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长期以来把苏联模式当做唯一的或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模式，从而把这个模式的种种弊端当做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附加在社会主义上。因此，过去对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理解，至少有两个大的失误，一是认为社会主义是单一公有制，二是认为社会主义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两者都影响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首先，把单一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特征，就不可能有利用外资政策的确立。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我们在所有制结构上，强调纯而又纯，重全民、轻集体、排挤个体、消灭私营，急于过渡，力图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在1975年的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产值占83.2％，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产值占16.8％；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全民所有制商业企业占90.2％，集体所有制商业企业占7.7％，可以说是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由于实行单一公有制，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形式，强调既然是社会主义，就不能允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既然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中国就不能再借外债，不能成为帝国主义的投资场所，接受外国资本家的剥削。
因而，排除了直接利用外资的形式，消灭剥削、消灭资产阶级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没有给外资企业留下立足之地，彻底否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补充作用，不仅引进外资、合资办企业已无可能，就连原有旧中国留下来的一些外资企业也日益萎缩，以至消灭。其次，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的对外开放也难以做到。从宏观上讲，对外开放不仅是引进资金、技术、管理经验，而且要把中国的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之中，使中国经济体制与世界经济体制接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放弃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从微观上讲，外商到中国做生意、搞投资，要有一定的宽松的经济环境作保障，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办事效率低，企业没有自主权，外商不愿意来投资和做生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们照搬照抄了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我国极端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对于迅速动员人力、物力、财力，恢复和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其弊端日益显现。建立在产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管理体制，排斥商品生产，忽视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作用，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把各种经济活动，统统纳入计划，扭曲和割裂了经济运行的规律，这与现代经济国际化趋势相违背，限制了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对外贸易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离不开世界市场，也就不能没有对外贸易。
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不承认商品生产，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强调“大而全”的自给自足，缺少对外开放的内在要求。因而，毛泽东的对外经济活动主要是“调剂余缺，互通有无”，打破敌人的封锁，局限于“做生意”，要求中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反映了“天朝万物尽有”的自然经济传统观念，这样必然影响到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对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理解的失误影响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另一方面表现，是把一些本来对社会主义对外经济关系发展十分有利的东西当做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限制和禁止。比如，利用外资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一种对外经济合作的形式，可中国长期把它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对外经济侵略和剥削的形式加以反对和禁止。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甚至把国家之间的经济上的密切关系也看成是资本主义的特征加以反对。1976年《红旗》杂志第4期上发表的《批判洋奴哲学》的文章，谈到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密切联系现象时说：“这种经济上相互依赖的现象，是资本主义制度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所决定的。正因为如此，经济危机在一国出现，就像瘟疫一样，很快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既然经济上相互依赖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那么，正如这篇文章反问的：“难道我们的国家发展经济也可以按着资本主义国家那么一条路子走吗？”既然不能走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路子，那么，关起门来就是必然的结果。
3.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未能全面实施的思想和理论根源
毛泽东首先是由中国文化塑造，而后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文化渊源来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使他对中国国情了解得非常清楚，但古老的文化并没有给他提供现代化的经验，而长期残酷的武装斗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以及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封锁为毛泽东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毛泽东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经济建设方面，更擅长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按照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根据党的“八大”精神，应该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但是，自1957年反右派斗争，使党内“左”的思想不断扩大，毛泽东曾试图以狠抓阶级斗争和改变生产关系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自1957反右派斗争开始，社会运动一个接一个，开展大跃进，成立人民公社，为了“反修防修”，又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错误。加上对外有抗美援朝，抗法、抗美援越，中印、中越边境冲突。使其主要精力放在阶级斗争上，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已完成了对封建主义整个社会形态的进步。高度集权也被作为社会主义成功的必要条件肯定下来。与此同时，在“反修防修”口号下，盲目地批判资产阶级，一个劲地批判“崇洋媚外”，把一切外国的东西都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予以否定加以排斥。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导致当时既不愿意，也无精力实行对外开放的局面。
传统的理论观点束缚了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全面实施。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过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高度发达的，因而，社会主义社会是消灭私有制的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和货币，马克思设想的按劳分配，是通过劳动券来实现的，劳动者从社会领取一张劳动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他根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取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列宁则说得更加明确：“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商品经济……只要仍然有交换，那谈什么社会主义是可笑的。”斯大林早年也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就要消灭商品经济，就要废除货币经济。”马恩列斯的这些观点，是在审视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后得出的结论，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是指全世界无产者共同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取代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然而，我们党当时对此没有实事求是地考察，加上后来苏联的非斯大林化，为了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高举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
在反修防修运动中，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某些词句教条主义地理解并加以肯定，所以，得出了商品交换是“资产阶级法权”必须予以否定的结论。这样，毛泽东从共产主义事业出发，改变初衷，使其对外开放思想失去了理论依托，很难付诸实施。
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是在残酷的武装斗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环境，以及长期被封锁中顽强地表现出来的。特殊的领导革命和建设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毛泽东的认识视野，影响他的对外开放思想向广度和深度拓展。同时，毛泽东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缺乏全面的了解，对于在开放中实现中国现代化后来居上发展的紧迫性认识不足。在毛泽东的一生中，除了苏联以外，他从未踏足过第二个外国的国土，没有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体验，这与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有着很大的不同；除了直接体验外，毛泽东对近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科学技术发展状况的间接了解和研究应该说也不多。毛泽东虽然博览群书，但“并不是说他广泛涉猎了一切方面的书籍”，“经济管理方面的书，特别是国外有关社会化大生产管理方面的书读得就更少。这一情况，不能不使他的思想受到一定的局限”。与此同时，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限制以及对社会主义本质缺乏正确的认识和传统理论的影响，致使毛泽东在有生之年未能全面实施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