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4年11月29日，益智会的筹办会议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以英国商人孖地臣（James Mathson）为会长，裨治文和郭实猎为中文秘书，马儒翰为英文秘书，英国商务监督德庇时和驻广州各国领事为名誉会员。在以后的几年，查顿、特纳（R.Turner）、格林（John C.Green）先后任会长，孖地臣等任司库，委员也多有变更，但裨治文一直与郭实猎一起担任中文秘书。
顾名思义，“实用知识传播会”的目的就是要向中国人传播“实用”的知识，以帮助中国取得知识进步和社会进步，将西方近代科学文明作为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介绍给中国人。裨治文认为通过向中国人传授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可以使中国人的产品质量提高，从而使“他们和我们共同得益”。裨治文自称“益智会”是站在“光明与黑暗两大地区”之间。
根据章程，“益智会”在中国的一个主要活动就是出版宣扬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的书刊。
裨治文等人认为要确定优先向中国人介绍什么知识，必须先弄清中国人目前最需要的是什么，他们认为，中国人最需要的是历史和地理书。因为“这个如此排外的民族，所具有的人类历史和世界地理的观念是非常混乱和不准确的，因此世界历史和地理知识是占有优先位置的”。
但是裨治文在“益智会”的第一次年会上报告称，“本会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版过一本书给中国人看”。在1837年3月10日第二次年度报告中，裨治文代表“益智会”的委员会，开列了一份该会准备出版的详细书目，包括历史、地理、哲学、神学、医学、力学、机械工艺以及回忆录和生活轶事等方面。裨治文认为，其中以历史、地理和自然史最为重要。
益智会在以后几年还不断提出一些出版计划，但是这些计划大都未见完成。益智会曾在第二届年会报告中分析出版计划未能实现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政府不友好态度”，导致印刷和出版工作无法正常工作；二是缺少能用中文编写书刊的西方人。但是益智会还是出版了一部分中文书籍，包括郭实猎的《古今万国纲鉴》、《万国地理全集》，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粤语中文文选》，以及后期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等。裨治文和郭实猎几乎包揽了益智会的所有编著，他们是这个组织的灵魂，其中裨治文的作用更为明显。
裨治文编著的《粤语中文文选》（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被后来的学者称为当时“美国人选写有关中国文化最具系统之书籍”，正是在“益智会”斥资下出版的。
《粤语中文文选》类似于中文词典。出于学习语言的需要，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编撰了各种中文词典。马礼逊曾在1815年至1823年间在澳门陆续出版其编撰之《华英字典》，1828年还出版了《粤语土话字汇》；麦都思曾于1837年在澳门出版《福建省土话词典》；1838年戴耶尔出版了《福建省土话字汇》。据统计，在1849年之前，在华新教教士编写的中西文词典和中文词汇对话方面的书籍共有17种。
裨治文出版《粤语中文文选》的目的基本与益智会的宗旨吻合。他在导论中谈及出版此书有双重目的：
向欧洲人提供与中国人进行个人交往的工具，并在中国人中传播英语知识。
也就是说，要促进外国人与中国人之关系，便于友好交往。从实际情况看，前者体现得比较明显。
《粤语中文文选》除导论外，有17章，共698页，收录的内容包括日常使用的各类对话、句子和字词等，涉及各行业、各阶层、各学科。17章具体类别如下：
习唐话篇一（study of Chinese）、身体篇二（the human body）、亲谊篇三（the kindred relations）、人口篇四（classes of men）、日用篇五（domestic affairs）、贸易篇六（commercial affairs）、工艺篇七（mechanical affairs）、工匠务篇八（architecture）、农耕篇九（agriculture）、六艺篇十（the liberal arts）、数学篇十一（mathematics）、地理志篇十二（geography）、石论篇十三（mineralogy）、草木篇十四（botany）、生物篇十五（zoology）、医学篇十六（medicine）、王制篇十七（governmental affairs）。每章又有细分。比如最后的“王制篇”，有关清朝律例、皇帝、内阁、军机处、六部、理蕃院等的内容都有涉及，并列出462种官衔的英译名称。
导论部分介绍中国的语言文化，这是裨治文研究中国语言文化的重要学术内容，也是该书一大特点。裨治文向读者介绍广州方言的特征，汉字的注音问题，中文语法问题，按经、史、子、集的顺序从《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选出165种中国著作目录，以供学习参考，并向读者介绍学习方法。
文选分三栏编排，左边为英文句子和段落；中间为这些句子和段落的汉译，依广州方言译成，为便于西方人阅读，汉字全由左至右排印；右边一栏则用罗马字将广州话的发音拼出；每页下端附有注释。这种编排形式及内容不但有助于欧美人士学习中国语言，更有助于他们从中认识中国文化。该书对于需要在广东与中国人打交道，而又没有时间深入地研究中文和当地语言的外国人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工具书。
须提及的是，《粤语中文文选》并非裨氏独立著作，马儒翰和卫三畏等人亦对此书之编写、出版耗费较多心血。
在《粤语中文文选》出版之年，美国纽约大学授予裨治文神学博士学位，以表扬其在学术上的成就。
第四节 裨治文与“中国医药传道会”
为了改变中国人天朝上国的观念，有利于福音的传播，裨治文还和其他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发起组织了另外一个重要团体——“中国医药传道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医药传教，是裨治文等人在华的重要传教手段之一。
医药传教的手段源于马礼逊。早在1820年，马礼逊就曾和东印度公司的李文斯顿（Doctor Livingston）在澳门向中国人发放药品。东印度公司的郭雷枢医生1827年在澳门设立一所药房，1828年起还开办了一家较小的眼科医院，四年时间里病人高达四千多人次。
受他们的影响，广州的传教士也设立了一家药房，向居住在广州的中国人发放药品。裨治文对此作过详细的描述：“每天一早，就会看到生病、瞎眼和瘸腿的男女老少挤在药房门口；还有无助的孩子抱在佣人的怀里——按照风俗，更确切地说是捆在年轻仆人的背上；瞎眼的老人拄着拐杖，由小孙子牵着过来；而条件较好的人，就坐着轿子来。”裨治文为这种状况感到欣喜和惊讶，他认为通过医务活动会有利于传教。因此，裨治文极力建议美部会派遣受过医学训练的人来广州建立一家传教士诊所。他在1833年12月26日写给美部会的信中提到：
参考《中国丛报》10月份的报告，你就会知道这里需要医生。我在前面几封信中已经讲到过这个问题，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广州能有这样一个人……当他治疗病人时，将会发现有大量散发小册的机会。
裨治文的愿望最终得到实现，1834年10月26日，伯驾医生（Dr.Peter Parker）搭乘奥立芬公司的“马礼逊号”（Morrison）船来到中国。1835年11月4日，伯驾的“广州眼科医院”，在奥立芬的资助下开业。这标志着以行医治病为主要手段的“医药传教”方法的正式确立，伯驾是使用这种方法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