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国大陆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学术研究随之复兴，并且迅速繁荣。在“文革”结束后的初期，学术的繁荣与学术团体的建立是密不可分的。
1979年4月，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在泉州成立，朱杰勤被推举为首任会长，田汝康为副会长，林文明为秘书长。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与泉州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决定共同出版《海交史研究》。次年（1980年），该杂志获准公开发行。
1981年5月，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在厦门大学成立，推举宦乡为名誉理事长，孙毓棠为理事长，韩振华、姚楠为副理事长，马雍为秘书长。在讨论学会的组织方案和章程时，决定按专业分为四个小组，“第一组的研究范围为东北亚方面，第二组为东南亚、非洲、大洋洲、美洲、海上交通等方面，第三组为中亚、南亚、欧洲、陆路交通等方面；第四组为近代外交、帝国主义侵华史等方面”。可见这个学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海上丝绸之路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1985年，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编辑出版了《中外关系史论丛》第1辑。
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和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所研究的内容，都与海上丝绸之路直接相关。这两个全国性学术团体成立后，不断组织召开学术会议，出版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对于营造学术氛围、交流学术成果、促进学术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1981年中国大陆还成立了航海史研究会，作为“中国航海学会下设的工作机构”，并且编辑出版会刊《船史研究》。稍后，又成立了南京郑和研究会等学会，出版了《郑和研究》等刊物。这些学术团体及学术刊物，都与海上丝绸的研究密切相关。
在80年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一个重要变化是“中外交通史”及“中西交通史”的概念被“中外关系史”所取代。由于受日本学者的影响，“中外交通史”或“中西交通史”的概念在中国逐渐流行起来，并且在1930年左右成为被学者们普遍认可的学科名称。不过，当时朱希祖等人还提出过“中外关系史”的概念，但没有引起别人的重视。“直到70年代下半期，我国史学界才正式启用‘中外关系史’这一名称。”而“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的创立，“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朱杰勤先生”。朱杰勤等人认为“中外关系史”一词作为学科名称，比“中外交通史”或“中西交通史”更具有“概括性和科学性”。朱杰勤曾写道：“中外或中西交通史一词容易使人认为只限于水陆交通方面。并不包括两国之间的战争关系及和平关系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重点。而且今天国际关系越来越复杂，不是和平，就是战争，交通问题只是国际关系中一个侧面而已。中西关系史或中西交通一词，如果仅以中国和欧洲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未尝不可采用，但如包括亚洲和非洲等国而相提并论，就会使人发生误解。我们认为还是用中外关系史作为学科的专有名词，就比较名实相符，有概括性和科学性。”1982年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的成立，标志着这个学科名称的确立。
中国古代的对外关系，从交通路线上来说，可以分为陆上交通和海上交通；海上交通就是海上丝绸之路，这样，进入80年代后，海上丝绸之路就成了“中外关系史”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就在“中外关系史”这一学科名称被确实的同时，“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概念也开始在大陆学术界出现。
最早提出“丝绸之路”这个概念的是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1833-1905年）。从1868年到1872年，李希霍芬以上海为基地，到过广东、江西、湖南、浙江、山西、山东、陕西、甘肃、四川、内蒙古等省份，“是第一位对中国地质进行系统研究的地质学家，为中国地质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877年，李希霍芬出版了名作《中国》（China）。该书除了研究中国地质、提出中国黄土“风成论”外，还在第一卷第十章“中国与中亚南部和西部诸民族的交通往来之发展”中，专题考察了中国与中亚的交通路线。李希霍芬“时而把这条路称为‘驼队之路’，时而称之为‘贸易之路’，并且一再强调指出，沿这条‘驼队之路’或‘贸易之路’贩运的最重要的商品就是中国特产的缯帛。作者在叙述到公元2世纪托勒密撰述的《地理志》转录时代更早的地理学家马里奴斯有关东西贸易丝绸记载的时候，明确提出了‘丝绸之路’这一名称”；1910年，德国学者赫尔曼发表了一部题为《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的著作，将李希霍芬提出的中国到中亚的丝绸之路向西延伸到叙利亚。
西方学者提出的“丝绸之路”概念，本来是指中国通向西方的陆上交通线。后来，有西方学者进一步提出，中国通往西方的海上航线也应属于丝绸之路。法国学者沙畹在1913年所著的《西突厥史料》中讲到“东罗马之遣使西突厥”时写道：
“中国之丝绢贸易，昔为亚洲之一重要商业，其商道有二。其一最古，为出康居之一道。其一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而以婆庐羯泚为要港。”这样，“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已呼之欲出。后来法国印度学家和梵文学家让·菲利奥札（1906-1982年）于1956年在《印度的对外关系学》一书中，以很大的篇幅研究了“海上丝绸之路”。
正如近代许多学术词汇是从西方经日本最后传播到中国一样，“海上丝绸之路”概念也是在传入日本之后再出现在中国的。1967年，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探索海上丝绸之路》中专门讨论了“海上丝绸之路”。1974年，香港学者饶宗颐在《蜀布与Cinapatta——论早期中印缅交通》（《“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5本第4分，1974年）中讨论了中国丝绸经海陆两路向西方运销的问题，并且写道：“海道的丝路是以广州为转口中心。近可至交州，远则及印度。”1981年，大陆至少有两个人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一个是陈炎，他于1981年5月在厦门大学召开的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学术研讨会提出了这个概念。不过，陈炎的文章《略论海上丝绸之路》首次公开发表于1982年第3期的《历史研究》上。另一个人是朱少伟，他在1981年12月25日出版的《历史知识》第6期上发表了《海上丝绸之路》一文，指出：“不少人或许不知道，在古代还有一条与横跨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相并行的海上商路，这就是我国通往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即使在今天，它仍然是东西方贸易的重要通道。”这篇文章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认为汉武帝时期开始了“探索远洋航线活动”，“在汉代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海上航线就开始沟通了，‘海上丝绸之路’便也初步形成”；“在汉代之后，‘海上丝绸之路’日趋繁荣，并渐渐从东印度洋延伸到了西印度洋”，唐朝时“我国海船已将丝织品等货物运送到了可拉伯半岛”；“到了宋代，随着指南针的应用于航海，‘海上丝绸之路’更加活跃，……我国的海船在当时已经能够载着丝绸、瓷器和茶叶，横越印度洋出阿拉伯，抵达勿斯里（埃及）、弼芭罗（索马里）、昆仑层期（坦桑尼亚）等国家”。对于唐宋以后的海上丝绸之路，这篇文章只是一笔带过：
“元代和明代，航海业也相当的发展，尤其是明代郑和七次大规模的远洋航行，更是在中外海上交通史上写下了最光辉的一页。”这是一篇通俗性的文章，没有讲到中国通往日本及朝鲜半岛的东方航线，也没有提及清代的海上丝绸之路。文章最后还出现了这样的文字：“在近现代，有不少外国专家和学者，悉心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和意义。1980年，日本早稻田大学筹备派遣一个以樱井清彦教授为团长的大型调查团，赴埃及福斯塔特了解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情况。（日本《产经新闻》1980-07-28）。”显然，这篇文章受到了日本学者的影响。但我们不清楚朱少伟与陈炎之间是否受到相互的影响。第二年，朱少伟又发表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海洋》1982年第3期）一文，再次叙述了其《海上丝绸之路》一文中的内容。
陈炎的《略论海上丝绸之路》全面探讨了古代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包括通向日本及朝鲜半岛的“东海起航线”和通往西方的“南海起航线”。文章认为，唐代之前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时期”，唐宋时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时期”，元、明、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极盛时期”。文章比较系统地考察了每一个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特点（包括丝绸贸易情况、造船与航海业、航线与港口等），最后阐述了中国丝绸外传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不过，这篇文章在有些问题上并没有进行透彻的叙述，例如古代丝绸贸易从陆上向海上转变的原因、海上丝绸之路结束的时间与标志，等等。陈炎后来又发表了《丝绸之路的兴衰及其从陆路转向海路的原因》、《南海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阿拉伯世界在陆海丝绸之路中的特殊地位》等文章，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了展开研究。这些文章可见于他的论文集《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陈炎在《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一书的自序中写道：“日本学者三杉隆敏早在1967年就出版了《探索海上的丝绸之路》。我当时虽听人说，因自1957年我被错划为‘右派’（时年四十岁）后，正在劳改，与世隔绝，根本不可能见到此书。……日本自三杉隆敏出版《探索海上的丝绸之路》后，掀起了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热潮，而中国当时正在‘文革’期间，对海上丝绸还无人问津。因而有些日本学者就瞧不起咱们中国人，说什么‘资料在中国，研究在日本’，意思就是说，中国有资料却无人研究，要研究还得靠日本人。我听了这些话总觉得不是滋味。”由此可见，陈炎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也是受到日本学者的影响的。
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1969年出版的《陶瓷之路》中，把古代连接东西方的海上航路称为“陶瓷之路”。这个概念后来也为大陆学者所接受。也有外国学者把古代东西方的贸易航路称为“香料之路”等。这样，“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在大陆出现后，就引发了一些讨论。有人认为，古代东西方的海上航路应称为“陶器之路”，因为“在这条海道上，大量运输的是中国瓷器，这是数量最多的国际贸易货物，因此，这条海上通道应称之为‘瓷器之路’。这样的命名并不贬低丝绸的作用和影响”。也有人认为，这条海上航路应称为“丝瓷之路”（亦作海上“瓷器之路”或“瓷茶之路”）。陈佳荣后来还提出过“香瓷之路”的概念。此外，还有人把中国与日本之间和海上航线称为“书籍之路”。其实，无论是丝绸、瓷器、茶叶，还是香料、书籍，都仅仅是古代中国与海外各国进行海上贸易的诸多商品中的一种，除了这些商品外，我们还可以列举出许多，如钱币、刀剑、玻璃、大米等。而且，在不同的时代，针对不同的区域，中外海商所贩运的主要商品是不同的。因此，根本不可能用某一种商品来全面地概括古代中国与海外各国的海上往来，正如“丝绸之路”也不能完美地概括东西方之间的陆上交通往来一样。由于“丝绸之路”已经成为表示东西方陆上交通路线的约定俗成的概念，所以，将此概念移植到海上交通线上，把古代中国与海外各国的海上航线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也是完全可以的。
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放弃“海上丝绸之路”这个约定成俗的概念，而且，也不可能提出一个能够被所有人接受的新概念来取代“海上丝绸之路”这个概念。经过30多年的使用，“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成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概念了。
事实上，陈炎等人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后，立即被人所采用。1983年，在一些通俗性的读物以及新闻报道中，就多次出现“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例如，吴瑞根在《拉丁美洲丛刊》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通俗性的文章《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之船”》，注明“本文主要根据墨西哥奥利维里奥·奥罗斯科·贝拉《来自中国的船》一文编写；原文载中、墨合办的西班牙文杂志《中国之船》第1、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