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起，国内关于拉丁美洲史的研究迅速发展，早期重要的著作是李春辉的《拉丁美洲史稿》。此书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拉美通史，最早于197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3年出版了修订版。特别是1986年沙丁等人所著的《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填补了国内拉美史研究的空白。全书共分8章，按时间顺序，分若干历史阶段阐述了中国和拉丁美洲从远古时期的文化接触、始于16世纪的早期贸易往来、清末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正式建交、民国时期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至1984年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的发展进程。作者对中拉早期贸易往来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认为早期中拉贸易往来是一种“间接的”、“民间的”性质。作者同时也充分肯定了华工在早期中拉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他们加速了美洲经济的开发，促进了拉美的繁荣。该书出版后，有些学者就书中某些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关于1840年前中国与拉丁美洲之间海上往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古代美洲白银与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古代拉丁美洲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以及明清时期美洲农作物传入中国的研究。
1.关于美洲白银输入中国以及中国与拉丁美洲早期贸易往来的研究
中国在汉代及之前，白银只作为工艺上的用途，东汉之后偶尔也用白银作为支付工具。自五代开始，使用白银逐渐增多，但一直到元代，白银还算不上真正的货币。明隆庆元年（1567）开放“海禁”、“银禁”，白银才逐渐取代纸币作为主要货币参与社会流通。而当时中国国内银矿资源相对缺乏，开采也不足，明清时期白银的大规模输入主要有三个渠道：通过马尼拉输入的美洲白银；通过中日贸易输入的日本白银；通过澳门输入的西洋白银。中国巨大的白银需求直接刺激了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白银生产。南美洲白银资源丰富，西班牙殖民者来到这里后，开采银矿，设厂铸币。菲律宾被西班牙人占领后，成为中国和美洲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站，大量的美洲白银从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出发，横渡太平洋，经菲律宾马尼拉中转后运往中国福建、广东一带。与此同时，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通过这条航线流向美洲，并转口到欧洲。
早在20世纪30、40年代，梁方仲等中国学者就研究过美洲白银的输入问题。1949年之后，相关研究在大陆也没有中断。20世纪80年代之后，对此问题的研究日益增多。特别是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由于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的出版，使美洲白银的输入问题研究进入高潮。
20世纪80年代，钱江利用丰富的中外文资料，对1570-1760年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原因、数量及其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他认为，美洲白银之所以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明代后期国内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白银的广泛流通，增大了对白银的需求；其次，由于中外金银比价的悬殊，使白银贸易可以获得巨大的利润；最后，由于明代中叶以后中国私人海外贸易活动的兴盛，把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的贸易推向了高潮。后来，钱江对此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考察，指出16-18世纪世界白银通过以下五条渠道大规模地流向东方：（一）经由中日海上贸易渠道流入中国的日本白银，（二）经由阿卡普尔科-马尼拉-中国的海上贸易渠道输入中国的美洲自银；（三）经由维拉克鲁斯-西班牙-里斯布-果阿-澳门之渠道输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四）经由塞维利亚或加的斯-阿姆斯特丹-达巴维亚-中国之渠道而输入的美洲白银；（五）经由塞维利亚或加的斯-伦敦-印度-中国之渠道输入的美洲白银。
后来，不断有学者从国际国内背景入手，对国际白银流入中国的原因和渠道进行探讨。例如晁中辰认为，明朝后期欧洲发生的“价格革命”，刺激了欧洲人以更多的白银来购买中国的物产；而隆庆之后海外贸易的开放，又为白银的流入创造了条件。梅育新认为，西方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和套汇使白银大量流入中国。
韩琦则强调，由于中国的白银价格要大大高于欧洲，所以商人们可在欧洲贱买到白银而贵卖到中国，从中套利。张宁的《墨西哥银元在中国的流通》（《中国钱币》2003年第4期）、李鹏飞的《浅析明代海外白银的流入》（《沧桑》2009年第6期）等文章也分析过白银流入中国的原因问题。
对于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数量，学者们意见不一，相差很大。梁方仲在1939年发表的论文中估计，自明万历元年（1573）至崇祯十七年（1644），流入中国的白银“应有二千一百三十万比索”，约合766.8吨。后来彭威信认为，“自隆庆元年（1567）马尼拉开港以来，到明末为止那七八十年间，经由菲律宾而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可能在六千万披索以上，约合四千多万库平两。”王士鹤则说，自1571年至明朝灭亡（1644）的70多年间，经由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大约有5300万比索，合3816万两。这些学者们估算出来的数量都不是很高，相对保守。
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相关资料的日益丰富，学者们估算出来的数字大大增加。严中平认为，从1571到1821年，从西属美洲运抵菲岛的四亿银元中，约有四分之一或二分之一流入中国。钱江根据历年来赴菲贸易的中国商船数量，平均每艘中国商船的贸易额，以及西班牙大帆船赴中国口岸贸易记录，估算出1570-1760年间，经由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量共约二亿四千三百三十七万两千比索，折合库平银两为一亿七千五百二十二万七千八百四十库平两。晁中辰认为，仅隆庆开放后的近80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就有一亿两以上。王裕巽估算，明代中国从马尼拉贸易中得到11700万比索，合8775万两。庄国土更加细致，他分时期和地区对输入中国的白银进行估算，提出1569-1636年，葡萄牙人从欧洲输入中国3350万西班牙银元；1720-1795年间，荷兰人从欧洲运送63442651两白银到亚洲，其中1/4流入中国；1700-182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输出53875032两白银到中国。1805-1840年间，美商共运61484400两白银到广州。1719-1799年，其他欧洲大陆国家运到中国的白银达38536802两。以上合计约为19676万两。
进入21世纪之后，关于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数量的估算分歧依然较大，并且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吴承明根据钱江提供的数据，推算出17世纪后期（1650-1699年）通过中菲贸易流入的白银为1483.7万两，18世纪前期（1700-1759年）为3120.8万两，1650-1759年为4605万两。万明提出了更高的数据，认为1570-1644年通过马尼拉一线输入中国的白银约7620吨，折合20320万两。韩琦认为，殖民地时期西属美洲生产了大约10万至13万吨的白银，其中向美洲以外地区输出了大约80％以上，这些白银的近一半流入了中国。刘军提出了不同于传统说法的新观点，认为在16世纪40年代至19世纪20年代的280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约有6亿两。流入的日本白银约2亿两，其中约1/3通过中日直接贸易输入，2/3通过转口贸易输入。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共为4亿两左右，其中一半经由马尼拉流入，另一半经由欧洲及美国流入。他强调，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实际上尚少于清末对欧洲列强和日本的战争赔款总量，加上清末通过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流出的白银，在整个明清时期，中国不但没有白银的净流入，反而有净流出。
巨额白银流注入中国，对中国、欧洲乃至世界经济体系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学者们从不同层面对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胡晏的《略论鸦片战争前的白银问题》，是大陆较早讨论白银流入对中国社会影响问题的文章。作者指出，乾隆朝前期，由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更主要是对外贸易处于出超有利地位，中国不断从国外得到大量白银，政府白银库藏充裕而“银贱钱贵”。自乾隆以降至嘉庆以来，开始由“银贱钱贵”转为“银贵钱贱”，白银始成为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其原因除了田赋征银、制钱质劣等因素外，主要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通过对中国的“鸦片输入而引起的白银不断外流”。白银外流和“银贵钱贱”的后果是，不仅将清王朝的财政推向崩溃的边缘，而且动摇了大清“天朝”的龙座。钱江认为，美洲白银的输入，对中国社会起了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时中国社会商品经济与货币经济的发展，缓解了银荒危机，增加了国家贵金属的储备量，从而为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转化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它也引起了物价水准在18世纪的猛烈上涨，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副作用。钱江后来进一步论述国际间白银的流动对中国、欧洲及世界所带来的深刻影响。他指出：“正是通过白银在国际间的流动并源源不断地输往东方、流入中国，这些彼此独立的经济区域才逐渐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从而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世界经济的整体性。”许多西方学者认为，由于17世纪西属美洲白银输入的大幅度减少，导致欧洲经历了一场“普遍危机”，造成各国政治、社会的严重不稳定；同时，全球性的经济萧条也导致了明朝末年中国对外贸易的萎缩，出现了货币危机，从而成为明王朝灭亡的决定性因素。1990年，倪来恩等人发表文章，对西方学者的这种观点提出异议。他们认为，17世纪输入欧洲的美洲白银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当时的中国也曾发生过类似情况；事实上，明朝灭亡前的几十年，正是中国输入外国白银的顶峰时期，而且，在晚明输入的白银中，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日本。因此，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不可能是由于美洲白银输入的减少，而是要从中国内部去寻找。
进入20世纪90年代，关于美洲白银对中外社会影响的问题继续得到重视。
例如，晁中辰指出，明朝后大量白银的流入，产生了许多积极的后果，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加剧了晚明社会的不稳定。不过，消极影响毕竟还是次要的。梅新育认为，白银的大量流入，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推动了银本位的确立；一条鞭法的全面推行，表明明朝中央政府正式承认了白银的本位货币地位。
张德明将考察的范围扩大到环太平洋地区，认为白银贸易的作用与影响大大超出了西班牙殖民帝国的范围，使原来互相隔离的太平洋东西两部分开始连在一起，不仅在经济上交往密切，而且带来了人员和宗教方面的往来。庄国土对1750-1840年期间的中西贸易结构进行考察，并且分析了这一结构的变化与鸦片战争之间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后期，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出版了一部论述前资本主义时代“中国中心论”的著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他通过对白银周转的分析，认为明代中国处于当时世界的中心，中国对白银的巨大需求，不仅促进了世界白银的开采，而且主动使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对中国固有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也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此书一出版，引起中国学者的热议。众多学者对此书提出了严肃的质疑，认为此书依据不足，观点片面，缺乏对中国历史的足够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