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包括一罪的重新界定
（1）集合犯之定义
集合犯系一种构成要件类型，亦即立法者针对特定刑罚规范之构成要件，已预设其本身系持续实行之复次行为，本质上具有反复、延续实行之行为特徵，立法时已予特别归类，将之总括或拟制成一个构成要件之“集合犯”行为；此种犯罪，行为人基於概括之犯意，在密切接近之一定时、地，以反复实行为典型、常态之行为方式，依社会通念，在客观上认为符合一个反复、延续性之行为概念，具侵害法益之同一性，因刑法评价上为“构成要件”之行为单数，仅包括的成立一罪。（99台上字2122号判决）
（2）接续犯之定义
接续犯系指行为人之数行为於同时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时地实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为之独立性极为薄弱，依一般社会健全观念，在时间差距上，难以强行分开，在刑法评价上，以视为数个举动之接续施行，合为包括之一行为予以评价，较为合理，始足当之，是其所适用之构成要件行为，非属立法规范所定之构成要件类型，但个案情节另具时间及空间之紧密关联之特性。（99台上字2122号判决）
台湾最高法院99年度第5次刑事庭会议决议第一项，即系将过去依连续犯论处之犯罪型态，改依接续犯论罪之适例。决议要旨谓：“刑法……删除连续犯规定之同时，对於合乎接续犯或包括的一罪之情形，为避免刑罚之过度评价，已于立法理由说明委由实务以补充解释之方式，发展接续犯之概念，以限缩数罪并罚之范围。而多次投票行贿行为，在刑法删除连续犯规定之前，通说系论以连续犯。鉴於公职人员选举，其前、後届及不同公职之间，均相区隔，选举区亦已特定，以候选人实行贿选为例，通常系以该次选举当选为目的。是於删除连续犯规定後，苟行为人主观上基於单一之犯意，以数个举动接续进行，而侵害同一法益，在时间、空间上有密切关系，依一般社会健全观念，难以强行分开，在刑法评价上，以视为数个举动之接续实行，合为包括之一行为予以评价，较为合理，於此情形，即得依接续犯论以包括之一罪。否则，如系分别起意，则仍依数罪并合处罚，方符立法本旨。”
依上开犯罪型态的新定义，除集合犯外，每一种构成要件行为皆得以接续犯方式为之，因此集合犯亦有喻之为“法定接续犯”者。此与刑法修正前所规定之连续犯系指客观上有先後数行为，行为人在主观上基於一个概括之犯意，逐次实施而具连续性，其每一前行为与次行为，依一般社会健全观念，在时间差距上，可以分开，在刑法评价上，各具独立性，每次行为皆可独立成罪，构成同一之罪名者，均尚属有间。凡此均属修法後司法实务上，为追求罪刑相当的合理性，在犯罪型态方面，所产生的变化因应。
（三）易刑处分与并合处罚法则的调整
1.易刑处分之调整
易刑处分之制度与种类，以及如何适用牵涉甚广，此处只说明有期徒刑易科罚金部分，在台湾的演变。
在刑罚制度方面，为救济短期自由刑之弊端，立法上定有各种补救措施，其中在易刑处分方面，台湾刑法第41条将1935年所定“易科罚金”条件法定刑最重本刑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而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之条件，对於并罚之数罪，皆得易科罚金，因并罚结果逾有徒刑六月者，司法实务旧见解认为不得易科，引起违宪争议。
经大法官于1994年9月30日作成释字366号解释谓：“裁判确定前犯数罪，分别宣告之有期徒刑均未逾六个月，依刑法第41条规定各得易科罚金者，因依同法第51条并合处罚定其应执行之刑逾六个月，致其宣告刑不得易科罚金时，将造成对人民自由权利之不必要限制，与宪法第23条规定未尽相符，上开刑法规定应检讨修正。对於前述因并合处罚所定执行刑逾六个月之情形，刑法第41条关於易科罚金以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为限之规定部分，应自本解释公布之日起，至迟於届满一年时失其效力。”促成立法院於90年1月10依大法官解释意旨，增设第41条第2项规定：“并合处罚之数罪，均有前项情形，其应执行之刑逾六月者，亦同。”
讵料增设之规定，引发学界讨论，认为366号解释与增设之第41条第2项规定，违反刑罚救济短期自由刑的原理，是以藉2005年刑法总则修法时，将第41条第2项改回：“前项规定於数罪并罚，其应执行之刑未逾六月者，亦适用之。”反面解释，即回复旧见解，对於得易科罚金之数罪并合处罚结果，所定应执行之刑逾六个月者，一概不得易科罚金。此举对於人民自由权利自受影响，以致再度引发新修正规定违宪之争议。
大法官会议于2009年6月19日作成释字662号解释谓：“中华民国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之现行刑法第41条第2项，关於数罪并罚，数宣告刑均得易科罚金，而定应执行之刑逾六个月者，排除适用同条第1项得易科罚金之规定部分，与宪法第23条规定有违，并与本院释字第366号解释意旨不符，应自本解释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立法院於2009年1月21日再度修正刑法第41条，除依662号解释意旨，将数罪并罚案件，其应执行之刑未逾六个月者，回复为仍得易刑之外，同时增设易服社会劳动的易刑处分方式。
2.数罪并罚酌定执行刑之原则
台湾刑法第50条规定，裁判确定前犯数罪者，并合处罚之。于裁判确定後，发觉未经裁判之余罪者，就余罪处断（第52条）。有二裁判以上者，依第51条之规定，定其应执行之刑。亦即“数罪并罚，分别宣告其罪之刑，依下列各款定其应执行者：
一、宣告多数死刑者，执行其一。
二、宣告之最重刑为死刑者，不执行他刑。但罚金及从刑不在此限。
三、宣告多数无期徒刑者，执行其一。
四、宣告之最重刑为无期徒刑者，不执行他刑。但罚金及从刑不在此限。
五、宣告多数有期徒刑者，于各刑中之最长期以上，各刑合并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三十年。
六、宣告多数拘役者，比照前款定其刑期。但不得逾一百二十日。
七、宣告多数罚金者，于各刑中之最多额以上，各刑合并之金额以下，定其金额。
八、宣告多数褫夺公权者，仅就其中最长期间执行之。
九、宣告多数没收者，并执行之。
十、依第五款至第九款所定之刑，并执行之。但应执行者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与拘役时，不执行拘役。”
在2005年台湾刑法总则修法前，由於量刑属法官刑罚裁量权之范围，刑法第57条量刑标准，只是裁量权行使参考之用，不足作为判断量刑是否妥适之绝对依据，司法院虽定颁有更具体的量刑参考标准，但并无拘束力，於是各法院、甚至各法官，各自有一套量刑法则。对於数罪并罚之裁判，如何定合并执行刑，亦复如是。惟尽管如此，对於宣告数有期徒刑，合於定合并执行刑之情形，多数法官通常会以最长期刑为基础，将其余之罪打八折、九折後加总。此一方式，延用数十年，形成惯例，一般也不觉得有何特别不妥之处。迨2005年修法後，始发生问题。
3.修法後的变化
修法废止牵连犯、连续犯之规定，使犯罪事实为两行为，但具有方法结果或目的手段具有牵连关系之牵连犯，应从一重处断之效果失去法律依据。而对於基於概括犯意，连续数行为而犯同一罪名之连续犯，亦不得再以一罪论。造成部分之犯罪如果依数罪并罚处罚，依原来数罪并罚定合并执行刑之结果，显失公平之现象。为调整此种失衡现象，司法实践上，除前述重新界定想像竞合犯、集合犯、接续犯之犯罪型态之定义，以避免刑罚趋於极端之弊端外，对於犯罪事实具有原牵连犯之牵连关系，或属连续犯之连续关系之犯罪，纵依数罪并罚论处，於定合并执行刑之情形，亦不依原来之法则定合并刑，而依原则的牵连犯或连续犯规定，所应处的刑罚定合并执行刑。换言之，形式上废止牵连犯、连续犯，实质上以限缩合并执行刑之方式，保留牵连犯、连续犯的法律效果，此类判决不胜枚举。
三、展望
广义的刑法有实质刑法与形式刑法之别，前者指实体的刑法，後者指程序的刑事诉讼法，在法治国原则之下，两者共同构成国家刑罚权实施的整体，必须配套立法，体用合一，始能顺畅运作。惟本文仅从实体刑法的面向提出展望。对於在法治国原则下，为贯彻立宪主义，将宪法优位原则提升为所有首之冠，法律不得与之抵触，而法律是否与之抵触，则有赖解释，立法权归属於议会，但法的解释权则掌握在司法。法之制定受比例原则约制，讲求目的的正当性、手段的必要性及限制的妥当性之外，本文就刑法的发展，现阶段在立法与实践的层次上，提出三个观点以代替结论。
（一）立法论─追求法的实用性
韩非子崇尚法学，提出“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的名言。世事瞬息万变，从满清继受欧陆及日本刑法的经过，民国初年暂行新刑律颁布之後，正式刑法典的制定、修定，本部法典於1945年开始适用於台湾之後，为应付台湾社会的结构、民情，国际间法律制度的交互影响、法学理论的发展，大大小小的修正从未停止，印证了“法律是活的”，个心的心得，法律修正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追求实用。
（二）解释论─追求法的安定性
法的安定性，是法的本质需求使然，朝令夕改，人民将无所适从。以刑法而言，保障人民对自己所为的可预见性，是立宪主义法治国原则下，基本的要求。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罪之成立要件过松，极易入民於罪，人民动辄触法，必然引起人民对於立法、行政机构的不满。反之，罪之成立要件过紧，易造成应罪之人消遥法外，引起人民对司法的不信赖。解决之道，立法对於犯罪成立要件之厘定，必须让司法有合目的性的解释空间，立法条文结构、用词力求严谨，透过司法妥当解释，追求法的安定性。
（三）适用论─刑罚个别化的运用
刑法有一般预防及特别预防机能，当今国际刑法学的潮流，主观主义仍占一席之地，基於刑罚个别化的理念，有关刑罚的理论，着重在人性尊严的维护，宪法规定国家的主权在民，政府的作为，以提升人民的幸福为目标。体认刑事司法个别案件的处置，刑罚的运用是最不得已、最後的手段。因此“比例原则”仍为司法实践上，从事刑事追诉、审判的公务员，必须奉守的准则。
台湾近年刑事诉讼改革的脉动与展望
张丽卿
一、前言
刑事诉讼的根本精神在於“发现真实，保障人权”。真实发现是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任务。藉由刑事程序发现真实，法官才能本于真实，妥当适用法律，进而实现正义。在刑事程序中，审检警部门不能为了发现真实，而戕害人权。良善的刑事诉讼制度，应当在真实发现与人权保障之间取得均衡。在良善的刑事诉讼制度里，实体法的理想才得以实现。
刑事诉讼关系人民权益极大，我们应该无时无刻检视刑事诉讼制度是否合宜。《韩非子·心度》有谓：“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法律若可随着时代变化而有所更张，且与人们的法情感相符合，法律便可发生其作用。忽略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影响，将使得刑事诉讼制度无法进步，不能达到刑事诉讼发现真实与保障人权的目标。
近年来，台湾人民普遍享有堪称饱暖的生活，但由於权利意识高张，对於各个行业与政府部门都带来影响。反映在刑事诉讼上，人民期待在刑事诉讼中，能够更加重视权利保障，让被告在程序中取得与检察官实质平等的地位，而法官则是公正客观的审判者。
本文介绍近年来（主要是1999年以後）台湾刑事诉讼制度修法的背景，指出当时刑事诉讼制度所遭遇的困境，然後说明这些年来，台湾刑事诉讼制度所发生的重大变革。最後，依循制度的更张与脉动，阐述未来持续的修法方向与展望。
二、刑事诉讼改革的背景
台湾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是在1967年後，方才趋於稳定。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仅有二次修正，且变革幅度相当有限。但是，因为对於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的重视，造就1990年代的七次修法，其中以1997年的修正最为重要，堪称上个世纪台湾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指标。
当时台湾的刑事诉讼制度，虽然早已由“纠问制”走向“控诉制”，也就是让侦查者提出控诉，审判者被动接受控诉，避免球员兼裁判，以期保障人权。但终归只有控诉制的形式，并无法完全达到人民对於良善刑事诉讼制度的期待。
1999年的司法改革会议，是近年台湾司法改革的起点。该次司法改革会议指出，刑事诉讼的关键缺失。其一，由法官、检察官、被告三方所组成的法庭结构，彼此实际权能不均，使公平法庭难以落实；其二，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不合乎经济效益，造成司法资源的虚耗。如果缺失无法改正，则刑事诉讼制度无法真正进步，如此，不管是发现真实或保障人权，都只是镜花水月。下述二点是当时改革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