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与亚洲、非洲及欧洲的海上交流很早就开始了，相比之下，1840年之前中国与美洲地区的交流要少得多了。由于地理上的隔阂，古代美洲与中国之间的海上交往尚无确证。20世纪，学术界围绕着“慧深东渡扶桑”说、“殷人航渡美洲”说、“法显航达美洲”说等观点展开过热烈的讨论。近年来，新的观点更多，并且引起了大众传媒的浓厚兴趣，但依然缺乏可靠的证据。
新航路开辟后，欧洲人建立起世界性的海上贸易网络，把美洲与中国直接联系起来。尤其是西属美洲银矿的发现和开掘，为欧洲人的对华贸易提供了充足的支付工具，极大地推动了东西方贸易的发展。欧洲殖民国家是这一时期中国与美洲海上交往的中介，中国传统商品通过新开辟的墨西哥-菲律宾-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运往美洲、欧洲等地，美洲白银则大量流入中国，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使中国进一步卷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此外，原产于美洲的农作物通过多条途径传入中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与美洲的海上贸易、美洲白银的流入、美洲农作物的传入等问题，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重点，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到18世纪晚期，随着北美大陆上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中国与美洲的交流进入一个新时期。尽管新生的美国羽翼未丰，但雄心勃勃，在独立后第二年即派商船来华，开辟了中美直接通商的历史。中美关系以贸易往来为先导，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迅速发展。到了20世纪初，美国最终取代英国成为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对此后的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1949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中美处于敌对状态，大陆学术界对于中美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揭露批判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上，研究资料也比较匮乏。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与正常化，学术界对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也日益升温，并且探讨了关于1840年之前中美海上交往的一些问题。
一、关于“古代中国人发现美洲”问题的讨论
关于古代中国与美洲之间的海上交往问题，一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早在18世纪后期，欧洲学术界就提出“古代中国人发现美洲”说，但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学者对这类说法一无所知。鸦片战争之后，国门被打开，有关美洲史地的著述大量问世，但比较肤浅。民国以后，国内学术界对美洲历史的认识日趋深入，关于“中国人发现美洲”问题的讨论开始受到重视。新中国成立初期，尽管关于中国与美洲海上交往问题的研究处于非主流地位，但依然有零星但重要的文章发表，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对于“慧深东渡扶桑”说的讨论。“文革”期间，学术界研究中断，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逐步恢复和发展。在此后的30年间，关于“古代中国人发现美洲”问题的讨论愈演愈烈，成为国内中国史和世界史研究领域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
1.“慧深东渡扶桑”说
1761年，法国汉学家德·吉涅在向法国文史学院提出的研究报告《中国人沿美洲海岸航行及居住亚洲极东部的几个民族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了“中国人最早发现美洲”说，欧洲汉学家们为此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从20世纪初开始，针对德·吉涅等西方学者的观念，国内学术界展开了一场大讨论，直到1941年朱谦之的《扶桑国考证》一书出版，国内的讨论才告一段落。这一时期国内学者重视对史料的考订，并对“中国人发现美洲”说基本持肯定态度。20世纪60年代初期，邓拓以马南邨为笔名，在《北京晚报》及其他学术刊物发表文章，力挺“慧深东渡扶桑”说，使这个问题重新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但也有不少学者提出质疑，代表人物为罗荣渠，他从地理位置、物产、社会组织和风俗、佛教和慧深、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材料等五个方面论证了如下观点：“扶桑国”若确实存在的话，那么它也不可能距离中国太远，更绝不可能远在美洲，“估计这个国的地理方位大致是在北界不超过库页岛、东界不超过日本、西界不超过贝加尔湖这个地区范围之内”。罗荣渠的文章史料翔实，其结论合乎逻辑，侧重从技术和自然条件层面对之前的“中国人发现美洲”说完全予以否定，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反响。
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不少人将美国加州海底发现“石锚”视为哥伦布以前中国沉船的遗物，使“慧深东渡扶桑”说再度兴起。景振国认为，扶桑应在美洲，绝非日本；慧深关于扶桑国的描述，基本上符合5世纪墨西哥的实际情况；墨西哥的特有作物具备了中国古籍所说的“扶桑木”特征；“五世纪的扶桑国正是墨西哥！”王家祜等认为，我国慧深和尚早在哥伦布一千年前就登上了美洲海岸，《梁书·诸夷传》和《山海经》等古籍记载中的扶桑和古代石刻中的扶桑，都是同一种粮食作物——玉米，早在上古“禅让”时期，地处峨山高原上的夏部落就开始种植玉米了。邓少琴通过分析印第安的月相、慧深所描述的扶桑国礼俗以及自殷至战国滨海之人所言海事，推断“古代中国人最先到达美洲，实非无可能”。张维慎提出，扶桑国实当在美洲，其建立者是受殷文化渐染的中国貉族人。在有史可查的人物中，沙门慧深是“扶桑国”的最早发现者。这些文章，基本肯定“慧深东渡扶桑”说的真实性。
其他学者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罗荣渠发表《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一文，用新的方法和资料充实了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论证，指出：《慧深年谱》有很大的“迷惑性”，“慧深说完全是曲解和割裂史料的产物”；《梁书》有关扶桑国的记载“疑点甚多”，“扶桑国”子虚乌有，而“扬帆美洲三千年”则是一种“并无实现可能的航海可能论”。他判定，扶桑国传说只不过是西域游僧编造出来的海外奇闻，如确有其地，则应在中国之东，即东北亚某地离倭国不太远之处，“应在大陆而不在海上”。至于《梁书》中记载的“扶桑国”的重要物产“扶桑木”，罗荣渠认为既不是墨西哥的特产“龙舌兰”，不是美洲印第安人的基本粮食植物玉米，也不是棉花，而更接近于桑树或桑科植物如椿树等。罗荣渠的文章论述精到，结论颇具说服力。之后罗荣渠尽管把研究重心转移到现代化研究上，但对这个问题继续予以关注，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相继发表了相关的文章和专著阐述他的论点，进一步回答了“为什么不会有中国的哥伦布”这一问题，从不同侧面为“中国人发现美洲”问题做了总结，否认了这一学说。
关于慧深和尚是否到过美洲及“扶桑国”问题因有关文献记载多矛盾难解之处、双方均没有充分证据而引发争论和辨析，至今没有定论。20世纪90年代，随着学者们研究视野的扩大和美洲新文物的发现，“殷人航渡美洲”说及“法显航达美洲”说成为中心议题。
2.“殷人航渡美洲”说
早在1846年，英国汉学家梅德赫斯特在翻译《书经》时，就曾经提出，公元前1000年左右可能有大批被周朝打败的殷人渡海逃亡，漂泊到美洲西海岸，甚至在墨西哥等地建立了国家，但此说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关注。20世纪70年代，香港和台湾的一些学者力主此说，但并未引起大陆学者的关注。到20世纪80年代后，这种说法在大陆也开始流传。
1981年，房仲甫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美国发现的“石锚”从形状到用途与我国古代船锭（锚）一致，“中国同美洲的传统友谊，很可能上溯到三千年前”。与此同时，委内瑞拉学者安东尼奥·莫雷诺·维亚弗兰卡的新观点也被介绍到国内。他认为，在印第安人定居美洲以后，公元前1400年和公元700年先后有两批亚洲移民进入美洲，他们的文化对美洲文化的发展曾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根据他的研究，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中国商朝），一批中国移民从黄河流域向东迁徙越过太平洋后在中美洲登陆，他们高度发展的文化在美洲传播的结果产生了前奥尔梅克和奥尔梅克文化。石钟健从太平洋两岸船锚的历史渊源关系、两者发现的地点、形状、资料、用途、重量、时代等方面加以比较，认为美国浅海中的圆圈石锚当源于我国并属于我国石锚发展的第二阶段，距今约有二三千年之久。而石锛的分布，可以看作越人往来于太平洋两岸间的重要的文物依据。石锛是继石锚之后又一个中国人最先到达美洲的物证。石钟健的论证使这场讨论更加丰富多彩，但殷商时期的越族先民并不是商的臣民，因此越人东渡与殷人东渡是两码事。
“殷人航渡美洲”说一经提出，就引起国内学术界的争论。张虎指出，仅仅根据石锚岩质与中国沿海地区所产石灰岩一样，而没有证明只有中国沿海地区才出产这种石灰岩，就不能断定这些石锚就一定产于中国；根据锰积聚率测定海底沉物年代是一种误差很大的参考方法，公认的最可靠的方法是碳14及同位素测定；我国的古籍没有关于“殷人东渡”的信实记载；商末周初也不存在殷人东渡的政治背景。他认为“石锚”更有可能是美洲早期印地安居民从事海上活动的遗迹。张铠也对“石锚”是殷人遗物的判断提出质疑，并且提出：既然“石锚”的产地“从地层学角度而言，环太平洋带（包括我国台湾）的新阿尔卑斯褶皱带各地都有可能”，自然包括加利福尼亚一带；既然从事“石锚”研究的学者们排除了印第安人是石锚制造者的可能性，那么这些“石锚”很可能是从1788年起在北起阿拉斯加南至吉普特海峡从事捕鱼活动的华人的遗物。
此后，房仲甫继续阐述他的观点：墨西哥古代文化与中国历代文化相似和相同的约有20多种，具有明显的商代文化特征的共有7处，即土墩、雕像、饕餮纹、祖石、虎神崇拜、四合院式建筑及与甲骨文相同的文字。例如美洲各地的祭祀土墩都是东偏8度，而安阳殷墓也是在正北偏东5-12度。美洲出土的古代雕像面型都像中国人。饕餮纹与玛雅人的蛇形面具十分相似。安阳殷人和墨西哥印第安人都供奉或崇拜“且”字形的祖先牌位或祖石。美洲的奥尔梅克文化、查比因文化和殷人都崇拜或祭祀虎神，都有半人半虎的石像。墨西哥山上的古墓至今还留有四合院式建筑，这是中国特有的建筑形式。墨西哥出土的一个陶圆桶和一块陶片上，分别刻有与甲骨文“凡”、“亚”完全相同的字。殷人东渡应是在周初周公二次东征、武庚叛乱失败之后。房仲甫推测，东渡走阿留申航线的可能性最大。但他的文章并没有对张虎等人的质疑作出解释，不过文章发表后，没有引起否定派的争论，“殷人航渡美洲”说似乎成为定论。
20世纪90年代，随着哥伦布航渡美洲500周年的到来，“殷人航渡美洲”说再次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先是否定派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根本上否定“殷人航渡美洲”说的依据。曾参与鉴定石锚岩样的安泰庠公布其鉴定结果，指出石锚的原料为灰岩，来自美国西海岸，也制于当地，它们不是殷人渡美的物证。张箭提出以下理由：第一，“海上交往的多种发现”是不堪鉴别的，例如在语言方面，汉语与其他语言中的一些词语都义同意似，且都不是外来词。第二，“墨西哥的商代文化遗迹”似是而非。例如在古文字方面，各民族独立创制的图画文字、象形文字完全会有某些相同或相似。再如虎神崇拜，美洲的是美洲虎，或译为美洲豹，而不是中国、亚洲的老虎。第三，人类的认识发展有一定的规律。独立发展的文明完全有可能具有某些相同或相近的特征，而且文明越古老越原始其相同相近的特征就越多越大。印第安人在创造自己的文明时，以他们带去的一万多年前的东亚物质精神文化为基础，使太平洋两岸的原始文化和早期古代文化呈现某些相似的成分。
张箭后来进一步指出，我国的传统农具碌碡及其枣状或柱状石磙是南北朝时期才出现的农具。碌碡移作船锚存在加工难度与坚固适用成巨大反比的重大问题。
中空有孔的石磙难以加工，又较易碰碎，还因自重减轻而影响定船效果。此外，张箭还论证了商代和周之际，还没有帆、桅、舵、锯、铁和璇玑，并剖析了现代模拟漂流试验中的概率和实例等问题，认为殷人没有航渡美洲的可能性。
肯定派则努力寻找新证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例如王大有和王双有兄弟在《华声报》发表文章，认为在美洲奥尔梅克文化拉·文塔遗址中出土的六块玉版上，用殷商文字铭刻着商代祖先的名号，由此可以证明殷末将领率众东渡美洲建立家园，传播文明。但此说很快遭到龚缨晏的批评。他根据1959年英文版的《1955年拉·文塔发掘报告》认为，王氏兄弟把那些玉版上不完整的图案判定为完整的殷商文字，并考释为殷商先祖名号，荒唐之极。龚缨晏运用体质人类学知识，指出中美洲的印第安人几乎百分百的O型血，而东亚则是B型血出现频率最高的地区。如果古代中国居民大规模地到达美洲，那么势必造成混血，但事实并非如此。此外，龚缨晏还撰写相关文章，对各种古代中国人到达美洲说进行批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