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日本人用“东西交涉”、“东西交通”等词汇来表示东西方之间的交往及联系。受此影响，中国学者或采用“交涉”的概念，例如前面所说的《五千年中外交涉史》。也有人采用了“交通”的概念，例如1915年有人发表过《古代中西交通考》，第一句即为：“今日世界大通，中外一家，使节往返之盛，国际交涉之繁，在昔未之闻也。上溯中世，远及古初，中西关系，阙焉不说。夫东西交通之迹不明，则世界史研究，终于空论。”此文比较全面地概述了古代中西关系，认为西方人称呼中国的词汇“支那”“当由海路西播”，并且总结说：古代中西交通史可以分为三期，“汉桓以前，彼此仅名称，生丝贸易，安息垄断，是为商业上间接关系时代。桓帝以后，海途交通，贸易日盛，是为商业上直接关系时代。唐太宗时，景教流入，厥后颇见尊重，是为耶教传入时代”。也就是说，在20世纪初期，虽然有不少人致力于研究中国与外国的历史关系，但并没有形成明确的学科体系，“交涉”、“交通”之类表述这个学术研究领域的概念也比较混乱。到了1930年左右，“交通史”逐渐被学者们普遍接受。正如方豪所说：“惟自日人创为东西交通史（或作交涉史，关系史）之名，国人亦从而称中西交通史。”这样最终“确定了这一学科的正式名称，建立了中西交通史的体系，虽然这一体系并非是完全科学的”，而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和向达的《中西交通史》，则被认为是中西交通史学科体系建立的主要标志。
向达在《中外交通小史》中写道：“所谓交通史有两个意义：一是就交通制度的本身而言，如中国历代交通器具的变迁以及交通时间的缩短，都是这一类交通史中讨论的资料；一是就这一个地理单位同又一个地理单位在各时代交往的情形及其影响而言，如中国同日本历代往来的梗概，和其在文化上所激起的变革，那是这一类交通史所要讨论的。所谓中外交通史当然是属于后一类的。”也就是说，在向达看来，所谓的“中外交通史”指的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往历史，包括这种交往所引发的后果。方豪后来指出，“交通”两字，实际上相当于英语中的Relation或Intercourse，“采用‘关系’，实较妥切”。
向达等人将中国与外国“在各时代交往的情形及其影响”称为“中外交通史”，而联系中国与外国的交通路线又可以分为陆路和海路。向达在《中西交通史》中讨论了中国与西方的“海道”（或“水道”）以及“陆道”，书中有一个思考题即为“中国在西汉同西方水陆交通要道，约当今何地？”向达的《中外交通小史》，不仅介绍了中国与印度洋地区的海上交往历史，而且还讨论了中国与日本、朝鲜半岛的海上交通历史。这样，整个中外关系史就可以分为中外陆上交通和中外海上交通两大部分。中外海上交通史，实际上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研究中外海上交通史，实际上就是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或者说，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学术界，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包含在“中外海上交通史”的研究之中。此外，在中国外交史、国际贸易中的研究中，也涉及海上丝绸之路的问题。
1949年之前，除了张星烺、冯承均、向达外，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研究中，其中包括岑仲勉、方豪、李长傅、温雄飞、张维华、张礼千、梁方仲、梁嘉彬、吴晗、白寿彝、戴裔煊、黎光明、杨志玖、姚宝猷、武堉干、张德昌、谭春霖等。这些学者所进行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海外交通文献的整理与海外史地的考证。
20世纪前半期，不少学者继续对中国古代文献进行研究，并且运用对音等传统的研究方法来考证海外史地。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王庸的《宋明间关于亚洲南方沿海诸国地理之要籍》（《史学与地学》1926年第1期），朱延丰的《古狮子国释名》（《史学年报》1934年第1期），许道龄的《南洋书目选录》（《禹贡》1937年第8-9期），王新民、韩振华的《纪元前中国南洋交通考》（《海疆学报》1947年第1期），韩振华的《第八世纪印度波斯航海考》（《福建文化》1947年第2期），劳干的《论汉代之陆运与水运》（《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六本，1947年），许云樵的《古代南海航程中之地峡与地极》（《南洋学报》1948年第2期），苏继廎的《汉书地理志已程不国即锡兰说》（《南洋学报》1948年第2期），韩槐准的《旧柔佛之研究》（《南洋学报》1948年第2期），等等。
在从事海外史地考证的学者中，岑仲勉所做的许多研究很有特色。岑仲勉（1886-1961年），别名汝懋，广东省顺德县人，童年时入私塾接受传统教育，国学基础深厚。年轻时，因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在广州、北京等地求学，最后毕业于北京高等专门税务学校。1913年后在上海、广州等地的财税部门工作，业余时间曾致力于中国植物名实的考订以及植物分类研究，并且在当时上海科学社的机关刊物《科学》等杂志上发表过几篇文章。40岁左右时，开始研究历史。1930-1934年在广州圣心中学任教，在该校校刊《圣心》上发表许多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文章。1937年，经历史学家陈垣推荐，岑仲勉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
抗日战争期间，虽然四处播迁，颠沛流离，但依然勤奋治学。1948年，他回到广州，在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直到去世。岑仲勉在先秦史、民族史、隋唐史、中外关系史等方面都有独到的研究，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初步统计，岑仲勉自1912年起共发表了180多篇论文，自1934年起共出版专著17种。全部的史学著作，共有1000多万字。其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研究论文，主要收录于中华书局于1962年出版的《中外史地考证》一书中。
岑仲勉的《佛游天竺记考释》（1934年）被后人认为是研究法显的一部“用力之作”，“对于早期推进法显传的研究功不可无”。他在文献整理方面的成果，可见《晋宋间外国地理佚书辑略》（《圣心》1933年第2期）和《唐以前之西域及南蕃地理书》（未刊稿，后收入《中外史地考证》）等论著。岑仲勉发表在《圣心》杂志上的一系列文章，虽然不长，但颇有新见。例如，他在《阇婆婆达》一文中写道：“按婆达，列传作媻达，惟本纪乃作婆达，伯希和疑阇婆婆达为二国，实缘彼认阇婆达不能还原为Yavadvipa而起，但梵文之Anavatapta，古翻作阿耨达，西域僧之Jnanagupta，《续高僧传》二翻作若那竭多，安见dvip（a）必不能作达耶。《宋书》五称阇婆州诃罗单国，九七称呵罗单国治阇婆州，则阇婆在当日已知其并非国号，伯希和疑阇婆与婆达为两国，究不如疑阇婆为婆达冠称（即阇婆州婆达国），尚较近理矣。”寥寥数百字，却把问题说得很透彻了。唐代的阿拉伯人曾讲到中国一外著名港口城市“广府”。岑仲勉根据唐代墓志、诏令、奏议和笔记等记载，有力地证明了这个“广府”就是广州，“使广州又称‘广府’之说牢不可破，足以解除某些学者的困惑”。
进入20世纪后，国外学者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不断被翻译介绍到国内，推动了中国学术的开展。不过，这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偏重国外的文献资料，忽视中国的史料。而失去了中文史料的印证，仅凭国外文献的记载，就无法完整地复原历史的真相，甚至严重歪曲历史事实。因此，中国学者所面临的一项重要学术使命就是在浩如烟海的中文文献中找到与国外史料相对应的记载，将两者进行比对，从而复原历史原貌。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中国学者在这个方面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就，从而使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从过分偏重国外史料转变为中外文史料并重。最为突出的贡献，当数张维华对《明史》欧洲四国传的注释，以及杨志玖所发现的关于马可·波罗的中文史料。
1934年，燕京大学出版了张维华的《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利亚传注释》（此书于1980年以《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为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张维华在序中指出：“吾国史迹，凡涉及西洋诸国者，当以中西记载，视为并重。世有仅据西人之说编译为文，亦有仅据中文记载类列成章者，均不能为无所偏蔽，兹稿之作，以中国史料为主，傍以西文载籍为比证。”这部著作根据中外文史料以及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对《明史》中的“佛郎机传”、“吕宋传”、“和兰传”和“意大利亚传”进行了详细的注释，并深入考释了相关事实，澄清了许多疑点。此外，张维华还提出了三种主要研究方法：溯源、辑补、比证。此书被誉为“是中国与西方殖民者早期交往史的开创之作”。
自从19世纪后期起，国内外学者都希望能够在中文史料中找到关于马可·波罗的记载，但没有成功。虽然有不少人认为元代文献所说的那个“孛罗”就是马可·波罗，但最后证明他们并非同一人。此外，西方还有人怀疑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后来，杨志玖在《永乐大典》中发现了一段元朝公文，从而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马可·波罗记载说，波斯国王阿鲁浑因其妻去世，派出三个使臣来到元朝统治下的中国，请求元世祖忽必烈赐给他一个妻子。忽必烈最后决定将阔阔真公主嫁给阿鲁浑。这样，三个波斯使臣就陪护阔阔真公主从泉州出发，由海路返回波斯。马可·波罗本人就是随同这三个波斯使臣离开中国的。杨志玖发现，《永乐大典》中保存着一段元朝公文，上面清楚地记载了三个波斯使臣的姓名，从而确证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杨志玖进一步推断，波斯使臣及马可·波罗离开泉州的时间，应当是1291年，更正了裕尔等西方学者的说法。在《永乐大典》的这段公文中，没有提到马可·波罗，杨志玖对此提出了非常合理的解释：“这篇公文内未提及马可波罗的名字，自然是很可惜的一件事。但此文既系公文，自当仅列负责人的名字，其余从略。由此可想到，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官职，大概不太高贵，因亦不为其同时人所重视。”杨志玖的这一发现，被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是“极有价值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