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论者努力论证广州（番禺）才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他们为此列举了种种理由，例如：番禺区位优越，腹地巨大，具备优良自然条件；番禺地区古越族有纺织传统，秦汉时种桑、养蚕、缫丝，丝织业发达；古越族的造船技术先进，所造的海船备舵和帆；古越族习水行舟，有远航和外贸传统；番禺城在公元前878年至公元前111年，一直是岭南区域首府，是区域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考古发现表明，公元前122年之前由广州往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就已开通了。
②对广州海外贸易制度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余思伟的《广州市舶司的历史沿革及其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和影响》（《海交史研究》1983年第5期）、邓端本的《广州港史：古代部分》（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顾卫民的《广东通商制度与鸦片战争》（《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蔡鸿生的《清代广州的荷兰会馆》（载《广州与海洋文明》，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彭益泽的《清代“广州体系时期”中外商人之间的竞争》（《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杨国桢的《洋商与大班：广东十三行文书初探》（《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等等。这些论文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而且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在此无法一一介绍。这里仅以李龙潜的《明代广东三十六行考释——兼论明代广州、澳门的对外贸易和牙行制度》为例，说明进入80年代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新进展。
在广州的对外贸易制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十三行。1937年，梁嘉彬在其名作《广东十三行考》中提出，明代广东三十六行具有牙行性质，可代替市舶司长官提举官主持海外贸易。三十六行行商们都是在官府控制下从事对外贸易的官商。所以，明代广东三十六行就是清代广东十三行的前身和源头。80年代初，李龙潜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明代广东三十六行是组织手工业生产、并将产品非法出口的手工业和对外贸易相结合的行业，它不具有牙行的性质，和清代广东的十三行也没有社会的和历史的必然联系。明代三十六行无论在对外贸易的垄断权上、经营的独立性上、行政外交权上和官方代理程度上都比不上清代广东十三行。
③对广州港海外贸易情况的研究。古代广州海外贸易兴盛，自1980年起，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也很多，而且不乏新见。例如，陈坚红对传统上所说的唐代广州外贸规模与发达程度提出过质疑。他认为，尽管唐代广州港比较繁荣，但每年来此停泊的外国船舶不可能多达四千余艘，在广州居住的外商人数也不可能是有十二万或二十万之众。王元林认为，唐代广州港实际上分为扶胥港等外港和广州城等内港。扶胥港是中外商舶进出广州的必经之地，人们在此停泊一般是去参拜南海神庙，所以扶胥港在中外商贸活动中作用有限，但在护卫中外商贸交通、保证海上丝路畅通方面却发挥了重大作用。而广州对外贸易的繁荣主要依赖于广州城等内港。广州城港不仅可利用珠江与广大腹地相连，而且直接与海外交通。而广州城内外的相关官署和海阳等馆驿大都位于沿城南、城西的水滨，都便利了海外贸易的进行。他还发现，唐代中后期历任广州地方官员的贪廉对外贸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李庆新对唐代广州的对外贸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包括对外贸易的发展阶段、市舶管理机构的创设、不同时期外贸形式的变化、政府对外国侨民的管理，等等。
李庆新还对明代广州外贸情况进行过研究。他把明代广州对外贸易分为贡舶贸易和商舶贸易两种形式，洪武至隆庆改元为贡舶贸易时期，隆庆改元后至明朝灭亡是商舶贸易时期。他认为明代广州对外贸易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加快了南洋的开发。李龙潜同样高度评价明代广州的对外贸易，认为这种贸易有助于冲破自然经济，走向货币经济和市场经济。
此外，还有许多学者研究了广州的茶叶贸易和丝绸贸易，如李真锦的《清代广州独口对外通商及其影响》（《广东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黄启臣的《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杨仁飞的《清前期广州的中英茶叶贸易》（《学术研究》1997年第5期）、郭丹英的《从有关茶叶内容的外销画看十九世纪初广东的茶叶对外贸易》（《农业考古》2002年第2期）。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范金民、金文的《江南丝绸史》（农业出版社1993年版），张晓宁的《天子南库——清前期广州制度下的中西贸易》（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版），黄启臣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
（4）关于宁波（明州）港的研究
宁波港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的中部，向上可达日本、朝鲜半岛，向下可与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相连。但在20世纪前期与中期，学术界对于宁波港的研究并不多。1980年之后，研究宁波港的论著逐渐增多。特别进入21世纪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开展，对宁波港的研究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有力地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开展。
在对宁波港的研究中，林士民的成果最为引人注目。他在一系列论著中，对宁波港的历史变迁、宁波港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作用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且全面介绍了宁波的考古发现与文物古迹。林浩概述了不同时期宁波港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与特点。袁元龙等人探讨过宁波港的形成、宁波造船业和航运业等问题。还有一些人则对宁波港的兴衰原因进行过分析。例如，周百鸣认为，宁波港兴盛的主要原因是港口腹地经济的迅速发展、交通路线的开辟和畅通、商品经济的活跃与海外贸易。张锦鹏认为，明州港的区位条件、海外贸易的发展、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近海市场扩张，导致了南宋时期明州港的兴盛。周中夏认为，导致宁波港在进入清朝之后逐渐衰落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海禁和闭关政策的影响，二是商品、交通、口岸的变化和局限。
宁波的古代外贸管理机构，是学者们讨论的一个重点。20世纪80年代初，林瑛比较详细地考察了宁波外贸管理机构的演变历史，从唐朝市舶司一直讲到清朝海关行署。该文同时展示了宁波与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及欧洲广泛的海外联系。此后，其他学者也对宁波的市舶司的设立时间和地点进行过持续的探讨，并且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忻鼎新、高汉玉等人探讨过古代宁波的丝绸外贸历史，认为宋元时期宁波输往海外的丝绸种类多达20余种，充分表明了宁波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性。
周庆南则根据文物资料认为，尽管宋代明州造船业在全国领先，但海外贸易的规模依然不如广州和泉州。林士民等人对宁波的外销瓷器进行过专门的研究，为宁波瓷器外销主要从唐代开始，到了宋元时期更加繁荣，经宁波港出口的瓷器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还有人认为，古代宁波港堪称“瓷器之道”。
（5）关于福州港、月港等港口的研究
在过去的30年中，还有不少学者分别讨论过与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相关的中国其他外贸港，特别是福建的贸易港口。例如，廖大珂专题研究了唐代福州的对外交通航线，认为唐代福州港虽不如广州重要，但也比较兴盛，从福州港出发，开辟了多条通往东南亚、南亚甚至阿拉伯的航线。此外，王铁藩等人探讨过古代福州的市舶管理机构，陈存洗根据出土文物研究过神州的海外贸易，肖忠生介绍了福州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遗迹，刘锡涛考察了福州的福船文化。
福建漳州的月港，也是古代的重要贸易港口。进入80年代，月港研究就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1982年冬，福建历史学会厦门分会在厦门召开了月港研究学术讨论会。1983年，学者们在会上提交的论文被收录在《月港研究论文集》中。这部论文集还收录了“近年来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章，并选入新中国成立前和国外发表的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文章”。韩国磐为这部论文集写了前言。可惜这部论文集没有公开出版，影响不广。好在有些论文后来也发表在其他刊物上，例如谢方的《明代漳州月港的兴衰与西方殖民者的东来》（《中外关系史论丛》1985年第1辑），使读者得以了解其学术见解。1983年之后关于月港的文章主要有：陈自强的《月港督饷制度述要》（《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1期），陈尚胜的《论明朝月港开放的局限性》（《海交史研究》1996年第1期），陈榕三的《明代海商集团与漳州月港兴衰》（《现代台湾研究》2002年第2期），陈自强的《月港研究回顾与<；漳州港>；评介》（《海交史研究》2002年第2期），黄涛的《从月港兴衰看明代海外贸易》（《福建史志》2006年第2期），冯之余的《明代“隆庆开放”与海上贸易发展》（《社科纵横》2008年第2期），郑有国、苏文菁的《明代中后期中国东南沿海与世界贸易体系——兼论月港“准贩东西洋”的意义》（《福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李金明的《闽南文化与漳州月港的兴衰》（《南洋问题研究》2004年第3期），等等。
进入21世纪后，对于福建沿海外贸港口的研究更趋活跃。例如，唐晓对福建的古代海外贸易港口进行过全面的分析，魏献策将泉州港与福州港做了对比研究，徐晓望探讨了明代的厦门港。这些成果预示着，对古代福建海外贸易港的研究将会更加兴盛。
二、关于海外贸易管理制度及海外贸易史的研究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与海外各国进行了不同形式的贸易往来。为了管理海外贸易，中国古代王朝制定了越来越细致、越来越严格的政策和制度。这些政策和制度，直接影响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影响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衰。随着时代的变化，从1980年开始，学者们以更加开放的胸怀、更加开阔的视野，对古代中国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与海外贸易发展历史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