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裨治文与“马礼逊教育协会”
由于处在清政府的禁教政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夹缝中，马礼逊、裨治文等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无法向民众直接传道，转而借助于出版、教育和医药等方式传道。
在传教士看来，教育是传教最强有力的辅助手段，是传教士传道布教及训练宗教人才的重要措施。正如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倪维思（John Livingston Nevis）所说：“在中国办学是最省钱、最有效的传教方法。”早期新教传教士来华后，很快就意识到，由于他们的基督教文化与以信仰佛教为主的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差距实在太大，他们的宗教内容难以引起中国民众的共鸣。为改变直接传教成效不大的状况，他们在中国非常注重教育。
伦敦会的马礼逊自1807年东来之后，即十分注意教育工作。1814年，米怜去马六甲谋划设立学校。四年后（1818年），马礼逊和米怜即于马六甲设英华书院（Anglo Chinese College）。1823年，新加坡书院（Institute of Singapore）成立，亦收容中国学童。至1837年，中国学生已达95人，因此，书院特设一专门学部，教授中国儿童。
在各地传教站实施教育也是美部会的传统。美部会1815年在锡兰（今斯里兰卡），1819年在桑威夷群岛（夏威夷旧称）、西土耳其和士麦那（土耳其西部港市伊兹密尔旧称），1821年在巴勒斯坦，1822年在马耳他，1823年在叙利亚建立传教站。相应地，各地的传教士都办学校、建印刷所，意欲通过教育改变当地人的信仰，皈依基督，同时使异教社会的文化得益于美国文明。
裨治文相信，文明反对愚昧的伟大战争不仅包括获得宗教知识，也包括世俗知识，他说：
教育是提高人类精神文明和免除上帝惩罚的手段。
所以他也非常重视教育问题。
裨治文来华后不久就收中国少年学习英文。他在日记中经常透露相关的信息。1830年10月23日，他测试一名10岁男孩（Achun）。在1831年3月的日记中，裨治文记载了三个学生的年龄和名字，按年龄从大到小分别是阿强（Acheong）、阿昌（Achan）和阿德（Ateh）。
阿德就是梁发的儿子梁进德。阿德在1830年11月被送到裨治文处，因为他父亲希望他能在裨治文处“学习英文，熟悉英文《圣经》，以便能帮着修改中文《圣经》”。梁进德在裨治文家中学习希伯来文和完整的古典文学。他后来一直跟随裨治文，1834年曾和梁发逃离广州。1835年回来后仍在裨治文家中学习。1835年下半年，由于麦都思和史第芬大量分发书籍，引起官府的注意，官府随之发现裨治文与印刷书籍的事有关，于是要那位为裨治文作保的华商负责。
商人辩护说这些书籍是从马六甲运来的，才得保清白。住在裨治文家里的梁进德则处境非常危险，于是被裨治文秘密地送到新加坡。梁进德结婚后，裨治文和马儒翰还负责这对夫妇的生活。奇怪的是，梁进德一生从裨治文等传教士处受惠极多，但他最终没有皈依上帝。裨治文在1832年、1833年还收养了几个少年。
1834年8月1日，马礼逊积劳成疾去世，裨治文和在广州、澳门的新教徒以及英美商人为纪念马礼逊，倡议成立“马礼逊教育会”（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1835年1月26日由裨治文等22个人签名发布通告。一个月内他们就筹集了开办费4860元美金，由洛宾逊（Sir George Best Robinson）、查顿（William Jardine）、奥立芬、颠地、马儒翰和裨治文等人组成临时委员会，以英国怡和洋行为司库，裨治文为秘书。
马礼逊教育会收到大量的捐赠图书，这始于东印度公司眼科医生郭雷枢（Thomas R.Colledge）的建议。郭雷枢认为在中国推行教育事业应鼓励外籍教育界人士大量捐赠图书，在中国境内建立一所公共图书馆。到1836年9月，捐赠图书已达1500册，其中，郭雷枢捐赠700册，利惠时（J.R.Reeves）捐600册，颠地、福克斯（Thomas Fox）、马儒翰等合捐200册。
1836年9月28日，临时委员会在广州的美国商馆举行会议，讨论由裨治文起草的章程。11月9日再次举行会议，宣布“马礼逊教育会”正式成立。会议选举了五人理事会，选出英商颠地为主席，英商福克斯为副主席，英商查顿为司库，裨治文为通讯秘书，马儒翰为会议秘书。“马礼逊教育会”实际由裨治文具体操作，类似于“总代理人”的角色，执行“理事会作出的建议和决策，处理信件往来，挑选教师、书籍，等等”。会议通过了章程，选出了理事会。该会章程共有十三条，附则十七条。会议确定“马礼逊教育会”的宗旨是：
在中国开办和资助学校，在这些学校里除教授中国少年中文外，还要教他们英文，并通过这个媒介，把西方世界的各种知识传到他们手中。
裨治文等人觉得，英语是中国人掌握西方知识的必要技术，有利于在中国传播福音。
章程还具体规定了受资助的对象：
任何年龄的中国男青年，无论是否居住在中国本土，均可成为本会资助对象；由理事会认可的学校，亦可接受本会资助。在可能的情况下，6岁、8岁或10岁儿童，为优先考虑之对象，经理事会提议，经他本人和监护人许可，可将他们送往马六甲、印度、欧洲和美国去继续完成他们的全部学业。
裨治文则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他说：
教育肯定可以在道德、社会、国民性方面，比在同一时期内任何陆海军力量，比最繁华的商业刺激，比任何其一切手段的联合行动，都会产生更为巨大的变化……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各部门作出改进的前景，几乎是无止境的……按照中国的俗话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旦开始，就必须继续干下去。这样做，教育就会得到推广。
如此，整个中国人将受益，我们的事业最终也会成功。
从上述言语中，可以看出裨治文在中国推广教育的决心。
在“马礼逊教育会”建立起自己的学校之前，裨治文已经着手调查中国的教育情况，特别是初等教育，作为兴办教育活动之参考。他们在广州附近所调查的内容分为18个项目：人口、社会阶层、男女比例、学校种类、男性识字率、女性识字率、儿童入学年龄、蒙学读物、教学法、儿童学习年限、每日学习时间、学校状况、学生人数、教师素质、教师薪金、考试、奖赏、惩罚。通过调查，他们获得了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
另外，“马礼逊教育会”还向郭实猎夫人（Mary Gutzlaff）的私塾提供每年312元的资助。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曾写道：
古夫人所设塾本专教女生，其附设男塾，不过为马礼逊学校（Morrison School）之预备耳。马礼逊学校发起于1835年，至1839年成立。
未成立时，以生徒附属古夫人塾中，酌拨该校经费，以资补助，是予本马礼逊学校学生而寄生于此者。
文中“古夫人”即郭实猎夫人，其中酌拨经费的应是“马礼逊教育会”，而非“马礼逊学校”。裨治文在郭夫人女塾开办前，曾前去拜访，相当满意书塾的配置。
马礼逊教育会成立后，裨治文等人立即向美国耶鲁大学致信，希望能“立即有一名教师，这位英文教师应该既年轻又有才华，能尽心尽力为教育传教事业工作的人”。同时致函设在伦敦的“英国和海外学校协会”（British and Foreign School Society），希望从英国招教员到中国担任助手。之后，耶鲁毕业生布朗（Samuel R.Brown）来中国办学。1838年10月，布朗偕夫人乘美国商船“马礼逊号”前来中国，次年2月到达澳门。
在裨治文等人的指导下，布朗夫妇在澳门创办起“马礼逊学校”。“马礼逊学校”刚开始只有六名学生，他们是：容闳、黄胜、李刚、周文、唐杰、黄宽。其中容闳、黄胜、黄宽三人后来随布朗先生到美国继续学习。容闳后来考入耶鲁大学，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风云人物。黄宽后来进入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学医，是中国第一位留学生。
马礼逊学校按照当时欧美初级学校的模式和中国学生的特点，拟定教学课程表。学生学习的主要科目分为三部分：一、基督教教义；二、各种近代西学知识；三、中国汉语。布朗设置了别具一格的教学活动，他向理事会汇报时讲道：“我让他们半天读汉语，半天读英语，早上六点开始，晚上九点结束，其中读书八小时，其余三四小时在露天场地上运动和娱乐……我们勉力待他们如亲生儿子，……简言之，我们努力使他们感到在家里一样……”裨治文经常和布朗一起利用教学活动传播基督教。他们要求中国学生学习英文写作，以英文信件的形式比较中学和西学的区别。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就多次刊登这些习作。
1842年鸦片战争后，马礼逊学校迁往香港，学生逐渐发展到三四十人。学校的课程渐趋正规，除中文课外，还有西学课，包括英文、地理、历史、算术、代数、初等机械学、生理学、音乐等。学校除了汉语课由中国先生任教外，其他各门课基本由布朗夫妇任教，采用英语教学。偶尔会有几位在香港的美国人到学校短期兼课。学生通过三四年的学习，熟悉中文，并对英语的读、写、听、讲和翻译有一定基础，大概了解世界各地的历史、地理，也略知数学、机械原理知识，同时还接受了基督教教义的灌输。1845年另一位耶鲁大学毕业生威廉·咩士（William Macy）来中国，协助布朗夫妇的教务工作。1847年布朗夫妇因健康原因回国，留下咩士坚持到1850年，最终因经费拮据而关闭。
马礼逊学校虽然从创办到结束不过前后11年。但是受其影响，一些美国传教士相继在中国开展教育传教活动。如第一个来华的美国女传教士叔未夫人（Mrs.Shuck）在香港创办学校，免费招收学生，不到三年，学生人数就达到26人。
马礼逊学校，在客观上冲击了当时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容闳、黄宽、黄胜等人都出自该校，多有贡献于晚清社会；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创办，1872年容闳带领中国幼童留学美国等无疑都受到马礼逊教育会的影响。香港学者李志刚把中国幼童留学计划说成是“马礼逊教育协会工作之延续”。其影响与成就，在近代史中有肯定性的地位。“马礼逊教育协会”设立的图书馆，其中不少书籍，现存香港大学孔安道图书馆“马礼逊特藏”（Morrison Collection），以供学人研究参考。“马礼逊教育学会”所遗留的基金，在香港皇仁书院以“马礼逊奖学金”（Morrison Scholarships）形式颁发，奖励优秀学生。
马礼逊学校另有一个比较隐晦不显但非常重要的影响，即一部分中国人对西方人的印象有所改观，间接地为后来中国的教会学校铺下坦途。学校初成立时，人们不愿送其子弟入学。许多人均预料一旦入学必有恶果。其中一位家长于初送其子入学时，对布朗先生说：“我们不了解何以外国人愿意免费教养我们的儿女，却丝毫不要报酬。我们认为背后肯定存心不良。可能是先与他们父母隔离，然后再偷偷运往他国。”但后来逐渐改变观念。布朗先生在马礼逊教育会第七次周年报告中提及这位父亲跟他说：“现在我明白了，我有三个儿子在贵校攻读，并未出问题。长子已经可以译员谋生，另外两个也学得很好。最使我担心的宗教训练，却使他们品性更加良好。……我从此不再怀疑你们了。”裨治文作为马礼逊教育协会的创办者和重要成员，功不可没。
第三节 裨治文与“益智会”
实施教育传教的同时，裨治文等人开始尽可能地采用西方印刷技术传播基督教，这就有了“益智会”的出现。
“益智会”，即“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的简称，由裨治文等广州外侨在1834年11月发起。
马礼逊和裨治文等新教传教士在广州所经历的隐居日子，使他们对中国官方直至民间的以天朝上国自居的自大心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郭实猎的一段话基本可以代表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对中国人“天朝上国”观念的了解。他说：
尽管我们和他们（指中国人）有长期的交往，他们仍然公然表示是高于其他国家而位居世界第一，并视其他民族为“蛮夷”。这种无知与自傲严重影响了旅居广州的外国人的利益，妨碍了他们与中国人之交往。
可见，裨治文等人强烈感受到了中国人看不起外国人的心态。为改变中国人高傲和排外的观念，裨治文等人创设“益智会”，宣传西方国家的工艺、科学及基本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