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期，随着大陆学术的复兴，少数几个学者也开始聚焦“中学西渐”问题。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朱谦之的《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这部著作可以说是中国学术曲折历程的一个缩影。朱谦之于1940年出版了《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一书。1949年之后，他对此书进行了补充与修订，完成了《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并交商务印书馆排版。但书还没有出版，就受到了批判。“文革”结束后，福建人民出版社于1985年正式出版了这部著作。朱谦之在这部著作中，通过考察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从一个侧面深入研究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过程，有力地说明了中国文化在欧洲社会巨变中所起的作用。范存忠于1987年完成的《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是非常难得的一部开拓之作。作者通过分析原始资料，以丰富的实例，生动地证明了中国文化对英国的影响，对于外国文学、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等学科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此书于1991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首次出版，2010年由译林出版社再次出版。许明龙于1999年出版的《欧洲18世纪“中国热”》（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对于推动相关问题的研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2000年之后，关于“中学西渐”的研究论著日益增多，主要有张西平的《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朱仁夫的《儒学传播意大利》（《东方论坛》2005年第3期），疏仁华的《利玛窦与儒学西渐刍议》（《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陈超的《明末清初的“东学西渐”和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学术研究》2006年第5期），许敏的《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与中国社会生活的西传——西方人眼里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史学集刊》1992年第1期）、《西方传教士对明清之际中国婚姻的论述》（《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等。不过，总的说来，关于“中学西渐”问题还是显得比较薄弱，许多问题尚有待进一步探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应当把中国对欧洲的文化影响置于欧洲具体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而不能用现代人的观点来想当然地看待这个问题，更不能脱离历史事实夸大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
3.关于中西科技交流、早期新教传教士等问题的研究
明清之际的天主教传教士往往身兼传道者和科学家双重身份，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把欧洲的科学技术介绍到中国，而且，他们所介绍的西方科学技术涉及许多领域，包括天文、地理、数学、化学、机械制造、医学等。同时，来华传教士也将中国科学技术介绍到欧洲。80年代，对于中西科技交流问题的研究就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主要论文有赵璞珊的《西洋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潘吉星的《阿格里阿拉的<；矿冶全书>；及其在明代中国的流传》（《自然科学史研究》1983年第1期）、王庆余的《论徐光启引进西方科技中的几个问题》（《苏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林金水的《利玛窦输入地圆学说的影响与意义》（《文史哲》1985年第5期）、舒理广的《南怀仁与中国清代铸造的大炮》（《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1期）、蒋祖缘的《利玛窦在广东的传教与科学活动》（《广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等等。这些论文不仅讨论了西方传教士所输入的科学技术，而且还研究了西方科学技术与中国传统的结合问题。例如王庆余在《论徐光起引进西方科技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认为，中国古代科技已形成一套独特的、完整的体系，外来科技成果难以融入，因此，利玛窦只有与徐光启结合后，才对中西科技交流起巨大的促进作用。
从90年代开始，江晓原、韩琦等学者对中西科技交流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究，主要著作有樊洪业的《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江晓原的《天学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天文西学东渐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欧洲天文学东渐发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韩琦的《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张承友等人的《明末清初中外科技交流研究》（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尚智丛的《明末清初（1582-1687）的格物穷理之学》（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韩琦等人的《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等等。主要论文有朱亚宗的《科学的创造者与文化的迷失者——徐光启历史角色新探》（《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年第2期），陆敬严的《中德科技交流的先驱——汤若望》（《中国科技史》1993年第2期），宝成关的《略论西学对晚明自然科学的影响》（《社会科学探索》1994年第2期），张云台的《明末清初西方科技输入中国之管见》（《科学学研究》1995年第2期），杨泽忠的《利玛窦中止翻译<；几何原本>；的原因》（《历史教学》2004年第2期）、《利玛窦与非欧氏几何在中国的传播》（《史学月刊》2004年第7期），汤开建等人的《明清之际自鸣钟在江南地区的传播与生产》（《史林》2006年第3期），梅晓娟等人的《明清之际在华耶稣会士地理学汉文西书的天主教化倾向》（《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等等。
在中西科技交流史的研究中，有关地图交流的研究很有特色，主要论著有曹碗如等人的《中国与欧洲地图交流的开始》（《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年第4期）、赵永复的《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所引用的中国资料》（《历史地理研究》第1集，1986年）、黄时鉴等人的《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等等。其中黄时鉴等人的《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以翔实的资料和广阔的视野，把相关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1980年之前，关于中国与西方在音乐绘画等方面的交流问题做得不多。20世纪后期，这主面也有不少成果，主要有陶亚兵的《明清间的中西音乐交流》（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汤开建的《明清之际西洋音乐在中国内地传播考略》（《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2期）、史琳的《对利玛窦与中西音乐交流几个问题的探讨》（《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沈定平的《传教士马国贤在清宫的绘画活动及其与康熙皇帝关系述论》（《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莫小也的《17-18世纪传教士与西画东渐》（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汤开建等人的《明清之际天主教的传播与西洋宗教画的关系》（《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文铮的《偏见与宽容——利玛窦与中西美术的相遇》（《美术观察》2008年第8期）等。
此外，有的学者还探讨了此前很少有人涉及的问题，例如施康里的《明清西方传教士的藏书楼及西书流传考述》（《史林》1990年第1期）、康志浩的《论明清在华耶稣会士财务经济》（《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余迎《伊索寓言传入中国的时间应提前》（《史学月刊》2008年第10期）等文章。可以预见，在未来的研究中，这些冷门的论题将会更加得到重视。
明清时期的欧洲天主教传教士是通过个人的努力而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活动的，他们并不是像鸦片战争之后的传教士那样依仗着西方列强的刺刀保护而在中国的土地上横冲直撞。相比之下，19世纪初开始来到中国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则从一开始就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军事侵略直接或间接地联系在一起。所以，1949年之后，大陆学术界很少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更不用说对其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了。20世纪后期，与来华天主教传教士的研究相比，学术界对于鸦片战争前西方来华新教传教士的研究仍然显得比较薄弱，不过表现出来的势头却非常强劲。比较全面研究这个问题的著作有顾长声的《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顾卫民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吴义雄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龚缨晏的《浙江早期基督教史》（杭州出版社2010年版）。
在对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的研究中，马礼逊是个重点。主要论著有卞湘川等人的《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史林》1988年第2期）、吕坚的《从新发现有关马礼逊梁发传教档案看新教的传入及影响》（《历史档案》1996年第4期）、谭树林的《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顾长声的《马礼逊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商颖的《论马礼逊学校西式教育模式及其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浙江学刊》2007年第5期）、贾永梅的《早期来华传教士的“非传教行为”研究——以第一位来华新教士马礼逊为例》（《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等。200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马礼逊回忆录》，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原始资料。张西平的《马礼逊研究文献索引》（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则为研究者提供了一本重要的工具书。2007年，是马礼逊来华200周年，为此，学术界也曾举行过一些纪念活动，相关论文收录在张西平等人所编的《架起东西方交流的桥梁》（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中。
除了马礼逊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更多的传教士，开始探讨更多的论题，如刘毛雅的《鸦片战争前来华基督教士的办报活动》（《历史教学》1990年第5期），何桂春的《明末至近代天主教和新教在华活动比较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谭树林的《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与中国传统文化》（《北方论丛》1998年第4期）、《早期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外文期刊》（《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2期），吴义雄的《基督教传教士在澳门的早期文化活动略论》（《学术研究》2002年第6期），邹振环的《麦都思及其早期中文史地著述》（《复旦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汤开建等人的《英国循道公会澳门档案中的早期传教士活动》（《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第3期），吴宁的《早期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夫人在澳门的活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郭红的《从幼童启蒙课本到宣教工具——1823年至1880年间基督教三字经的出版》（《史学集刊》2009年第11期），司佳的《麦都思<；三字经>；与新教早期在华及南洋地区的活动》（《学术研究》2010年第12期）。这些论著表明，学术界对早期来华新传教士的研究正在广度与深度上不断拓展，并将成为一个新的热点。
在过去的30年中，经过众多学者们的辛勤努力，中国与欧洲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呈现出了繁荣的局面。可以相信，在未来的岁月里，中国与欧洲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一定会有更大的成就。
（本章作者：谷雪梅，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