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一些著述，也讨论了美国早期来华传教士。例如，梁碧莹在《龙与鹰：中美交往的历史考察》一书中专设一章（第四章），对美国传教士与中美关系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考察。该书分析了美国传教士来华的背景、传教的目的与手段以及种种文化活动。书中写道，美国传教士来华，与福音奋兴运动、美国对华贸易的兴起、马礼逊在华活动密切相关。由于清政府的禁教政策，第一批美国来华传教士多集中在澳门、广州等地。他们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虽然收效甚微，但他们的兴学、行医、办报、译书等活动却受到了中国人的普遍欢迎。书中认为，美国传教士在中国除了自身从“教”外，亦与商、军、政发生密切的关系，即亦商、亦军、亦政。亦商指的是传教士来华得到商界的慷慨支持；亦军指的是传教士与对华侵略战争关系密切；亦政指的是传教士直接参与了政治活动。正是因为身份多重，所以对美国传教士的评价也比较复杂。在作者看来，美国传教士“无疑是殖民侵略的一支力量，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但“适应了西学东渐的潮流，把传教和宣传西学结合起来，在客观上起了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的积极作用”。
何大进对美国传教活动的缘起进行较为详尽的考察。他认为，美国对华传教运动的发生，首先根源于美国传教士的政治热忱与传播“福音”的强烈使命感，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英国国外传教运动的影响。而早期中美贸易的迅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对华传教运动的开展，并为美国传教士的早期活动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何大进还对早期美国传教士参与政治活动的原因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他认为，由于清政府的禁教政策、闭关政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使早期美国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因此他们主张采取强硬政策，鼓动社会舆论，以迫使清政府开放。谭树林认为，早期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在传教方式上有别于明清时期耶稣会士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中国境内外创办了一些中外文报纸期刊，作为其传教的手段。最早的中国近代报刊几乎全由外国传教士创办。这些中外文期刊，不仅促进了基督教在华人中的传播，推动了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而且开我国近代报业之先河，为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提供了先进的印刷技术和编辑排版方式，在中国新闻史、报刊史及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邓颖芝对1815-1842年来华传教士的办报活动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析，并且肯定了这些活动对于传播西方先进文化、推动中国近代报业发展的积极作用。
仇华飞的《早期中美关系研究》是进入21世纪后研究该专题的一部比较重要的著作，书中对美国早期来华传教士进行了重点研究。作者认为，“早期美国传教士不管他们是受国内差会组织的差遣，还是自己心甘情愿，不惧路途遥远和各种艰难险阻独自来到中国民间传教，其虔诚地信奉上帝之心不能简单地与文化侵略联系在一起。因此，早期美国传教士来华，无论其倾向性还是功利性，都不应该简单地和19世纪50年代后传教士在华活动相提并论”。他分析了早期美国传教士来华的原因：首先是因为美国差会组织确实注重对华宗教文化的传播活动，并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其次是受18世纪末兴起的全球性基督教福音传播运动的影响；最后是因为受到商业冒险精神的鼓舞，决心寻找海外目标实现他们的信仰。他对早期来华传教士的作用基本持肯定态度，认为他们“传播许多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激发了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中国近代化的思考，引发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学习西方的热潮。同时，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由于客观上起着桥梁的作用，为中美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20世纪后期大陆学术界在研究美国早期来华传教士时，一个明显的趋势是，越来越重视对个别人物的研究。其中研究得最多的是裨治文和彼得·伯驾。下面就学术界对这两个传教士的研究状况作一总结，并借此说明近30年来大陆学术的进展。
3.关于裨治文的研究综述
裨治文（E.C.Bridgman，1801-1861年），中文又名高理文，1830年受美部会派遣来华传教，此后，居留中国长达30余年。裨治文是第一位来华的美国传教士，在早期中美关系史中占有较高的地位。裨治文在中国时，不但活跃于出版、教育和医务等工作，还直接参与到中美外交活动中。
顾长声在1985年出版的力作《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中，介绍了裨治文的生平和在华活动，使中国读者得以比较清楚地了解这位颇具影响的美国传教士。此后，关于裨治文的研究逐渐增多。王立新对裨治文的《美理哥国志略》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裨治文的写作动机旨在传播美国文明教化，以打破中国的闭塞无知。
裨治文把美国描绘成一个民主和法制的社会，意在宣传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
这种介绍虽然在当时的中国并不会得到仿效，但由于西方民主精神与儒家民本思想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所以在晚清专制制度弊端丛生、吏治腐败的情况下很容易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共鸣，对中国知识分子有一定的影响力。王立新还指出，裨治文的《美理哥国志略》是魏源《海国图志》中有关美国内容的最重要来源，魏源不仅认可美国的民主制度，而且还把美国看成是中国“有益无损”的“谊”国。
进入21世纪后，学者们对裨治文的生平、著作及其所创办的《中国丛报》展开全面的探讨。陈忠认为，《中国丛报》在中国存在达20年之久，大部分时间由裨治文担任主编职务。该刊在创办后的10年间，一直充当了“侵略中国的喉舌”，因为其中心内容是鼓动西方政府及在华外侨对中国使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使中国成为外货推销的市场。不过，多数学者对《中国丛报》持肯定态度。仇华飞认为，《中国丛报》是来华传教士向海外宣传中国的重要阵地，对于近代美国汉学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吴义雄认为，《中国丛报》不仅报道时政新闻，而且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学术论文，在西方学术界重构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过程中具有显著地位。《中国丛报》上所发表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文章，批评了中国传统史学观，同时也对当时西方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念提出质疑，并就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关键性问题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观点。该刊还向西方翻译介绍了一些中国历史文化典籍。所有这一切，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戴丽华分析了《中国丛报》在早期中美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认为它不仅是美国传教士进行对华输出基督教文化的重要基地，也是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的桥梁，推动了“东学西渐”。作为主编的裨治文潜心研究中国文化，试图将有关中国的大量信息传向西方，使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在马可·波罗、利玛窦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一步。
高焕肯定了裨治文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该文认为，裨治文在广州期间，一直以传教为宗旨，同时也积极传播西方文化知识。由于他本人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研究，所以西方世界通过他而更多地了解了中国。李浩对裨治文评价也较高。他认为，尽管西方早期来华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更多地在为西方的经济、政治利益服务，但他们带来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对沉睡的中国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裨治文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人物之一。何大进认为，裨治文撰写的《美理哥国志略》是近代第一部介绍美国地理、历史和政情的中文专著，对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了解和学习美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2010年，张施娟出版了大陆首部关于裨治文的专著。该书对裨治文及其《美理哥国志略》等著作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裨治文在华三十余年，不但给中国人带来了西方的知识，还向西方人介绍了中国文化，对中西文化交流，特别是中美之间，有着不菲的贡献”。不过，作者也承认，裨治文并非完美无缺，他也做过一些不利于中国人的事，“一是裨治文希望通过武力来打败中国，迫使中国开放，其言论起了一定的舆论导向作用，最终使西方国家采取了战争的手段迫使中国开放。二是直接参与制定中美之间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张施娟的这部著作总结了这一阶段学术界关于裨治文的研究成果，也为下一步的研究创造了条件。
4.关于彼得·伯驾的研究综述
彼得·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是美国基督新教来华传教士的典型代表。1834年在美部会决策委员会的批准下，以医疗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在华期间开办了广州眼科医院，并筹建了“中华医学传教会”。他在1840年至1855年受雇于美国政府，参与了一系列外交活动，在早期美国对华外交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伯驾在华活动20余年，其身份集传教士、医生和外交家于一身，亲身经历并参与了早期中美关系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
20世纪80年代起，国内学术界主要围绕伯驾在医疗传教领域及外交领域的活动展开研究。大多数学者对伯驾在医疗传教领域的活动持肯定态度，认为他通过在华开办医疗事业，引进了西方近代的医学理论和技术，客观上对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和中美文化的交流作出了贡献。与此同时，学者们也指出，彼得·伯驾传播医学的动机主要是出于传教和为本国利益服务。如顾长声写道：“伯驾不敢公开传教，只是通过免费治疗，以赢得老百姓对外国人的好感，同时尽可能地向病人搜集中国内地的情报。”顾卫民认为：“早期基督教新教传教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宣教的同时辅之以西方科学和人文思想的传授。”他对于彼得·伯驾“医疗传教”这一特殊方式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认为深层次的原因有二：第一，通过“医疗传教”这种方式逐步推进在华的基督事业；第二，彼得·伯驾以“医疗传教”活动为掩护，从而达到为国家政治利益服务的目的。毛剑峰等认为伯驾作为基督教美国海外市道会派到中国的第一位传教医生，对西医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何大进对伯驾的医疗活动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察，认为这些活动有力地促进了中美交流和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李浩以伯驾为个案进行分析，认为西方早期来华传教医生在华行医施药办医院，尽管有许多正面意义，但更多的成分仍是为西方传教及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李传斌认为，医学传教是基督教在华诸多传教方式中的一种。在近代中国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医学传教对近代中国外交产生了一定影响。一些医学传教士充任本国领事和外交官，有的以客卿身份参与外交，有的则积极对外交施加影响，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对近代中国外交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还有一些学者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如谭树林认为伯驾在华期间的医疗活动不仅对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产生了一定影响，尤其在中美医学交流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对中国医学由传统向现代的嬗变起了重要的推逐作用。
梁碧莹认为，伯驾等传教士在广州的“医学传教”活动取得可喜的成果，促进了西医学在华传播，也促进了广州西医业的兴起。
伯驾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先后担任美国使团秘书、中文翻译以及驻华公使。
对于伯驾的这些活动，学者们也有不少研究，并且普遍持据批判态度，认为他是利用宗教这一神圣的外衣为美国的侵华活动提供各种情报、资料和帮助。如乔明顺考察了伯驾在《望厦条约》签订过程中的作用，认为“伯驾来华后的活动充分证明他始终以传教医士的身份为美国谋取利益”。汪波认为，伯驾积极参与各种对华活动的动机是为“实现基督教在中国自由传播的理想”，尽管他在对华外交上曾极力推行过武力威胁的侵略政策，但他在开拓美国对华外交上所取得的成就，依然是我们今天研究中美关系发展史所不可忽视的。谭树林通过考察西方国际法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分析了伯驾的作用。他指出，西方国际法最早的汉文译者并非林则徐，而是伯驾。而且，伯驾所翻译的国际法在鸦片战争期间中国人与英国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作者认为，伯驾等人所翻译的西方国际法，客观上适应了晚清中国外交的需要，提高了清政府应付国际交涉的能力；对晚清中国国际法学的近代化，对近代中国国家主权意识和国际观念的形成，亦起到重要的启蒙作用。”梁建总结说，伯驾在早期中美关系中曾先后或同时扮演过传教士、医生、外交官等角色，这些角色有的是很成功的，有的则是极其失败的。
浩瀚的太平洋把中国与美洲相互隔离。16世纪开始的地理大发现，使海上丝绸之路不断延伸，横越了太平洋，把中国与美洲联系起来。今天，环太平洋地区是世界上经济最活跃、战略地位最重要的地区。进一步研究1840年之前中国与美洲之间的海上交往，对于中国、美洲以及整个世界的未来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此，新世纪的中国学术界应当更加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我们期待着新成果的不断涌现。
（本章作者：周莉萍，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