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仲勉总结说，《汉书》所记载的航海路线应当是：“汉使从合浦出发，先经马来半岛东岸之Htayan，次泊苏门答腊之Yava Lamuri，又次船抵缅甸南边的Syriam，始弃舟循陆赴缅甸重镇或都城之Pukam Tattadesa，行程之先后合，音译之对写合，经济之重要合，倘不顾这些条件而随便安置，怕很难使人接受的。”对于汉使最终到达的黄支，岑仲勉与韩振华一样，都接受藤田丰八的观点，认为就是印度东海岸的Kanchi。但对于不已程国，他们两人却有不同的看法。在岑仲勉看来，已程不就是黄支以南Chingleput之音译，皮宗就是马来半岛的Pakchan。这两位学者分歧的关键在于，韩振华认为汉朝使节是从泰国湾的东岸下船登陆，然后步行穿越马来半岛，再从马来半岛西岸上船，最终到达印度东海岸。岑仲勉则认为，汉朝使节先经过苏门答腊，到达缅甸南部之后才下船登陆。
不久，周连宽发表了《汉使航程问题——评岑、韩二氏的论文》一文，提出了完全不同于韩振华和岑仲勉的观点。
藤田丰八、韩振华、岑仲勉等多数学者虽然在具体地点的考证上有不同看法，但基本前提是一样的，即都认为汉使到达的最远国家黄支位于印度东海岸的建志补罗。周连宽认为，这种观点与历史记载不符，因为史书明确说，黄支在“日南之南”，所以“没有理由把黄支国置于日南之西的印度”。这样，在周连宽看来，这些学者在考证黄支的地点时，基本方向就是错误的。岑仲勉等人认为，史书所载的汉朝使节航行时间，“包括停留在口岸等待买卖的时间”。而周连宽认为，史书所记黄支与中国之间的航行时间，“不包括停留买卖或等待信风的时间在内”。此外，他还认为，汉使的船舶“是沿海岸线航行，而不是利用信风以横越大海湾”。因此，周连宽认为，研究汉使航程问题，“再不能步一般学者的老路，死守黄支国在印度的建志补罗的说法；再不能把对音置于一切之上，穿凿附会，徒劳无功”。他提出的研究思路是：“主张尽量利用现有文献，先根据史籍记载关于黄支国的总方向，并从其他文献中求了古代帆船沿着海岸航行的一般速率，然后按总方向，从航行速率和汉使由某国至某国所需的航行时间，找出其所可能到达的地区。”周连宽根据法显《佛国记》以及其他资料，得出如下结论：“我们估计汉使的全部航程中，顺、慢、逆三种情况[顺、慢、逆指是的风向——引者按]都有，平均起来，每日航行大约在一〇至一五浬之间。”基于这样的航速以及黄支在“日南之南”的总方向，周连宽所复原的汉朝出访航线是：第一站都元国应为马来半岛东岸的北大年；邑卢没国应为Khmer的音译，是爪哇北岸雅加达港附近的一个岬名；谌离就是爪哇北岸的三宝陇；“汉使抵此国后，为了避免远绕峇厘海峡，缩短途程，乃弃舟步行，横越爪哇中部”；这样，夫甘都卢就是爪哇南岸的Tulunhagang，其音“与都卢夫甘（夫甘都卢）相似”；汉使在这里再次上船，“沿爪哇南岸向西航行，过巽他海峡的西口，再沿苏门答腊的西岸向西北航行，最后乃抵达目的地黄支国。此国当位于苏门答腊岛的西北部，此西海岸有地名Ayer Bangis”；Ayer意为水，Bangis意为“香”，合起来意为“香水”，这是因为此地“古代以出产龙脑香和沉香著名”；由于B与W可以相通，所以，Bangis也可作Wangis，译成中文即为“黄支”。
韩振华、岑仲勉和周连宽等人关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讨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后来的研究，其中上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主要文章有：苏继廎的《黄支国在南海何处？》（《南洋学报》1951年第2期），李东华的《汉书地理志载中印航海行程之再检讨》（《史原》1978年第8期），周连宽、张荣芳的《汉代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关系》（《文史》1980年第9辑），李成林的《公元前后的中西古航线试探》（《学术月刊》1980年第3期），汶江的《<；公元前后的中西古航线试探>；质疑》（《学术月刊》1981年6期），朱杰勤的《汉代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海上交通路线试探》（《海交史研究》1981年3期），陈佳荣的《西汉南海远航之始发点》（《广东省博物馆集刊》1999年）。只要读一读上面这些论文中，可以看出五六十年代那些文章的重大学术影响力。
除了上面这些论文外，还有三本篇幅不大的著作值得现代的研究者去读一读。
第一本书是贺昌群的《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书中的最后一章“南海归航”实际上就是讲述海上丝绸之路的。书中写道：“法显时代海上航行既无指南针，又无推进器，海上波涛险恶，全仗风帆作用，风帆须得依风向与海流之力，而风向与海流，又因太平洋季风与暖流而有异。”文字虽然通俗，但道出了古代航海的关键。
第二本书是章巽的《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章巽曾写过关于中国古代航海的系列论文（《从远古到战国时代的海上交通》，《秦、汉、三国时代的海上交通》，《隋、唐时代的海上交通》和《宋、元时代的海上交通》），分别发表在《地理知识》1955年第11、12期以及1956年第1、2期上。1956年，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将这四篇文章合编成书正式出版，题为《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此书不仅在国内影响较大，而且还被译成俄文在莫斯科出版。后来，作者又对本书进行了充实，于1986年由商务印书馆再次出版。书中全面地介绍了自远古开始至1840年为止的中国航海史，清晰而完整地叙述了海上丝绸之路起源、发展和没落的过程，其学术价值至今不减。
第三本是张铁生的论文集《中非交通史初探》。书中讨论了中国与非洲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特别有价值的是，介绍了非洲沿海出土的一些中国瓷器和中国钱币，以及北非古代工匠所仿制的中国式金属器皿。例如，书中写道：“马休谓摩加迪沙所在的索马里曾经发现许多713到1201年间的中国钱币。这证明了‘非洲之角’的香料和象牙贸易的发展，同时也证明了中国同索马里的海洋贸易的频繁和重要性。不过，罗戚认为东非各地所发现的中国钱币中有些钱币的年代却是从700年开始的。司徒尔曼研究过基尔瓦群岛、马菲亚岛和摩加迪沙所发现的中国钱币，说它们主要是宋代的（1017-1163年），但有些是唐代的（713-1017年）。最近一次最大的发现，是1945年在桑给巴尔的卡蒋瓦发现的一百七十六枚中国钱币。此外，1954年又在马菲亚岛的基西马尼发现了两枚中国钱币，而且在马菲亚岛和桑给巴尔还发现了十三世纪末及十四世纪初的伊儿汗钱，这多少反映出伊儿汗国同东非的海洋贸易的关系。”现在看来，这里所介绍的非洲考古发现算不上新奇，但是，在该书问世的那个极端封闭的年代里，这里所提供的国外学术信息就显得非常珍贵了。同样是由于时代的限制，该书的最大缺陷在于，没有国外人名、地名、论著名及专用术语的外文原文，致使别人难以查核原始资料。同样的缺陷，还出现在张铁生的重要论文《从东非史上看中非关系》（《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中。这样的缺陷，将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在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史上留下一个永恒的烙印。忘记这个时代，甚至美化这个时代，将会导致更大的民族灾难。
第二，海外贸易史研究。
1949年之前，由于受国外学者的影响，学术界对于海外贸易史的研究集中在唐宋元时期。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主要有乌廷玉的《隋唐时期的国际贸易》（《历史教学》1957年第2期），吴晗的《元代的民间海外贸易》（1960年），林家劲的《两宋与三佛齐友好关系略述》（《中山大学学报》1962年第4期）、《两宋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中山大学学报》1964年第4期），郑履权的《宋代广州的香料贸易》（《文史》1963年第3辑）。在这些论文中，吴晗的《元代的民间海外贸易》是一篇随笔，虽然讨论元代的私人海外贸易，但其目的是要说明“正因为十四世纪已经有了频繁的民间对外贸易，沿海人民具备了航海的知识技能和通商的经验的积累，这样，就为十五世纪上半期的郑和七下西洋那样规模巨大的商船队打下了基础”。相比之下，林家劲的《两宋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是一篇较有深度的文章。文章高度评价了宋代的海外贸易，认为它“不光对宋代本身有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在中国与东南亚等地的商业贸易发展上，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上承汉唐，下启元明，为明代中国海外贸易的极度发展和繁荣开拓了道路”。文中还认为，宋代的“朝贡”贸易“实质上”并不是这两个字“所表达的含义”，“它虽然有政治和外交上的作用和意义，但最主要的是体现出商业贸易的关系”。文章最后还指出了宋代海外贸易的负面影响：“市舶贸易的侧面结果是加紧了对广大人民的剥削和压榨，加深了社会的阶级矛盾”。从这篇论文产生的时代背景来看，得出这样的结论是非常自然的。
与唐宋元相比，明代海外贸易史的研究受到了格外的重视，这主要是由于沾了“五朵金花”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光。因为要研究“资本萌芽问题”，就必然要涉及海外贸易。其中问世较早、影响较大的一本著作是张维华的《明代海外贸易简论》。
张维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明代海外贸易进行了全面的探讨。他说，明代海外贸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专制政权所控制的海外贸易，它以‘朝贡关系’的贸易形式出现”。这种海外贸易“显然为统治主及其所代表的那个政权服务”，“具有极大的消极性和束缚性，它的发展前途是有限的”。另一类是“私人进行的海外贸易”，它“包括封建地主经济所经营的海外贸易以及大小商业资本家所进行的海外贸易，它在明代整个的海外贸易活动中，可以说占着最重要的地位”。私人海外贸易虽然“基本上还是为封建制度服务”的，是“封建地主发展自身经济的一种手段”，是“供给封建地主阶级腐朽生活需求的一种贸易”，但它也具有“促使资本主义萌芽生长的性能”。而且，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私人的海外贸易必然跟着发展起来，因而要冲破专制政权对于海外贸易的控制”，这样，“从事海外贸易活动者与专制政权之间的矛盾”就成了主要矛盾。在张维华看来，“明一代私人的海外贸易，是在与专制政权所施行的‘海禁’不断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是“劳动人民为了争取贸易自由，为了争取生存”的一种形式；“随着私人间对于海外贸易要求的增高，这种矛盾更趋于尖锐化。明代海上的一切‘走私’活动，就是向专制政权的‘海禁禁令’进行斗争的一种活动。‘海寇’的发生，本来就带有农民起义性质，但这时已发展为向专制政权的‘海禁禁令’进行斗争的一种形式”。根据这样的逻辑，明代的“海寇”就是一种应当值得肯定的进步运动。有人还得出这样的结论：16世纪中国沿海从事走私贸易的“海寇”，“事实上就是新兴资产阶级先锋队”。戴裔煊在后来出版的《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也写道：“明嘉靖间的中国倭寇海盗运动实质上是在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民和城市平民，联合各阶层人民反对封建的运动，归结到一点就是禁海与反海禁的斗争。这是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傅衣凌则从经济史的角度对明代海外贸易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书中《明代福建海商》一文可以说是五六十年代出类拔萃的一篇代表作。该文以欧洲资本主义兴起为参照，对明代福建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进行了深入的个案研究。傅衣凌根据明代福建海商的“构成分子及其出身阶级”，将它们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被传统的封建关系所排斥出来的地方贫民，尤其在人多地少的沿海地区，他们迫于衣食，因而下海通番”。第二类是“和地方传统关系有亲密结托的人物”，包括“有政治力量的势豪”、“族大之家”和“以儒治贾者”。他发现，“在欧洲的商人与封建领主在身份上是严格地对立着，对于土地是不得亲近的，这样可使商人专门从事商业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