
他的几位儿子在他去世后，也展现出这种品性。容闳去美国时，就是搭乘奥立芬兄弟公司专来中国运载茶叶的“亨特利（Huntress）”号商船，自香港至纽约，不取船资。裨治文曾发感慨：“我从未曾碰到过这样的人，如果每个商人都像他那样虔诚，传教事业将会有很大的发展。”当奥立芬去世时，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撰文说：“这使传教业失去了一位最热心的支持者和最精明的顾问。”经过一百多天的颠簸，裨治文等人终于在1830年2月19日到达伶丁岛。
休息两天后，裨治文与雅裨理乘小船到澳门寻找马礼逊，得知马礼逊在广州东印度公司商馆内，他们又设法于2月25日晚9点来到了广州的外国商馆。
在广州，裨治文与雅裨理受到马礼逊“父亲般热忱的欢迎”。裨治文在给美部会的报告中写道：
马礼逊博士对我们非常友好，尽他可能提供一切帮助。除了给我一些个人建议外，他还给我有关他英国书商的订单以便拿到中国字典，这一直延续到我能从东印度公司图书馆借书。他还送我三四十本中国书，以及其他很多急需要用的物品。
3月25日晚，在马礼逊的介绍下，裨治文第一次与梁发相识，并一起祷告。裨治文在日记中用一句话描述了他对这第一位中国传教士的印象：“他有耶稣的形象。”裨治文刚来中国时的基本工作是“学习语言、布道、准备和分发书籍、教《圣经》和通信”。他来华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字。马礼逊和一位中国人“罗先生”（Lo-seen-sang）曾充当裨治文的老师。
对于早期来华传教士而言，学习中国语言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东西文化传承不同，语音系统迥异。而且传教士到海外传教时，一般已近中年，诚如梁发给伦敦会的一封信中所说的，他们舌头太硬，难以调整语音。当时外国侨民中懂中文的只有3人——马礼逊博士；德庇时爵士，他是东印度公司商馆的最后一位主任；还有就是威廉·C.亨特。这是由于中国商人来中国的时间短，清政府又严厉禁止外人学习中文，所以他们不愿意也不能够致力于学习非常难学的中文。而裨治文能借助的学习材料又极少，主要能利用的是马礼逊的一系列汉语研究著作，包括他自己编著的《华英字典》、《广东省土话字汇》、在米怜的帮助下完成的中文《圣经》等。
裨治文在离开美国之前，没有机会接触中文，在来华的旅途中，才开始向同船伙伴、美国商人亨特学习中文，所以来华后，裨治文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学习中国语言上。据记载，自3月份起，“1830年所有的时间，裨治文都用来学习语言，学习广州及其邻近地区的方言”，以至要向父母亲解释为何没有回信，他说：“我希望朋友们不要以为我忘记他们了，要掌握中国语言，我必须全力以赴。”裨治文在1830年11月雇用了另一位教师，50岁左右的年纪，每月薪金为16美元。在艰苦的学习过程中，裨治文曾经考虑到马礼逊创办的位于马六甲的英华书院学习中文，被时任英华书院院长的吉德（Samuel Kidd）劝止。吉德认为裨治文在周围讲广东话的地方学习广东话，比到英华书院的条件更有利。
裨治文在吉德的劝说下，最终打消了念头。裨治文经过不懈的努力，最终成为当时成就最高的汉学家之一。
由于中国方言众多，不同地区的中国人也有可能完全无法理解对方的语言，这使新教传教士在语言上就很难向中国人直接传教。所幸的是，中国文字统一，因此尽管方言复杂，彼此都能通过文字相互沟通。换句话说，对早期来华传教士来说，尽管中国方言众多，只要掌握汉文，就能有效地达到传教的目的。
正如米怜所说：
不管是以何种洗练的语言来表达，在传播人或有关神的知识上，印刷媒体显然要比其他媒体更占优势。作为加深理解的手段，中文书籍之重要性也许要比其他传播媒体还要大，因为，阅读中文的人口要远比其他民族为多。
裨治文也认为在中国的环境中散发大量书籍和小册子是传播基督教的唯一途径。他说：既然中国政府不允许公开传播福音，那么传播基督教知识的最好方法就是印刷大量的书籍和基督教小册子……因为中国人好读书，他们有其自身的宗教、伦，基督教书籍是他们所需的其中一种，而基督教书籍可以在这个帝国的下层民众中找到归宿。所以裨治文等人在倾其全力学习汉文的同时，把重点放在翻译等以印刷媒体为传教手段的“文字播道”的工作上，希望中国人在阅读中接受基督教信仰。
裨治文等人通过掌握中国语言知识，出版单张书刊，是他们在华传教的最主要方式之一。有论者把这种传教方式称为“无声传教”（Silent Evangelism），也有学者把它称誉为“打造镀金的钩子”。
但是慑于清政府禁止传教的政策，传教士一般不敢亲自散发宣传宗教的文字材料（这包括传教小册子和中文《圣经》），而是利用与他们接近的或已受洗的中国人做此活动。裨治文就通过梁发等一小批中国人进行，派梁发他们带着中文宗教宣传材料到广州附近的郊区散发。如果路途较远，裨治文还支付开支。
裨治文还在广州的欧美人士当中布道。他向美部会报告说：“雅裨理和我从抵达广州之时起，每个礼拜日都在美国商馆布道。”裨治文有时也到黄埔锚地为海员布道，夏季非贸易季节则在澳门布道。
在裨治文的早期在华生活中，学习语言、布道和散发资料是他的基本活动，对当时和后世产生影响的则是他在出版、教育和组织等方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