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支平
在当今的闽台民间社会，人们在谈论自己家族的演变历史时，大都认同祖先源自于中原地区，特别是中原的光州固始县一带。光州固始成了闽台民间社会的一个家族溯源的永久性记号。岂止闽台，在华南的珠江三角洲一带，以及散布于南中国各地的“客家”民系，也都有其各自的家族溯源的永久性记号，譬如珠现巷、石壁村、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河洛等等。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认识和理解这一家族以及族群历史演变的“集体记忆”呢？
一、核心与边陲的心态交织
上古时期的中国南方地区，是所谓的“百越文身地”。秦汉时期，逐渐有中原的人民迁入。唐宋以后，中原南迁的汉民后来居上，成了中国南方地区的主要居民，原先的百越土着反而成了“少数民族”。从中原政治文化中心的汉民看来，“百越文身地”无疑就是十足的边缘区域或者说是边陲区域。
北方汉民族的南迁，一方面给东南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社会形态与生产方式，促进了南方地区的开发；另一方面，也在这一代代的汉民后裔的文化意识中，积累了向往北方汉民族核心的牢固心态。再加上长期以来北方南迁汉民在东南地区的繁衍生息、兴衰存亡的艰难延续，促使这里的汉民形成了攀附中原世家望族的社会风气。于是，向往中原核心的文化边缘心态便在东南地区的民族意识中世代相传、牢不可破。
这种边缘文化心态反映在福建地区以及后来延伸的台湾地区，同样也是十分显着的。远古闽地，人文之进步，远不及中原地区。福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开发史，无不与北方移民的入闽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汉武帝时灭闽越国设冶县、三国时孙吴设建安郡以来，经历晋代与南北朝的所谓八姓入闽、唐代前期陈元光进漳、唐末五代王审知建闽国。这些带有福建历史进程里程碑性质的事件，无不由于北方中原强势力量的南迁而形成的，闽中的原有居民似乎始终处于一种比较被动的境地。从福建文化传承史的角度来考察，无论是乡族社会的建构，道德价值观的承继，还是国家核心主导地位认同等等诸多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显露出中原核心与福建边陲的矛盾复杂心态。
事实上，我们纵观中国古代历史的传统阐述，从总体上看，是以北方中原地区的历史发展为主要阐述脉络的，甚至可以表达为一种“北方中心论”或“中原中心论”。南方地区上古史的研究，文献既少，且不足凭靠；传统文献中有关南方历史的记载，大约只可作为印证、阐释或附会之用。总的说来，北宋中期以前，有关南方地区历史的记载，可以说主要出自北方士人或持华夏正统观念的南方士人之手，他们对南方地区的描述，主要是立基于华夏正统观念以及中原士人观念的，并且在这种观念之下衍伸出对于南方地区的看法，而并非南方社会经济文化乃至环境的客观实际。正史中的记载尤其如此。我们曾仔细分析了自《后汉书·蛮传》以来有关“蛮”的记载，说明这些记载所反映的所谓“南方蛮”，只是华夏士人的看法。其他的许多着述，也都带有浓郁的华夏士人风格，有明显的偏见。
宋以来，中国南方的士子们在继承和补强中国正统的伦理文化规范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以朱熹为代表的南方理学家群体对于中国后世的文化贡献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我们在阅读早期南方士子们求道为学的着述时，不难从中看出他们津津乐道于自己已经成为一名“正统文化者”的心态。而这种“正统文化者”的表述中，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演化成为一名亦步亦趋的北方文化中心标识的追随者。我们在福建杨龟山的家乡，看到了他立愿逝世后葬身于墓门朝北远望北方师门的坟茔；我们在游酢的乡里，到处可以听到和看到关于他们“程门立雪”的传说记述。老实说，对于这样的传说和记述，我一直心存疑问：程氏作为宋代儒学的代表性人物，为何会如此不合情理而有悖于孔圣人诲人不倦的教训、苛待南方学子？这种带有明显矫情意味的传说，其背后似乎隐藏着一个难于言喻的文化心态，即把自己变成一名北方式的“士子”为荣耀。正因为如此，我们所看到唐宋时期许多南方人所留给我们的文献，与其说是“南方人的着述”，倒还不如说是“南方人替北方人着述”，恐怕更为妥切。
当然，随着南方地区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的繁荣并且出现了超越北方的趋向的时候，南方士子的文化心态也会出现许多微妙的进化。这一点，我认为宋代依然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时代。众所周知，北宋时期，许多着名的北方士子，对于南方的变化及士子的涌现，很不以为然，甚至出现了某些鄙视谩骂的文宇。然而自从“朱子学”以及“闽学”形成之后，这种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我们对于“朱子学”的研究，仅仅着眼于理学的层面是远远不够的。朱子学的形成，对于南方文化的自觉，可以说有着承先启后的伟大贡献。也许可以这么说，朱熹以及同时代的南方知识分子们，一方面依然如他们的前辈一样，不断反复地阐述着来自北方的正统意识，而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在南方与北方文化分野的夹缝中表现自己的某些意志。这种两难的行进，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我认为，一直到了明代中后期，像李贽、陈白沙等南方士子，才能够比较明显地表露了南方文化的某些价值意愿。
中国北方与南方文化发展史的进程及其差异，对于南方民族史文化意识的形成与演变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虽然说自唐宋以来，北方迁移而来的汉民已经成为南中国特别是福建等区域的居民主体，但是在文化核心与边陲观念的长期熏陶下，家族制度及其组织的每一步发展，无不冠上追溯中原的辉煌帽子。这种历史文化的惯性，直至今天依然如此。
二、演进中的历史与文化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的笼罩之下，中国南方的家族源流史也就出现了从历史事实向文化意识的方向演进的趋势。
秦汉以来，中国北方各地的民众迁移到南方各地，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是他们在北方的祖籍地，并不是仅限在有数的几个区域之内，而是几乎遍布于中国北方的各个郡县。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代，中国南方的家族溯源史，开始逐渐地合流到有数的几个中原地域之内。就闽台区域而言，比较集中的祖籍地就是所谓的“中原固始”了。
宋代之前，中国民间撰写族谱的风气尚未全面形成，故各个汉民家族对于先祖的追溯，或许主要停留在世代的口传之中。入宋之后，特别是在理学家的倡导之下，民间修撰族谱的风气开始蔓延，先祖的追溯便成了撰写族谱的一项重要内容。于是，先祖的典籍化就不可避免了。根据各自家族的族谱的记载，大家可以非常自豪地对外声称自己的家族具有中国最纯正的中原汉民族并且是世家望族的嫡传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