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可否认的是，《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也更加推动了对美洲白银问题的研究。万明指出，从时间和动因上看，中国的社会需求曾直接影响了日本和美洲银矿的开发，中国积极参与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并为整体世界的出现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世界经济体系不是西方创造出来的，而是由世界各国共同创造的。万明后来又从白银货币化视角对明代赋役改革进行了分析，指出均平赋役是历史上无数次赋役改革的共同特征，统一征银则是明代赋役改革不同于历朝历代改革的主要特征。明代赋役改革呈现出三大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向：一是实物税转为货币税；二是徭役以银代役；三是人头税向财产税转化。这三大趋向都与白银有着紧密联系。明代白银货币化，既是社会的进步，也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韩琦认为，明朝的灭亡和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衰落同当时中国白银输入的减少甚至外流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说，美洲白银的生产与中国近代早期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陈春声等人指出，16-18世纪赋役制度的变革改变了朝廷与地方、官府与百姓的关系，使白银在国家的行政运作中占据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18世纪中国的国家机器和官僚体制，要依赖白银的大量输入才得以正常运作。由于白银作为一种货币是在贡赋经济的背景下流通的，所以大规模的白银输入并没有引发明显的通货膨胀。韩毓海认为，通过美洲的白银贸易，中国已被深深地卷入了亚洲和世界经济体系中，白银货币经济从此确立起来了，但是国家的货币主权，恰恰从此付诸东流了。此外，王花蕾、胡小伟也就美洲白银流入问题发表过意见。
美洲白银输入中国，只是中国与拉丁美洲之间早期贸易的一个部分。学者们在讨论美洲白银输入中国问题时，实际上已经在探讨中国与拉丁美洲的早期贸易问题。此外，还有人专题研究过中国与美洲之间的海上贸易问题。80年代早期，连续出现了几篇关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文章。1981年，张铠专题讨论了明清时期中国丝绸在拉丁美洲的传播及影响。他写道，中国丝绸自16世纪开始经菲律宾，横渡太平洋运抵墨西哥，行销于拉丁美洲广大地区，并传入西欧。从此，以中国为中心展开的国际丝绸贸易遍及全球，具有世界性的规模和意义。中国丝绸输入拉丁美洲后，部分满足了各社会阶层对工业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促进了拉丁美洲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繁荣；中国的生丝支持了墨西哥新兴丝织业的发展，为广大手工匠人提供了就业的机会；中国丝绸输入拉丁美洲后沉重打击了西班牙的工业，从而加速了西班牙经济的衰退；中国丝绸和其他商品的输入对于打破西欧商品在拉丁美洲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起了积极作用，加深了中拉人民间的了解和友谊。张铠还对明清时期美洲华人的行踪和作用进行过探析。他指出，从16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二百多年间，不断有华人搭乘从马尼拉出发的帆船踏上美洲的土地，并在美洲大陆的广阔土地上留下足迹。他们从事各种各样的劳动，包括经商、手工劳动、充任家仆等，为美洲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过，国内学术界主要关注19世纪中叶后华人在美洲的状况，对于1840年前美洲华人问题研究得较少，有待于学术界进一步的努力。
沙丁等人比较全面地探讨了中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的早期贸易关系。作者认为，中国和拉丁美洲贸易的产生，是在东方和西方平行展开的两个历史过程汇合的结果。在西方，西班牙殖民势力从西欧出发，横渡大西洋达到美洲，再以美洲为基地，跨过太平洋到达东方的菲律宾群岛。在东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从福建、广东航海到包括菲律宾群岛在内的南洋诸岛，于是原来在中菲之间进行的传统贸易经过西班牙人做中介迅即扩展到拉丁美洲，形成前所未有的早期中拉贸易网络。文章还总结了中拉早期贸易关系的特点和影响：首先，这是间接的、民间的、互利性质的贸易往来；其次，伴随着商品贸易而来的是生产技术的交流和重要作物的传播，对我国和拉丁美洲的经济起到了互相促进的作用；再次，这一贸易在中拉关系上不仅标志着彼此经济联系的开端，而且开了人民之间友好交往的先河；最后，中拉早期贸易在东西方贸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世界市场的形成起过推动作用，并对中拉关系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该文资料翔实，论证全面，是这一时期关于早期中拉贸易研究的重要成果。作者在后来出版的专著中，进一步阐述了此文所提出的观点。
罗荣渠考察了16世纪至19世纪初中国与拉丁美洲的经济文化联系。他认为，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与达·伽马开辟通往亚洲的新航路之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舰队分别从东、西两个方向经航行到东亚，欧洲与中国之间的交通主干道开始从大陆转向海洋，此前毫无联系的中国与美洲开始发生接触。因此，中国与美洲之间联系的形成，是欧洲殖民主义兴起的产物。阿卡普尔科（墨西哥）-马尼拉（菲律宾）-闽粤口岸的航线，是中国与拉美之间联系的主航线。这条航线的建立，是由于西班牙与中国双方面共同的经济需求。从马尼拉运载中国货物横渡太平洋至阿卡普尔科，是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关键航程，它完全处于西班牙殖民者的控制下。为了保护西班牙商人对美洲的贸易垄断，同时也为了防止美洲金银大量流向亚洲，西班牙殖民当局采取了种种措施，只有获得“特许证”的西班牙人才享有这种贸易特权，到后来只准许住在菲岛的西班牙人参与这一贸易。正由于这是一种“特权贸易”，所以中国与拉丁美洲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受到了重重限制。
中国与拉丁美洲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内容很广，包括丝绸贸易、白银流入、作物传播、艺术影响，等等。此外，还有学者以通俗的文字向社会大众介绍了中国-菲律宾-墨西哥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及往返于这条航线上的“中国之船”。还有人介绍说，许多中国商人和水手也乘坐大帆船来到墨西哥，他们大都信奉天主教，与当地妇女结婚，使用西班牙名姓。
20世纪90年代后，尽管成果不多，但关于早期中拉贸易关系的研究进一步细化。例如，刘文龙认为，马尼拉帆船贸易不仅推动了太平洋东西两岸的物质文化交流，而且也促进了两地知识界的相互认识和了解，具有重要的意义。廖大珂指出，在中国-菲律宾-墨西哥的大帆船贸易航路上，福建漳州月港是起点，马尼拉是中点，阿卡普尔科是终点，因此福建在中国与拉丁美洲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桥梁作用。首先，大量的中国丝绸和瓷器通过福建输入拉美，同时，拉丁美洲的白银也大量流入中国，促进了两方经济的发展。其次，天主教传教士沿着大帆船贸易航路来到福建，扩大了双方的宗教文化交流。第三，福建移民移居拉丁美洲，将中国文化传入拉丁美洲。李金明也指出，西班牙殖民者自1565年开辟了自菲律宾马尼拉至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贸易航线后，把墨西哥银元载运到马尼拉，以换取由福建商船载运到马尼拉的中国丝绸等商品。这条航线前后维持了两个半世纪，为世界航海史上持续时间最长且经历最多艰难险阻的航线之一，促进了拉美社会的繁荣与发展。
2.关于明清时期美洲农作物传入中国研究的研究
中国是人口大国，粮食问题自古至今都是国家和社会非常关注的问题。到明清时期，由于人口急剧增长，耕地相对不足，出现粮食短缺的严重局面。自明朝中叶开始，美洲粮食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陆续被引入我国，使粮食压力有所缓和，同时也使我国粮食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与此同时，原产美洲的一些经济作物如烟草、花生、辣椒等也开始传入中国，对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影响。1949年之后，大陆学术界就比较重视美洲作物在中国的传播问题，研究的重点是粮食作物。罗尔纲于1956年发表的《玉蜀黍传入中国》可以说是研究这个问题的肇始之作，他在文中推断玉米由东南海路传入我国。1958年，胡锡文在研究明清农书和方志中的记载基础上，较为完整地讨论了番薯的来源、分布及栽培技术。1961年《文物》上接连刊发四篇文章，掀起一场关于番薯是否为我国原有作物的争论。之后不久，万国鼎依据方志资料记载，推断玉米传入我国的时间为1500年前后。但这一时期受多方面条件所限，论文数量有限，研究范围比较狭窄，内容不够深入，结论也流于表面化。“文革”期间，没人讨论过这个问题。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关于美洲粮食作物的研究开始蓬勃发展，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领域也有较大突破。20世纪90年代后，除了继续对美洲粮食作物的传播问题深入探讨外，越来越多的学者还讨论美洲烟草、花生等经济作物的传播问题。
（1）关于玉米引入中国问题的讨论
一般认为玉米原产美洲，1492年哥伦布到达新大陆后，逐渐扩散到世界其他地方，并传入我国。但王家佑于1982年曾发表文章，认为玉米是中国本土作物，中国古籍中的“扶桑”指的就是玉米，我国早在上古“禅让”时期就可能已有玉米种植。胡昌钰对此说提出质疑，他从古农书记载、文物考古资料以及植物科学分类法等不同角度论证了“扶桑”绝不是玉米，认为我国的玉米确是由美洲传入。张鸣珂根据一件可能是汉代的出土文物——以玉米芯做内范烧制的陶鸟，怀疑我国的玉米可能并非由明代引进，而是早在汉代就已种植。咸金山则认为此物疑点甚多，尚需进一步证实，此说不足为信。1995年，向安强再次提出，中国也是玉米的原产地之一，主要理由是：成书于1476年的《滇南本草》中已有关于玉米的记载，西南一些少数民族早已种植玉米，等等。针对向安强提出的论据，李晓岑进行了逐条考辨，认为这些论据不充分或根本不能成立；现有的证据表明，中国的玉米引种自美洲。
关于玉米的传入时间，学者们说法不一。20世纪50年代罗尔纲认为，玉米传入我国的时间是明隆庆（1567-1572）前后，由东南海路传入福建。后有学者论证，被罗尔纲看作玉米的“畲粟”实为旱稻，并非玉米。60年代，万国鼎认为，国内有关玉米的最早文献记载是1511年安徽《颍州志》，由此推断玉米传入我国可能是在1500年前后，传入的途径为东南海路。但是王毓瑚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哥伦布到达美洲后，仅仅十年的时间玉米就已经远涉重洋到达安徽北部，以当时的交通情况，这一说法不足信。到80年代初，陈树平提出，“哥伦布到达美洲后，玉米陆续传播到世界其他国家，此后不久也辗转到我国”。对于最早记载玉米的中国古籍，学者们先后提出了不同的说法，包括明代杭州人田艺蘅的《留青日札》（1573年），嘉靖三十年河南《襄城县志》（1551年）以及嘉靖三十九年《平凉府志》（1560年）。另有一种观点认为1492年哥伦布到达新大陆之前，玉米已经传入我国。游修龄根据1476年成书的《滇南本草》中“玉米须”的记载，认为1476年之前玉米已经传到了我国。这一新观点冲击了传统说法，但至今还没有更多的相关证据支持这一观点。
对于玉米传入我国的途径，学者们的观点大体上可以分为两派：一派为单途径说，另一派为多途径说。在每一派中，对于具体传播路线的说法并不相同，而且分歧较大。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种观点：①东南海路传入说（先从欧洲传到菲律宾，后由葡萄牙人或菲律宾等地经商的中国人经海路传入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罗尔纲和万国鼎提出这一观点。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更多的人认为，玉米由东南海路进入我国的可能性较大，但支持单一东南海路说法的学者不多。②西北陆路传入说（从西班牙传到麦加，再由麦加经中亚西亚引种到我国的西北地区）。此由西方学者首倡，曹树基力主此说，他根据嘉靖三十九年（1560）《平凉府志》中对玉米的植物学形态描述，认为玉米是1560年前从西北经陆路传入我国的。③西南陆路传入说（先从欧洲传到印度、缅甸等地，再由印缅引种到我国的西南地区）。此说最早也是由西方学者提出，游修龄赞同这一观点，他详细论证了玉米由这一途径传入的可能性。④西南陆路及东南海路传入说。何炳棣提出了西南陆路和东南海路都有玉米传入的说法，结合当时的中缅贸易关系，论证了玉米从缅甸进入云南的可能性，并分析了河南较早出现玉米记载的原因。⑤西北、西南陆路传入说。梁家勉提出，玉米最早可能是从印度、缅甸传入云南，再从云南传到黄河流域。但也有可能从中亚细亚循着丝绸之路引进我国，然后传越河西走廊过平凉而进入中原。⑥西南、西北陆路及东南海路多途径传入说。陈树平、章楷、郭松义、咸金山等学者持类似观点。从历史上看，中国与周边地区联系广泛，中外交流渠道很多，玉米分多次通过多种途径进入我国的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