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通使隋唐，礼仪文物居然大备，因有礼仪君子之名。近世贤豪志高意广，竞事外交，骎骎乎进开明之域，与诸大争衡。向使闭关谢绝，至今仍一洪荒草昧未开之国耳。则信乎交邻之果有大益也。”中华民国建立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加快对中国的侵略步伐，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也随之发生根本的改变。中国学者“从过去客观地介绍日本、宣传和赞扬明治维新及日本的近代改革，逐渐转向研究日本帝国主义，揭露和批判其本质”。对于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也随之增多。据统计，中国人关于“古代及中世纪中日关系”的著作，明代共有24部，清代共有2部，1912-1930年前没有，1931-1945年有14部。主要有史俊民的《中日国际史》（1919年）、王朝佑的《中国与日本》（1928年）、张鹏一的《唐代日人来往长安考》（1937年）、王辑五的《中国日本交通史》（1937年）、张健甫的《中日关系简史》（1937年）、祖澄的《中日关系小史》（1938年）、郑学稼的《中国与日本》（1938年）、李季的《二千年中日关系发展史》（1938、1940年）、李毓田的《古代中日关系之回溯》（1939年）、洪启翔的《古代中日关系之研究》（1944年）、冯瑶林的《中国文化输入日本考》（1947年），等等。
1931年后研究中日关系的论文，也大大超过此前，主要有：李墀身的《中国历代与日本之关系》（《新中国》1919年第8期），周传儒的《中日历代交涉史》（《国学论丛》1927年第1-2期），郑鹤声的《五百年前中日交涉之一幕》（《东方杂志》1928年第13期），王辑五的《中倭交通路线考》（《禹贡》1935年第10期），许兴凯的《中日古代交通》（《文化与教育旬刊》1936年第87期），黎光明的《明太祖遣使日本考》（“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6年），吴先培的《明代与日本足利幕府关系之研究》（《东方杂志》1937年第14期），盛志的《朱舜水与日本》（《教育学报》1939年第2期），梁绳祎的《唐代日本客卿晁衡事述》（《中和》1940年第1期），明之的《中国文化传播者——空海》（《学术》1940年第1期），梁盛志的《理学东渡与李用》（《华北编译馆馆刊》1942年第1期），汪向荣的《仕唐的日本人》（《古今》1942年第14期），唐云起的《中日交通史上禅僧的地位》（《佛学月刊》1942年第3-4期），何练江的《日本海海流与中日古代交通》（《学术界》1943年第1期），钱仲华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略》（《中日文化》1941年第3期），王守素的《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浙江》（《中日文化》1942年第10期），梁绳祎的《日本空海入唐求法记》（《国学丛刊》1942年第8-9期）、《唐赠潞州大都督晁衡传》（《国学丛刊》1943年第12期），梁盛志的《宋末李竹隐海外讲学考》（《中和》1943年第3期）、《五代日僧巡礼五台之遗物》（《华北编译馆馆刊》1943年第8期），汪向荣的《宋代之中日关系》（《日本研究》1944年第2-4期），志梁的《嘉靖年间的中日贸易》（《中华月报》1944年第1期），姚鉴的《六朝时代中日文化的关系》（《日本研究》1944年第2期），何达的《隋时日本遣华使僧及文化之东传》（《亚洲文化论丛》1944年第3辑），方豪的《中国在日本与欧洲初期交通史上之地位》（《真理杂志》1944年第1期），佳禾的《朱舜水与日本文化》（《东方学报》1944年第2期），等等。
在上述著作与论文中，有不少学术价值颇高的佳作。在著作方面，王辑五根据中文史料以及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比较全面地研究了自先秦到民国时期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历史关系。此书几乎涵括了古代中日之间海上丝绸之路的所有方面，例如海上航线、朝贡贸易、倭寇之患、文化传播等。全书从讨论“中日最古之自然航线”开始，指出：“日本列岛横列于亚洲大陆之门前，与我国仅隔一衣带水，而朝鲜半岛又突出于其间，适为中日交通往来之渡桥，故中日交通往来之开始，当不始于航海术发达以后，而当求于上古时代”，“日本之左旋回流，为中日最古之自然航线，亦为我国文化东渡日本之最古途径”。从秦汉到隋朝，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海上交通路线，都是经过朝鲜半岛的。进入唐朝，又出现了横渡东海直达长江口的新航路。在讨论中日之间的海上贸易时，王辑五写道：“明代之海外贸易与唐宋不同，唐宋恒奖励海外互市，以收市舶之利而实国用；一方更欲藉怀柔政策以安边夷。惟降至明代，此传统政策略有变更，仅注意于四夷之安抚，而忽市舶之赢利。故明代对日贸易，殆成为政治与军事上之手段，此实为明日通商互市之一特征也。”而明代对日贸易的港口，则“概以宁波为专通日本之港，故日船赴明，必先至宁波登岸”。
在论文方面，可以列举黎光明的《明太祖遣使日本考》。文章根据中日两国文献，讨论了明太祖朱元璋派遣僧人出使日本的原因，仲猷祖阐、无逸克勤这两个人的生平事迹以及他们奉命到达日本后的活动情况。不过，这篇很有深度的文章似乎没有引起后人的重视。例如，黎光明在文章中已考定仲猷祖阐“主持宁波的天宁寺”。但后来的学者或采用日本学者的观点认为仲猷祖阐是嘉兴天宁寺的僧人，或认为他是浙江兰溪人。黎光明在文章中还认为：“我还疑心这遣僧为使的故事，在嘉靖时，曾经过一度扩大的宣传作用，这或者所谓瓦官寺的‘黠僧’之所做的，盖欲籍无逸之名以售其欺骗的手段。”这样的提醒，其实是很重要的。
王辑五的《中国日本交通史》讲到了朝鲜半岛在中日海上交通中的中转地位与作用。1949年之前，也有若干篇专门研究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海上交往的文章，主要是段琼林的《宋椠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校记》（《女师大学术季刊》1930年第2期）和张家驹的《两宋与高丽关系》（《民族》1936年第6期）。这表明，民国时期，学术界也已经开始研究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了，尽管没有使用“海上丝绸之路”这个概念。
第七，关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文化与海外各国的文化交互传播，并且都与本土的传统文化发生了冲突、适应与融合。1949年之前，有不少学者也已开始了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张星烺的《欧化东渐史》（1934年）、蒋廷猷的《欧风东渐史》（1937年）、朱谦之的《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1940年）、方豪的《中外文化交通史》（1943年）和《中外文化交通史论丛》第一辑（1944年）、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1949年）都是比较有影响的通论性著作。研究基督教教在中国传播方面的主要论著，有洪业的《考利玛窦世界地图》（《禹贡》1936年第3、4期）、徐宗泽的《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1938年）和《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1949年）、王治心的《中国基督教史纲》（1940年）、方豪的《中国天主教史论丛》（1944年）。在伊斯兰教史研究方面，有白寿彝的《宋时伊斯兰教徒》（《禹贡》1937年第4期）和《中国伊斯兰史纲要》（1946年）。此外，陈垣的一些论著也涉及外来宗教文化在中国沿海的传播问题，例如《元也里可温教考》（1917年）讲到了元朝浙江温州等地的也里可温教，《摩尼教入中国考》（1922年）讲到了南宋浙江宁波的摩尼教。由于中外文化交流史涉及更加广阔的学术领域，这里无法展开叙述，只能举其要者而述之。
第八，关于中国与海外各国外交史的研究。
外交史是指国家间进行官方交往的历史。在古代，中国各王朝与海外各国之间的外交往来主要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而进行的。但由于古代中国外交史同样涉及更加广阔的学术领域，所以，这里也不可能展开讨论1949年之前中国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而只能列举以下这些比较重要的论著：《中国二千年外交通论》（《东方杂志》1906年第4期）、国民外交丛书之一种《中英关系略史》（1928年）、唐庆增的《中美外交史》（1929年）、周景濂的《中葡外交史》（1936年）、张维华的《葡萄牙第一次来华使臣事迹考》（《史学年报》1933年第5期）、朱杰勤的《英国第一次使臣来华记》（《现代史学》1936年第1期）、束世澂的《中英外交史》（1931年）和《中法外交史》（1932年）。
在上述八个方面的研究中，第一个方面“海外交通文献的整理与海外史地的考证”在19世纪后期就已经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了，但在研究深度上，20世纪前半期学者所做的研究显然已经大大超过了前人。其他七个方面的研究，则都是在20世纪前半期逐渐开辟出来的新领域。或者说，1949年之前中国学者已经比较全面地开展了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而且在许多问题的研究上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
1949年之前，围绕着郑和下西洋，还发现了不少文物资料。
（1）1912年，袁嘉谷在云南昆阳发现了郑和父亲“马哈只墓”和“马哈只墓志铭”，证明郑和“之祖与父皆回教，曾朝天方者”。这一发现，为研究郑和的先祖、家世、信仰等问题提供了珍贵而可靠的依据。
（2）1935年，云南省长李鸿祥发现了郑和后裔郑绍明家藏的《郑和家谱》。李士宣对这份珍贵的家谱进行了研究，他的《郑和家谱考释》于1937年由昆明正中书局出版。
（3）1935年，郑鹤声在明朝钱谷所编的《吴都文粹续集》中，发现了收录于其中的《娄东刘家港天妃石刻通番事迹记》（简称《通番事迹记》）碑文，从而为研究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过程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原碑立于江苏太仓刘家港的天妃宫里，是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前篆刻的，但久已湮没，下落不明。
（4）郑和船队第七次下西洋途经福建长乐太平港时，篆刻了《天妃灵应之记》。
1931年，长乐县知事吴鼎芬发现此碑后，特将其移置于县署中保存，但不久又湮没无闻。1936年，长乐县县长王伯秋在官署中再次发现此碑，并建亭保护。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此碑被移往福建南平进行保护，直到1948年才迁回长乐。
1936年，萨士武发表《考证郑和下西洋年岁之又一史料》（《大公报》1936年4月10日“史地周刊”第80期），抄录了碑文原文，并对郑和下西洋的过程进行了研究。
（5）1936年，郑鹤声在南京寻访古迹时，在静海寺发现了嵌在厨房墙壁里的一块残碑，“语气、字迹、格式，都仿似《通番事迹》碑文及《天妃灵应之记》”，“很可能亦是郑和篆刻，可惜发现时已残毁过甚，又复于抗战时为日寇炸毁”。碑上虽然只残留着148个文字，但对于研究郑和船只的大小尤其重要，因为碑文中有“二千料海船并八橹船”，“一千五百料海船并八橹船”等内容。
20世纪前半期，已有学者开始从科学技术史的角度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特别是由于上述与郑和下西洋相关的文物资料的发现，更加推动了相关的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有刘铭恕的《郑和航海事迹之再探》（《中国文化研究汇报》1943年第3卷）、范文涛的《郑和航海图考》（1943年）、张礼千的《东西洋考中之针路》（1947年）、管劲丞的《郑和下西洋的船》（《东方杂志》1947年第1号）、朱杰勤的《中国古代海舶杂考》（《南洋学报》1948年第2辑）。但由于各方面的研究基础比较差（包括考古资料的缺乏），所以研究深度不够。例如，朱杰勤的《中国古代海舶杂考》探讨了中国古代造船技术、航海技术、指南针在航海上的应用、商舶工作人员的构成等问题，不过主要根据的是文献记载，缺乏实物的佐证。章鸿钊、韩槐准甚至探讨过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琥珀、珊瑚等海外异珍，并且提出：“珊瑚之入中国或在秦、汉之际，殆亦由海西南海舶而来，盖本为海产之物，故取道于海，固易易也。”但同样由于考古资料及实物证据的缺乏而难以深究下去。
蔡鸿生曾这样说过：“本世纪的30年代，尽管国运危机四伏，文运却相当辉煌。可说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花季。”在这样一个动荡多乱的学术“花季”里，中国的学者们虽然没有叫喊着要创造世界一流，但实际上已经奔走在世界学术舞台的前沿，而且在不少领域中引领着国际学术的发展潮流，获得了外国学者的由衷钦佩，更获得了国人的诚挚敬意。正是由于这些学者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所以，尽管后来历经暴风骤雨、严冬寒流，但学术的种子始终能够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且不时地绽放出鲜艳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