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语言是认识的存在状态，一定意义上也是主体的存在状态。当我们说“客观事物”如何如何时，就已经意味着：一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客观；二是说客观的“说”。这个回归也无法避免。因此，有些科学家这样提出问题：
科学认识有多少是客观实在的反映，又有多少是语言所为？我们要谈论这个问题就得既谈论实在又谈论语言。正如海森堡所说，在微观领域，我们无法用一般的语言来谈论原子的结构，因为我们的语言是不精确的，不适于描述原子世界的存在。现代物理学中，亚基本粒子夸克居然有“色”、“味”，这为常识和经典物理学所无法理解。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承认，语言和实在的世界之间，并不存在那种机械的、图画式的联系，但我们仍不得不使用它。由于语言现象普遍蕴含着叙述与自我中心的矛盾，语言在描述任何客观事物时的局限总是难以克服。郭贵春认为，人们要把握语词的意义，必须从“论证结构、事件结构、事物的特性结构和遗传结构”这四个表征层次去理解。“一切语境都有着人类认识的局限所给定的形式边界，并且在这个界限内去发挥语义和语用的功能，这是我们思考一切科学理论解释的前提。”这是有道理的。
语言的内在局限不仅体现在科学观察和研究中，在日常社会生活实践中也如此。我们说一个“客观事实”时，意味着我们说的那个事实如何如何，也意味着我们描述行为本身必然带有主体思维的立场和偏向，这是无法避免或者克服的本体自我中心的因素。语言本身的用法，已经使我们有所“透支”，我们在下某些定论时，往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只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够使我们站在更加客观的立场上来认识这个世界，认识我们自己。
以上分析表明，本体论意义上的主体性因素在认识中，起着比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性因素更加深层的制约，这种制约是内在的，它并不随着认识的发展而有所弱化。看来，用人类固有的、内在的思想方法，来证明人类认识和实践的正确性与无矛盾性，是可以做到的，同时也是不完备的。人类主体的实践-认识系统，无论变得多么完美，仍然有自身解决不了的问题。认识的纯客观主义的达到，就必须超越出系统之外去考察事物、考察认识系统本身。这一点对人类来说，既没必要也不可能。
全面正确地看待认识客观性的制约因素，分析“软约束”和“硬约束”造成的不同结果，这对于正确看待认识、正确看待人类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具有很重要的认识论意义。我们既要坚持唯物的基本立场，坚持“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坚持“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同时也要注意避免机械式理解而使自然界客观性受到伤害。在不抛弃客观性的同时，要有一定的节制。
2.“洗手”的奥秘
人类认识的自我中心怪圈是认识论的一个难题。只要确认客观性在科学和哲学中的中心地位，那么其奉行的认识论哲学观点就必然是反映论。
只不过这种反映论与机械式的反映论有本质上的区别。这种最大的不同是，它承认认识是对外部事物的反映，同时它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反映。这实际上是把思维模式放在“人-外界”的统一系统中，“外界”不断随着人们的实践进展而不断扩大，人们的思维模式也随之不断地拓展、深化和提升。目前，一般人们会倾向于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性，承认它们是能够被认识的。
问题在于，如何把握这种客观性。
现代认识论中有两种基本的对立倾向。一种倾向认为，由于认识中主体特性的干扰，对象的实在存在不可能被认知，我们被“嵌入”了我们所描述的对象之中，因此谈论客观性是没有意义的。这种观点使得那些深信客观世界走自己路的科学家感到不安。爱因斯坦曾经问别人：你是否相信月亮只有在我们看它时才存在？无疑，爱因斯坦是坚决信奉世界的实在性与认识的客观性的。这是第二种倾向。他认为，如果不相信我们的理论结构能够领悟客观实在，那就不会有任何科学。一般地说，我们赞同后一种观点。但是，如果认为认识的客观性是无条件的和绝对的，即只要按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事物，认识就能够达到客观，而不考虑主体因素的影响，不承认客观存在着的主体性因素的制约，那就流于片面和机械了。任何科学的认识，都是客观性和主体性（不是主观性）的辩证统一。
爱因斯坦还说过一句话：宇宙中最不可思议（最难理解）的事情，就是宇宙是可以理解的。的确，我们人类是宇宙进化过程中产生出来的生命体，如今我们居然反过来认识和理解宇宙本身，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宇宙，就是依靠我们自身与世界的同构，依靠我们发展出来的各种主体因素。如果抱定认识的纯粹客观性立场，认为认识的内容注定是客观事物的本质，只能原原本本地反映事物，那么人类的认识实际上是无法向前发展的。不借助主体因素，不借助主体思维的模式和认识工具，我们就不可能达到客观事物的真相与本质。例如，人类对于宇宙的认识，必须依靠各种科学仪器，这些仪器上面凝结着千百年来科学认识的结晶，体现着主体的认知能动性。2009年，科学家们通过已经升空19年的哈勃望远镜，观测到精确的哈勃常数，能够较精准地计算出宇宙的年龄为距今137亿年。在哈勃望远镜和地面上一些望远镜的配合观测下，今天科学家们对物理学、天文学研究皇冠上的“明珠”——暗物质与暗能量，已经有所认识。科学家们发现，宇宙的96％是由一种未知的暗能量（占73％）和一种神秘的暗物质（占23％）构成的，剩下的4％才是我们人类目前的科学工具可以直接探测到的已知宇宙。人们愈来愈认识到，正是充分发挥主体因素，才使得人类认识不断地在逼近事物的本来面目。
因此，从哲学上说，一方面，虽然认识的客观性受到不同主体因素的制约，但却丝毫没有因此否定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在这里，“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保持着”，它决定了我们有可能尽量提高认识与实践能力，向未知的客观事物本质逼近；另一方面，当我们讨论科学认识的客观性时，应该注意有所节制。物质世界是无限发展的，人类的认识现象是世界发展本身的一部分，它也是无限发展的。所以，无限可以有等级，人类认识可以是无限发展的宇宙集合中的一个子集。假设天狼星上有人，而且是三个指头，他们也可能会以他们自己为中心来看待宇宙，并发展出一套不同于我们的数学来。科学的认识是地球上人类的认识，它既合乎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使人类得以利用它来改造世界，又带有人类固有的主体特性。哲学认识论作为对人类认识的反思，必须重视主体性因素。认识论应该既坚持认识的客观主义，承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批判唯心主义。又坚持认识的人本主义，否定机械的、把人外在化的认识论观点，在考察人类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将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在客观性问题上，建构主义者冯·福尔斯特（Von Foerster）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曾经用一个著名的“第18只骆驼”来表明客观性在科学理性中的地位。他举例说，有一个牧场主老人有3个儿子，17只骆驼。他临终前安排，将骆驼的二分之一分给大儿子，三分之一分给二儿子，九分之一分给小儿子，条件是不能将骆驼杀死瓜分。正当3个儿子为此愁眉苦脸没有办法的时候，来了一个长老哲学家，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把自己的那只骆驼算作第18只，加进老人的骆驼群。这样，大儿子得到了二分之一9只，二儿子得到了三分之一6只，小儿子得到了九分之一2只，一共是17只，还多余一只正好还给哲学家。冯·福尔斯特认为，客观性正如同第18只骆驼，它看起来是必需的，但实际上是多余的。
对此，笔者以为不能认同冯·福尔斯特的观点。因为其一，客观性毕竟是人类认识论大厦得以构建起来的重要基础，是不可或缺的。而且，以人为中心，并没有根本推翻客观性的存在基础，它是实现客观性的必要因素，实际上体现了人的思维模式反映人-外界这个统一体。随着实践和认识的不断扩展，这个统一体不断地扩大延伸，人的思维的模式也不断地扩大延伸。
其二，与冯·福尔斯特相反，笔者认为，第18只骆驼体现的不是客观性，而恰恰是体现主体性、思维模式的能动性。如果纠缠于把客观性作为认识的唯一来源，很可能就会产生17只骆驼难以划分的困境。在认识中加进了主体条件，正如加进了第18只骆驼一样，使得原本追求精确但却无法实现的人类认识，得以可能实现。在此，第18骆驼充当了一种公证员的身份，既充分重要，也十分必要，是认识的充分必要条件。如果一味追求认识的纯粹客观性，就如非要瓜分17只骆驼一样，属于精确思维，但同时也是机械的思维；而此时这里需要的不是精确而是模糊，是“人在场”的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在主体条件（第18只骆驼）的帮助下，人类的认识与实践活动获得了意外的丰硕成果。我们看到，在原先的条件下，按照老人遗嘱，大儿子只能得到17只骆驼的二分之一，为8.5只，二儿子得到三分之一为5.67只，小儿子得到九分之一为1.89只。可是实际上，大儿子牵走了9只，二儿子牵走了6只，三儿子牵走了2只，每个人都达到了利益的最大化。而暂借骆驼的长老也取回了自己的那只，什么也没有损失，还赢得了牧场主儿子们的尊重。这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帕累托最优”，是充分发挥人的因素参与作用的结果。因此，在人与外部世界形成的系统中，主体思维的模式与客观事物之间的不断互动作用，正如“洗手”的机制一样，促进了认识与实践的不断向前，促进了我们认识能够不断逼近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这也正是我们两只手互动洗手，能够越洗越干净的奥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