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承钧还撰写了《中国南洋交通史》（1937年）、《西力东渐史》（1945年）等论著。特别是《中国南洋交通史》，第一次全面梳理了从汉唐到明朝初年中国与南洋诸国的海上往来，可以说，这是第一部系统地阐述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著作。该书依据各种历史文献，广泛吸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古代的航海线路、海外地名、往来人员作了认真的研究，至今为止依然是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必读之作。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此书作为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名作而列入蓬莱阁丛书中再次出版，并且配上了由谢方所写的“导读”。陈高华曾这样说过：“冯氏博识多闻，治学严谨，以上这些著作，为海外交通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冯氏是本世纪我国学术界在海外交通史研究方面贡献最大的一位学者。”
另一位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开拓者张星烺也与冯承钧有着类似的经历。张星烺，字亮尘，江苏泗阳人。他的父亲张相文（1867-1933年）是北方辛亥革命——滦州起义的组织者之一，也是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先驱，创立了“中国地学会”，主编过《地学杂志》。张星烺于1906年选派到美国留学，主修化学，1909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化学系，同年转到柏林大学学习生理化学，成为中国第一个学习该专业的留学生，并撰写过在学术上领先的论文。辛亥革命爆发后，怀着满腔爱国热情的张星烺于1912年回到中国，期待着能够以自己的所学报效祖国。但残酷的现实，无情地击碎了他的理想。为了生计，他先后在汉阳兵工厂、南京省公署等机构工作过。在为生活而奔波的过程中，张星烺不幸患上了肺结核。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北洋政府在北京大学设有“国史编纂处”。蔡元培聘请张相文父子任“国史编纂处”的纂辑员，并且派遣张星烺赴日本搜集资料，同时治病。1919年，“国史编纂处”被当时的国务院收回，张星烺回到浙江黄岩其岳父家养病。其岳父王舟瑶是清末著名经学学者，家中藏有大量古籍。张星烺不仅尽情阅读这些古籍，而且把中国史书上的记载与外国记载相比对。在此期间，他确立了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方向。病愈之后，张星烺又出任过长沙工业学校化学系主任、青岛四方机车厂化试室主任。这样，他白天从事化学工作，晚上研究中西交通史。他的代表作《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和《马可·波罗游记导言》都是在青岛从事化工工作时定稿完成的。张星烺自己曾写道：“编辑此书，自搜材料之日，迄今十余年矣。年当而立，为家庭盐米之故，南北奔波，挟稿以随。稍有余暇，捉笔书之。盛暑挥汗，严冬呵冻，未尝辍笔。凄风苦雨，孤灯寒月，费尽心力，始得毕业。”
1926年，厦门大学聘任了包括鲁迅、林语堂、顾颉刚、张星烺、陈万里在内的一批知名学者。这样，张星烺就从北方到了厦门工作。1926年，张星烺与陈万里、艾锷风（Gustave Ecke，1896-1971，德国人，后入美国籍，著名汉学家）一起到泉州考察文物古迹。他们考察了清净寺、灵山伊斯兰教徒墓地等地。张星烺根据中国文献、外国文献，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一篇非常优美的文章《泉州访古记》，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泉州这一中世纪时的“世界上第一大商埠”。文中叙述了清净寺中的阿拉伯文石碑，将灵山伊斯兰教徒墓地上的一块元代阿拉伯文墓碑上的文字译成中文，抄录了清朝同治年间的一块中文墓碑。更为重要的是，讲述了一块“明初太监郑和来此行香之纪念刻石”，并录下了碑文。20世纪80年代，在回顾“郑和研究80年”时，张星烺的这篇“颇有参考价值”的学术性游记依然受到高度重视。实际上，此文也是中国学术界根据文物考古资料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先驱性文章。
1927年，张星烺应聘到辅仁大学工作，此后一直致力于中西关系史的研究。
在张星烺的研究成果中，有许多涉及海上丝绸之路，其中最为重要的当数100多万字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此书作为“辅仁大学丛书”第一种于1930年正式出版。书中不仅系统地介绍了自秦汉到明代中国古籍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记载，而且还首次全面翻译介绍了这一时期西方主要文献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记载。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国学者在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时，由于难以获得、利用西方的原始文献，所以经常依据这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这部著作，也引起了包括英国李约瑟在内的国外学者的重视。20世纪头30年，中国学者的研究重点是考证海外地名与交通航线。《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也有这方面的许多内容，例如“大秦与东吴之交通”、“贾耽记通大食海道”、“汉通印度之海路”等。更加可贵的是，这部著作扩大了研究领域，开始探讨古代中国的海外贸易问题，如“汪大渊记印度与欧洲通商”、“元代海外贸易及征税方法”、“唐宋之海外贸易及大食、波斯商人考”、“元代中印通商情形”等。对照一下此后几十年间问世的有些论著，甚至可以发现，它们在史料依据、论证方法等方面，其实都在重复《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的内容。
1949年之前，张星烺的主要论著还有《唐时非洲黑奴输入中国考》（《辅仁学志》1928年第1期），《中国史书上关于马黎诺里使节之记载》（《燕京学报》1928年第3期），《斐律宾史上“李马奔”Limahong之真人考》（《燕京学报》1930年第8期），关于中国与菲律宾历史关系的系列论文（《近二白年菲律宾华侨状况》、《三百年前的菲律宾与中国》、《三百年前的菲律宾群岛》，连载于《南洋研究》1928年第2-4期）、《欧化东渐史》（1934年）、《葡萄牙人初抵中国》（《研究与进步》1939年第1卷）等。张星烺还是中国研究马可·波罗的先辈。他翻译过两个本子的《马哥孛罗游记》（即现在所通称的《马可·波罗游记》，第一种译本的第一册出版于1929年，第二种译本出版于1937年）。他所撰写的《<；马哥孛罗游记>；导言》，被认为是“我国翻译出版的第一部介绍研究《游记》的书”。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斐律宾史上“李马奔”Limahong之真人考》。根据欧洲人的记载，西班牙人刚刚入侵菲律宾后，曾于1574-1575年与一伙中国海盗发生战斗，中国海盗的头领名叫Limahong。这个Limahong的中文名字到底是什么呢？此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日本学者田中萃一郎最先将Limahong译写成中文“李马奔”，后来不少中国学者接受了这种说法。也有的学者将其名字译写成“李马芳”、“李马康”、“林阿旺”等。张星烺通过查考《明史》及《泉州府志》等史书，最后考定这个Limahong的中文名字是“林凤”或“林阿凤”。张星烺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漳、泉、潮、梅人，读林凤如Lima hong。中间a字音，似唇音重出，或为‘阿’字之原音。中国南方人喜于人名上加一阿字，当时闽、广人或皆称林凤为林阿凤，由是而成为Lim-A-Hong。更进一步，西班牙人讹成一字，即变为Limahong。”这样的考证是很有说服力的，后来人有评价说，张星烺的这一考证，“实为国人之初创”。后来，陈慎在《明海寇林阿凤考》中，也得出了与张星烺相同的结论，认为“Limahong当译林阿凤”。
张星烺的这篇文章，还引发了其他学者的后续研究。李长傅在《“菲律宾史上Limahong之真人考”补遗》中指出，日本学者藤田丰八“于十年前”已将Limahong考定为“林凤”，所以张星烺“所引用之书，虽与藤田氏不同，而考证之结果，则不谋而合”。李长傅还指出，西班牙人所说的率领中国船只追赶海盗林凤的明朝将领Omocon，应当是“福建把总王望高”，而不是张星烺所说的“吴慕康”。黎光明将《筹海图编》、《东西洋考》、《闽书》、《明实录》等中国古籍中关于林凤的记载汇集在一起，写成了《“斐律宾史上‘李马奔’Limahong之真人考”补正》（《燕京学报》1931年第10期），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史料。张星烺《斐律宾史上“李马奔”Limahong之真人考》一文附考了林凤同党林道乾的事迹，许云樵则对林道乾在南洋的活动情况作了深入的研究。他介绍了林道乾在南洋华侨中的传说，包括传说中的林道乾建在泰国北大泥的炮台遗址，以及“林道乾所铸大炮，有一尊尚在曼谷”的传说。接着，许云樵还进一步论述了中国文献对“浡泥”的混淆。张星烺等人关于林阿凤问题的探讨，是中国学者对海上丝绸之路相关问题的原创性研究，反映了中国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中已经成熟。
这里，还需要提到的是一位有欧洲留学背景的学者阎宗临（1904-1978年）。
阎宗临出生于山西五台县，因家境困难，以半工半读方式读完中学。后赴欧洲勤工俭学。1933年获瑞士国家文学硕士学位，并留在瑞士伏利堡大学任教。1936年获瑞士国家文学博士学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阎宗临回到国内，先后在广西大学、昭平中学、中山大学等学校任教。1950年起回到山西，在山西师范学院（现为山西大学）任教，直至去世。阎宗临精通法文、拉丁文、英文、德文，在中西关系史的研究上有许多开创之功。他在法国早期汉学、中国文化在法国的传播、来华欧洲天主教传教士、清朝与欧洲历史关系等领域的研究，都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特别是，他在罗马图书馆中发现了中国人所写的第一部欧洲游记——樊守义的《身见录》，为研究海上丝绸提供了珍贵的文献。但是，阎宗临的研究成果一直很少受人注意。进入21世纪之后，阎宗临的研究论文才以《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为题被汇编出版。饶宗颐在序中这样写道：“阎宗临先生早岁留学瑞士，究心西方传教士与华交往之史事，国人治学循此途辙者殆凤毛麟角。……嗣先生回山西故里，终未能一展所学，忧悴而继以殂谢，论者深惜之。”冯承钧、张星烺、阎宗临年轻时即到西方国家留学，向达却无此经历。向达，字觉明，亦作觉民，笔名方回、佛陀耶舍，土家族，出生在湖南溆浦。向达幼年时，其父去世于广东梅县知事的任上。其母携向达回到湖南溆浦，省吃俭用，使向达以优异的成绩在长沙读完中学。随后，向达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东南高师，主修化学。时值“五四”运动蓬勃开展，向达受“德”（民主）、“赛”（科学）的激励，放弃了“实业救国”的主意，改学文史。大学毕业后，向达以丰富的文史及英文知识而受聘于商务印书馆，翻译了大量的外文资料。在此过程中，向达逐渐对中西关系史产生了兴趣。1930年，北京图书馆新馆建立，向达担任北京图书馆编纂委员会会员。在这里，向达不仅有机会接触大量的图书资料，而且还结识了许多著名学者。
有学者说：“如果说[向达]先生在商务印书馆的四年里，树立了一个严肃认真、兢兢业业之工作作风，而在北图时却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为他日后成为闻名中外的学者，打下了雄厚的基础。”在北京图书馆期间，向达致力于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其中包括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1929年，向达发表了《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这篇文章深入考证了关于郑和下西洋的中文史料，是中国人早期研究郑和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1934年，北京图书馆与英国博物馆达成互换馆员的协议。从1935年起，向达在英国伦敦、德国柏林、法国巴黎等地寻访古籍，搜集文献。他除了抄录了大量敦煌文献外，还抄回了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些重要史料，其中包括关于中国古代航海者所用的“秘本”《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
1938年，向达带着从欧洲抄录的几百万字珍贵资料回国。当时，抗日战争的烽火正在中国大地上燃烧，西南成了文化教育与学术研究的基地。向达先到广西宜山，在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不久又应北京大学的聘请，来到云南昆明，并在西南联大历史系上课。后来，向达两次应约赴敦煌考察。1945年抗战胜利后，向达回到北京。
向达在敦煌学、中外关系史、南海及边疆史地等方面都有丰硕的成果，后人曾用“探索西域，逡巡南海”概括其学术生涯。1949年之前，向达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主要论著除了上面所介绍的《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外，还有《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地理书辑佚（第一辑）》（《史学杂志》1929年第1期）、《十三行行名考》（《史学杂志》1929年第3期）、《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图书叙录》（《北平图书馆馆刊》1930年第6期）、《中外交通小史》（1933年）、《中西交通史》（1934年）、《日本古代文化源流与其发展——侧重中日交通史的研究》（《教育学报》1938年第2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