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1949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大陆史学界“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占据支配地位”，“不管是来自延安或是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各大学、学术机构和学术刊物的领导者，成为学术研究的正统与主流”，而大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史学工作者”则通过“学习运动、思想改造和批判运动”来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些运动包括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整个史学界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五大专题上，即所谓的“五朵金花”（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处于非主流地位，但由于特殊的国际环境，还不至于完全中断，而是在艰难地延续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中国民众投入到“抗美援朝”运动之中。新中国的史学研究者也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特长，通过研究中朝两国在历史上的友好关系来积极参与这场运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由张政烺、余逊、宿白、商鸿逵、金毓黻、杨翼骧等6位历史学家共同编写的《五千年来的中朝友好关系》。他们在后记中这样写道：“万恶的美帝国主义者，失掉人性，逞其兽行，大肆侵略我们的邻人——朝鲜”，而朝鲜又是“我们共谋生存，共同奋斗，共祸共福，同气连枝的患难好兄弟。因此，我们便想到，把中朝两国从古至今的友好关系史实，赶快写一小册子出来，这是极应该而且必要的”。要研究中国与朝鲜之间的友好关系，当然要讲到两国之间通过海上航线所进行的交往。该书一开头就指出：“中国和朝鲜是距离最近的邻邦。陆路和海路的交通，都很便利。两国的人民，在很早的时间，便自相往来。”书中还有许多部分讲到了古代中朝两国之间的海上贸易，例如书中说：“自一〇八五年宋朝取消了对高丽的通商禁令以后，山东、两浙、福建沿海的港口，特别是明州，每逢北风季节，港岸上便挤满了由高丽来的船只，他们给中国带来了高丽的特产。……等到南风季节，高丽由贞州到开京的礼成江上，也连续不断地驶行着从中国各地航来的商船，他们给高丽运去了中国的特产。”这样，这本在特殊背景下产生的小册子实际上包含了许多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内容。
朝鲜战争结束后，在复杂而恶劣的国际环境下，新中国十分重视发展与亚非国家的外交关系，这就推动了学界对中国与亚非各国历史关系的研究。正如周一良在《中国与亚洲各国和平友好的历史》一书的引言中所说的：“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一贯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努力发展同各国，尤其是亚洲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而且，从历史上看来，中国从来就是和亚洲国家保持着和平友好关系的。……这本小书就是要帮助读者回顾一下过去中国与亚洲国家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看一看几千年来中国和亚洲国家之间怎样在经济上互助合作，在文化上交流影响。这对于促进我国和亚洲国家的紧密团结是有其重大意义的。”于是，在五六十年代，出现了许多讲述中国和亚洲国家友好关系的论著，而且都是出自著名学者之手，例如齐思和的《中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关系》（1956年）、朱偰的《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友谊关系和文化交流》（1956年）、戴清寿的《中国与马来亚和平友好的历史》（《新史学通讯》1956年第12期）、陈修和的《中越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1957年）、金克木的《中印人民友谊史话》（1957年）、郑鹤声的《十五世纪初叶中国与亚非国家间的友谊关系》（《文史哲》1957年第1期）、吴世璜的《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友好历史》（《历史教学》1957年第12期）、吴紫金的《元代我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友好关系》（《文史哲》1958年第8期）、林家劲的《两宋与三佛齐友好关系略述》（《中山大学学报》1962年第4期）、齐思和的《上古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历史教学》1964年第4期）。此外，还有一本由史学双周刊社编的论文集《中国和亚非各国友好关系史论丛》（1957年），收录了自1955年至1956年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历史教学》上的系列文章，包括邵循正的《两千年来中日人民的友好关系》、董蔡时的《琉球与中国的历史关系》、朱偰的《中国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历史关系》、陈修和的《中越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文化交流》、陈炎的《中缅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冯家升的《从历史上看阿拉伯和中国的友好关系》、马坚的《中埃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关系》、陈玉龙《中国和柬埔寨的传统友谊》。
历史上中国与许多亚非国家之间的往来，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而进行的，所以，五六十年代关于中国与亚非国家友好往来的研究论著，必须涉及海上丝绸之路。许多学者都指出，古代中国通向世界其他地区的道路是由“陆路”和“海路”组成的，海路是中国联系世界的主要纽带。例如，朱偰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友谊关系和文化交流》中写道：“唐朝时候，航海事业已逐渐形发达，南面可通印度尼西亚、印度、波斯、大食；北面可通朝鲜；东面可通日本。”金克木在《中印人民友谊史话》中说：“我国古代的人民要从长安（西安）、洛阳、或南京、广东等地出发，通常只有西经‘西域’的陆道和往南经南洋的海道，才可以到印度。走这两条路来回所需要的时间不是几个月，而是往往要几年。”冯家升在《从历史上看阿拉伯和中国的友好关系》中也有类似的论述：“由七世纪到十三世纪，中阿两方的商业交通很发达。双方来往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陆路，从波斯、中亚细亚通过新疆的‘丝路’到长安；一条是海道，从巴格达经波斯湾、印度洋绕马来半岛到广州。”陈修和在介绍“中越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时，也突出了越南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中转地位：“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二世纪的几个世纪中，越南中部的日南，是中国对于太平洋群岛、西南亚洲和欧非两洲的第一个交通港口。中国的黄金、杂缯，从日南输出，而各地的明珠、流离、奇石、异物，则从日南输入”；“西方和中国的海上交通，越南北部长期居于冲要的地位。以后广州逐渐发展，才有代替交州的趋势。但公元八世纪唐德宗李适时代，一向到广州的远国商船，忽然改道越南，广州的统治者想用行政命令来垄断海上的贸易，奏请李适派人将越南的对外市场收束起来，宰相陆贽认为不能允许这种不合理的要求，可见当时的越南在海上交通方面仍能吸引外国商船去，因而受到广州的妒视”。齐思和在《中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关系》一书中特设一章，专门叙述“中国的伟大发明育蚕法传入拜占廷的经过”。书中写道：“把蚕丝从中国运到欧洲，在罗马时期有海陆二路”；其中陆路“号称‘丝路’”，从长安，出玉门关，经中亚，最终到达西亚；“海路则以泉州、广州为采集地，先将丝绸运到印度或锡兰，再由印度、锡兰船载至波斯湾上陆至八吉打，或经红海以达开罗，然后再由开罗、八吉打等城市运到叙利亚的泰尔、培卢特等城，便到了拜占廷的统治区域”。所以，五六十年代大陆史学界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研究“中国与亚非各国友好关系史及文化交流史”的名义下进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一大批杰出的历史学家怀抱着纯洁的理想以及对新社会的无限憧憬，毅然留在大陆。他们成了1949年之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骨干。虽然他们的人生道路曲折多难，但依然在许多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海外史地考证和海外航线研究。
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通过对音等方法考证海外史地，是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1949年之后，不少学者依然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韩振华。
1950年，他发表了《康泰所记西南海上诸国地理考释》一文，对顿逊、拘利等20多个海外地名进行了考释，提出了许多新见。例如在“金邻考”中，他说：“窃以‘金邻’之名，殆是译意，上引《异物志》谓金邻一名金陈，可见‘金’字始终不变，曰‘邻’曰‘陈’，乃形容‘金’字也。金邻之名，传自扶南（见《梁书·扶南传》），以扶南人言之，谓其邻国多金之地，曰‘金邻’殆无与理相背。”再如，中国史书记载，南方大海远处有“自燃火洲”，藤田丰八曾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考的传说之地，“欲考订其地，实属徒劳也”。韩振华则以藤田丰八的这种说法为“不然”。他说：“查上引《梁书》所谓扶南东、涨海东、诸薄东之‘自燃火洲’，殆是出自马来语之意译，马来人所谓‘Gunon Berani，华言自燃山也，或Gunon Api，华言火山也。班达Banda海中，东经125度附近，有一著名火山，即以Gunon Api为名’。然则汉籍上所谓自燃火山者，殆指此也。”此说对于确定火洲的地望很有启发意义。韩振华于1954年发表的《公元六、七世纪中印关系史料考释三则》，根据史籍、航程、物产、风俗等材料，认为婆利国在中印度，赤土国在锡兰岛，丹丹国在印度东南海岸一带。这些观点，与普遍流行的说法很不相同。
五六十年代，韩振华还与岑仲勉等学者就《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海外地名及海外航线进行过学术讨论，并且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汉书》地理志粤地条记载了汉朝使节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出访海外诸国的航线：“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与珠崖相类。……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森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这是明确记载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珍贵文献，但非常简略，歧义甚多。同时代其他相关史料又非常缺乏，外国的文献则更少。所以，要确定这段文字中所记载的海外国家及航海路线，难度很大。尽管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藤田丰八等人都做过深入的研究，但依然疑窦重重，难以使人完全信服。
1957年，韩振华发表了力作《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一世纪间中国与印度东南亚的海上交通——汉书地理志粤地条未段考释》，对《汉书》地理志的这段记载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逐一讨论国内外其他学者的观点之后，韩振华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对于都元，他认为，“都元两字，不是译音，纯是汉名”；它实际上是“元都”的意思，而“元”字又可以训为“黑”，因此，“都玄（元）或玄（元都），意即黑都”，指的是“印度支那南部东缘海滨的小黑人”。同样，邑卢没的“邑字在此，不是译音，仍作都邑之解”；“卢没”则是Lvo（Lava）的音译，“即暹罗的罗斛”。对于“谌离”，韩振华认为是Syam-rat的音译，意为“黄金国”，中文又意译为“金国”、“金邻”等，是“暹罗湾头”的一个国家。在韩振华看来，夫甘都卢“当即缅甸史上所谓公元前443年至公元95年直来人建都于卑谬的旧夫甘王国，夫甘为国名，都卢为族名，意即都卢人所建立的夫甘国”。韩振华接受了藤田丰八的观点，认为汉朝使臣所到达的最远地点黄支国“确是指东印度海岸的Kanchi”，也就是唐朝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所说的“建志补罗”，现在称为Conjeeveram。韩振华考释说：“黄字可作Kan的对音，支字可作chi的对音。”他还写道：“已程不即锡兰岛，其名乃巴利语Sihadipa（狮子洲）之对音”；皮宗应是马来语Pisang的对音，意为“香蕉国”。但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韩振华认为此地名“不是指马来海峡中之一小岛——披宋岛，而是指苏门答腊大岛。苏门答腊的梵名，曾称为Kandari国，意曰香蕉国”。
与此同时，岑仲勉也在根据《汉书》地理志研究汉代的海外交通航线问题。韩振华的文章发表后，岑仲勉撰写了《西汉对南洋的海道交通》，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并且反驳了韩振华的不少说法。岑仲勉认为，韩振华对于都元的观点，“流弊有甚于改字释经”；对于邑卢没国，岑仲勉反问说：“韩文认‘邑’为都邑之邑，为什么不跟前条一样称作‘都卢没’呢？如果说免与夫甘都卢相混，又为什么不把都元改作‘邑元’呢？”岑仲勉在这篇文章中重申了以前提出的观点，认为都元、邑卢没、谌离、夫甘都卢分别为东南亚的Htayan，Yava Lamuri，Syriam，pukam Tattade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