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国则似乎并没有这种界限，商人同时也就是官僚、地主。中国商人极富通融性，所以中国的自由商人并不能够充分地发展”。傅衣凌认为，福建海商“采取海寇的方式，率领半商半贼的舰队，从事海上贸易的活动”，实际上是“反抗封建统治”的一种形式。但这种反抗基本上都失败了，原因就在于，“中国海商的构成，有很多封建地主阶级分子在内。这样，就俾使其内部团结力很不坚强，易于受到外界压力所动摇，而和统治阶级相勾结，甚至为了个人的利益，出卖民族的利益，像汪直、洪迪珍等的勾结倭寇。不用说，在海寇中，也曾有地方贫农的参加，可是这又由于当时生产上虽出现有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然并没有取得支配的地位，结果也不能起进步和领导作用。这里，我们对照欧洲商人的兴起，他的构成中心，类系被认为‘无赖恶少之徒’。为了这般人在封建社会里是受压迫的，自可不受传统的束缚，对于旧社会是显露着对立的态度，因而资本的进行和扩大，都比较不受羁绊而有一条合理的路可走。可是在中国像这样的商人所占的人数并不很多，并且在锁国政策之下，因其时有采取寇掠的行动，更易招致政府的压迫与禁制，他们每无法把其资金输送回国，只好流亡外国，长子孙”。结果，福建的海商就被分成了两类。一类是“留居国内而和本土经济有联系的”。由于这部分海商“和传统的封建势力关系太过于密切”，不仅没有发展成为现代资产阶级，反而“和地主一样，同为维持中国封建制的两大杠杆”。相比之下，“欧洲商人由于远涉重洋，改变了一般商人的心理，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同时，科学的发达又直接有利于他们的经营，间接有利于整个社会”。这部分福建海商最终“蜕变而成为福建的洋行，停留于官许牙行的阶段，作为封建的官僚资本的一个重要支柱”。另一类是“与本土失去经济联系”的海商，即侨居海外的海商，由于政府“锁国政策的限制无法回来，阻断了其和本土经济的联系”，无法成为推动国内社会经济变革的力量。在傅衣凌看来，“十七世纪的福建海商，已经发展到自由商人的阶段”，“假如代替明朝的，不是这落后民族的清政府，中国或可能慢慢地踏上资本主义之路，那末这海商资本大可充作原始积累而被利用的”。
后来，傅衣凌在一篇不长但很有影响的文章中再次阐述：“十七世纪时代浙闽的海上贸易商是存在有资本主义的萌芽。无论就其经营形态和生产关系上说，都表明有某些新因素的萌芽。”那么，这些新因素为什么“又如此的长期停滞不进呢？”傅衣凌的观点是，其主要原因在于“封建政权对于海上贸易的压迫，这是中国海上贸易不能发展的一个致使的因素”。此外，西方殖民者的东来，也打击了中国的海上贸易商。田汝康也持类似的看法，他在《十五至十八世纪中国海外贸易发展缓慢的原因》中指出：中国海外贸易发展缓慢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问题相关联的”；15-18世纪中国海外贸易发展缓慢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历史条件所造成的。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大陆国家，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曾长期存在，统治阶级可以从地租剥削中获到一笔很可观的收入，对海外贸易不仅不感兴趣，甚而认为难以监督控制而加以敌视。海上贸易与封建制度是格格不入的”。
傅衣凌等人认为，17世纪海外贸易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福建海商甚至已经是“自由商人”了。但另一批学者则持相反观点，他们认为17世纪中国海外贸易“仍然是一种封建式的对外贸易，那时的贸易商主要为官商，即属于地主、官僚、豪门、巨姓所有，他们不是航运企业的企业主，看不出含有任何新的生产关系萌芽的因素”。倡导这种观点的一篇重要论文，就是韩振华大概写于1962年的《十六至十世纪前期中国海外贸易航运业的性质和海外贸易商人的性质》。在这篇文章中，韩振华明确写道：“当时能够获得‘商引’的船商，能够取得‘邻里’担保的船商，和能够应付官吏、里甲的鱼肉者，如非湖海大姓豪门巨室以及达官贵人与夫乡宦之流，实难取得这种‘商引’而置船以泛海通商”；而“中国的船商与水手之间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不一定都是雇主和雇佣工人的关系。就是他们之间是存在了雇主和雇佣工人的关系，也不能立即肯定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被资本所奴役的现代雇工人的中国水手，是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海船上先出现的”；在明清之际的海外贸易中，根本不存在着“自由商人”。
韩振华还以郑成功时代的海外贸易为具体的个案，详细论证了自己的上述观点，即当时不存在着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文中深入讨论了郑成功时代“东之利倍蓰于西”的海外贸易特点、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对外贸易的利润及利润率、对外贸易航运商和船员的构成、对外贸易商人的构成等问题。实际上，韩振华就这些问题所进行的论证，比他所要得出的结论更具学术意义。例如，他以翔实的史料证明，当时从事海外贸易的众多“散商”，实际上资金实力是“微不足道的”，最多的300余两银子，多数在100两以下，“甚至只有4两银的本钱，也可以出海贸易”。今天，当越来越多的人在盛情赞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时，韩振华的这篇文章更显示出学术意义。韩振华还撰写了《再论郑成功与海外贸易的关系》一文，但直到20年后才得以公开发表。不过，这篇文章的重点已不再关注“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问题了。
郭沫若也曾探讨过郑成功时代的对外贸易，但其起因则是由于在厦门的郑成功纪念馆中见到了一枚郑成功所铸的银币。通过在厦门、上海、北京等地查看各种实物，郭沫若论证了“郑成功首先采用西法自铸银币这个史实”，从而把中国自铸银币的历史“从清代的道光年间推前了近两百年”。郭沫若还讨论郑成功与海外贸易的关系，引述了韩振华在《郑成功时代的对外贸易和对外贸易商》一文中关于郑成功从海外贸易所获收入的估计。不过，郭沫若文中把S.Well Williams说成是“英国人威廉牟士”并不正确，此人事实上是美国汉学家卫三畏，曾长期在中国生活，是美国汉学的奠基人。
在五六十年代关于清代海外贸易的研究中，彭泽益的《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无疑是一篇传世之作。虽然1949年之前梁嘉彬等学者对广东十三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彭泽益从更高的理论视野出发，大大提升了这个问题的学术意义。该文一开头即点明：“研究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买办商人和买办资产阶级兴起的历史，不能不溯源鸦片战争前清代广东洋行商人即十三行的历史，广东洋行行商虽然在当时还没有获得以后中国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社会条件下真正的买办意义，但是，它和以后中国买办阶级的产生和形成而又有着历史的和社会的渊源联系。因此，研究清代广东洋行的起源问题，就成为研究近代中国洋行历史发生和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这种不凡的气势，只能出自大家之手。该文以丰富的史料、严密的逻辑，深入考察了清代广东海外贸易情况，清政府对海外贸易的管理制度，广东十三行的创立与演变，“十三行”名称的演变等问题。稍后，汪杼庵发表了《十三行与屈大均广州竹枝词》。此文虽然还不满一个页面，但对彭泽益的文章作了重要补充。直到今天，彭泽益和汪杼庵的文章依然是研究该问题的必读著作。
彭泽益的论文享誉学界，但有两篇学术水平同样很高的论文则不太为人所知，一篇是《东南亚古代国际贸易港》，另一篇是《明代后期中国-马尼拉-墨西哥贸易的发展》，它们均出自王士鹤之手。《东南亚古代国际贸易港》先从地理学的角度探讨了东南亚在古代海上交通中的重要性，包括自然资料、季风、海流等，指出定期交替的季风“是古代帆船能够作远距离的航行的重要条件，也是东南亚地区海上贸易繁荣的重要的自然条件”。文章把古代东南亚海上的贸易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1）公元6世纪以前时期，（2）7世纪至1292年时期，（3）1293至1511年葡萄牙侵占马六甲。文章从世界历史的宏观视角出发，全面考察了海上航线的变迁、主要国际贸易港的分布及兴衰、不同时代的贸易特点等问题。《明代后期中国-马尼拉-墨西哥贸易的发展》主要根据外文史料，专门研究了从16世纪末到明朝灭亡为止中国与菲律宾、菲律宾与墨西哥之间的海上贸易，包括贸易的发展情况，来往的船只数量，贸易品的种类与贸易额，主要贸易港，海上贸易航线，以及这种海上贸易对中国、菲律宾以及墨西哥的影响。在讨论对中国的影响时，作者写道：“明中叶以前，我国和东南亚各国间的贸易完全是为封建主义服务的，从海外贩回国内的商品主要是胡椒、香料、香料、龙脑、玳瑁、象牙、犀角、珍珠、燕窝等，对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毫无益处的奢侈品。而在明后期，从马尼拉输入我国的主要为白银、洋红、棉花、苏木等，都是对我国人民有益的东西”；估计从1571年至1644年间，输入我国的美洲白银“总共约为5300万比索之多；为永乐元年至宣德九年（1403-1434年）三十二年间官营银矿全部银产量的5.5倍，等于万历间太仓岁入白银的10倍”；大量白银的流入，“影响了金价和物价的上涨”，同时也影响了东南沿海的社会经济；例如，“明代后期我国输往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棉布为数是很微小的，因为那里是印度棉布的传统市场；只是由于与马尼拉贸易的发展，才为我国棉织品扩大国外市场，输往马尼拉的棉布一般年达14万-18万匹，特殊年份达22万-29万匹”；同样，“大量生丝的外输，无疑地对浙江、广东的蚕桑业产生巨大的影响”；在福建漳泉等地，由于大量蔗糖输出到马尼拉，刺激了蔗糖业的繁荣。贡德·弗兰克在20世纪末所著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也讲到美洲白银流入中国及其影响问题，对照一下王士鹤的这篇很少受人关注的文章，就可以看出，这部名噪一时的著作是多么的肤浅。
此外，李永锡的《菲律宾与墨西哥之间早期的大帆船贸易》（《中山大学学报》1964年第3期）也是研究该问题的一篇佳作，可以说与王士鹤的《明代后期中国-马尼拉-墨西哥贸易的发展》互为补充。李永锡在这篇文章中介绍说：“从十六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在大约两个半世纪的期间，菲律宾同墨西哥的贸易关系是借助于西班牙商船——大帆船（galeones）来实现的。大帆船满载东方商品（主要是中国商品）开往墨西哥西岸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归程装载美洲白银回到马尼拉，所以当时菲律宾同墨西哥之间的贸易称为‘大帆船贸易’，或者‘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贸易’。”文章还指出，“大帆船贸易对于中国人移居菲律宾和他们在当地的经济活动，也有一定的影响。中国人移殖菲律宾，远在西班牙殖民者东来之前，但大规模的定居，则在西班牙占领菲律宾以后，而大帆船贸易实为其契机”，这是因为“大帆船贸易是以中国商人运去的商品为物质基础的，随着贸易的发展，我国几乎每年都有不少人移居菲律宾”。
就海外贸易商品来说，五六十年代对外销瓷器进行过较多、较深的研究。贾敬颜的《明代瓷器的海外贸易》（《历史教学》1958年第8期）虽然是篇小文章，但所引文献还是比较规范的。瓷器研究专家陈万里在《宋末-清初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瓷器》（《文物》1963年第1期）中，主要根据T.佛尔克于1954年在荷兰出版的《瓷器与东印度公司》一书，讲述了17世纪中国瓷器的外销情况。陈万里介绍说，荷兰东印度公司除了把中国瓷器运回欧洲外，还把它们销售到亚洲其他地区；通过国外学者的研究，可以知道，17世纪中叶日本人从中国运去了大量的瓷用色料。
后来，陈万里又发表了《再谈明清两代我国瓷器的输出》（《文物》1964年第10期），指出：“当时我国输出的瓷器，虽然不会是百分之百，也至少有相当一分部瓷器是专供出口的，即所谓的外销瓷，同国内所使用的瓷器不一样”；文中并且提出了区分外销瓷与国内所用瓷器的两大标准，即装饰与式样。这篇文章，对于鉴定外销瓷器很有实用价值。
夏鼐的《作为古代中非交通关系证据的瓷器》，介绍了埃及福斯特等非洲遗址出土的中国古陶瓷以及宋代铜钱。与许多仅仅依据外文文献来讨论海外发现中国古陶瓷的作者不同的是，夏鼐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曾亲身到过考古遗址现场。
夏鼐道：“1938年2月28日和1939年11月27日，我曾两度去福斯特遗址调查。
在断垣颓墙之间，徘徊凭吊。在文化层中还可以看到我国瓷器的碎片。后来又曾在开罗的阿拉伯博物馆看到更多的这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万里以外的异国，还遇到故乡浙江在古代运去的文物，不禁勾起异乡游子的乡思。”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位可敬的古陶瓷收藏家韩槐准（1892-19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