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1，得缓起诉的案件，需被告所犯者为“死刑、无期徒刑或最轻本刑三年以上以期徒刑”以外之罪。由於最轻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很少，所以得受缓起诉的犯罪类型非常多。不过，在缓起诉适用范围内，并不意味检察官均需为缓起诉之决定。检察官决定缓起诉时，除有充足的犯罪嫌疑外，为纾解审判压力，同时也须考虑行为人的再社会化，以及兼顾一般预防的作用，必须“斟酌刑法第五十七条所列事项”及“公共利益之维护”，认以“缓起诉为适当”者，方得为缓起诉处分。相较於缓刑宣告或假释，缓起诉更为优越，更能鼓励自新，毕竟犯人没有经过公开审判或贴上标签。因此，本文认为，缓起诉制度应为“预防之综合理论”的具体实践。
缓起诉处分之期间为“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缓起诉期间内，最後是否仍会被检察官提起公诉，悬而未定。检察官为缓起诉时，应制作处分书叙述理由，并命被告遵守若干条件或事项，命被告于一定期间内向被害人道歉、悔过、填补损害、支付金额、提供义务劳务、完成适当处遇措施、保护被害人安全及预防再犯等规定（第253条之2第1项各款）。总之，在2002年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着重缓起诉制度的规定，就是希望减轻法院或检察官的案件负荷量，也给予当事人双方较简易的诉讼途径，不至为冗长的诉讼程序所累，同时达到保全当事人权益的目的。
事实上，自2002年增订缓起诉处分制度後，近年并无重大变革，仅於2009年修正微调有关缓起诉处分条件的规定。详言之，关於“支付缓起诉处分金额”条件（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2第1项第4款），由於缓起诉处分金属于公益资源，故2009年修正被告支付金额的对象，除公库外，该管检察署亦有权指定被告向特定的公益团体、地方自治团体进行缴纳。此外，关於“提供义务劳务”条件（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2第1项第5款），酌修明定有权指定被告义务劳务之机关，以及受服务者的范围是：被告应向“该管检察署”指定的“政府机关、政府机构、行政法人、社区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机构或团体”提供义务劳务。
2.实行简式审判程序
直接、言词及公开审理等原则支配下的程序，通常对於被告诉讼权利的保障较为完整。但是，参与通常的审判程序未必对被告皆属有利，如出庭应讯的义务旷费时日，公开审理损伤被告名誉，因而采取更快速的审理模式，可使被告免于讼累，法律关系早日确定，尽早回复正常生活，减轻程序负担。
据此，2003年刑事诉讼法增订第273条之1与第273条之2规定“简式审判程序”，依规定除被告所犯为死刑、无期徒刑、最轻本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辖第一审案件者外，於准备程序进行中，检察官陈述起诉要旨後，被告先就被诉事实为有罪之陈述，因案情已臻明确，审判长可以于告知被告简式审判的要旨後，听取当事人、代理人、辩护人及辅佐人的意见，裁定进行简式审判程序。
简式审判程序，可视案件轻重，或视被告对起诉事实有无争执，而异其审理或证据调查的简化。简式审判一方面可合理分配司法资源，减轻法院审理案件的负担，以达诉讼经济要求；另一方面亦可使诉讼尽速终结，让被告免于讼累。
法院为简式审判裁定後，若审慎斟酌结果，认为不得或不宜进行简式审判程序，应转而适用通常程序。例如，法院嗣後怀疑被告自白是否具有真实性，则基於刑事诉讼重在实现正义及发见真实的必要，自以仍依通常程序慎重处理为当。又例如，一案中数共同被告，仅其中一部分被告自白犯罪，或被告对於裁判上一罪之案件仅就部分自白犯罪时，因该等情形有证据共通的关系，若割裂适用而异其审理程序，对於诉讼经济的实现并无帮助，此时，自以适用通常程序为宜。
简式审判程序，贵在审判程序之简省便捷，故证据调查程序宜由审判长便宜行事，以适当方法行之即可。又因被告对於犯罪事实并不争执，可认定被告亦无行使反对诘问权之意，因此有关传闻证据的证据能力限制规定无庸予以适用。再者，简式审判程序中证据调查的程序亦予简化，关於证据调查的次序、方法的预定、证据调查请求的限制、证据调查的方法，证人、鉴定人诘问的方式等，均不须强制适用（刑事诉讼法第273条之2）。
3.扩大适用简易程序
为避免诉讼拖延，达到诉讼经济之目的，分别不同条件，依情节轻重，采取不同处理常式，对所有当事人、被害人等确属必要。但如案件极为轻微，证据明确，不采通常程序，亦不妨害当事人权利时，改采简捷处理方式，除能减少法院事务，使诉讼案件迅速终结，更免耗时费事，徒滋拖累。因此，简易程序依刑事诉讼法第449条规定，第一审法院认定被告犯罪事实证据明确的情况下，透过检察官的声请或审判中法官自行认定，开启简易判决处刑程序，以“书面审理”的方式替代通常审判程序的直接审理模式，达到诉讼经济的要求。
不过，不是所有的案件都可以依照简易程序处理。理论上，简易程序既是为了诉讼经济而创，得简易处理的案件也应该局限於轻微案件。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台湾近十年来，简易程序经过三次修正，不断放宽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大致上，在1995年以前的简易程序，适用范围是以“刑法第61所规定的各罪为准”。1995年以後依刑事诉讼法第449条规定，得以简易判决处刑之案件，限於“第376所列各款之不得上诉三审之案件”，所科之刑则以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罚金为限。
此後，1997年再次修正，简易判决所科之刑为宣告缓刑、得易科罚金之有期徒刑及拘役或罚金，是以“凡法院得为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罚金宣告之案件”皆可适用简易程序，其适用范围，更不再限於第376条所列各款的不得上诉於第三审范围的案件。不断扩大简易判决程序的适用范围，就是为了更有效率的缓解讼源，落实明案速断的精神。从而，依现行法而做解释，除了“强制辩护”的案件之外，几乎所有的案件都可以依简易程序审理。
4.引进认罪协商制度
2004年，台湾刑事诉讼法增订了第七篇之一“协商程序”（刑事诉讼法第455条之2以下），确认了审判中的认罪（量刑）协商程序。立法理由指出，因社会多元发展後，刑事审判的负担日益严重，为解决案件负荷问题，各国均设计简易诉讼程序，或采认罪协商机制。即使如传统大陆法系的德国、义大利亦撷取美国认罪协商主义精神，发展出不同认罪协商的制度。台湾刑事诉讼制度已朝“改良式当事人进行主义”方向修正，为建构良好审判环境，本於“明案速判，疑案慎断”的原则，对於进入审判程序的被告不争执且非重罪案件，允宜适用协商制度，使其快速终结，使法官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专心於重大繁复案件的审理。且为使协商制度发挥更大功效，於通常诉讼程序及简易程序均一律适用。
协商程序是在通常程序或简易程序中，检察官与被告就“科刑等事项”达成协商之合意，由检察官向法院声请改依协商程序而为判决，法院在讯问被告及向被告为权被告知後，如认定案件与法定要件相符，即得不经言词辩论，于当事人协商合意范围内而为判决。换言之，“协商程序”（第455条之2以下），是指检察官提起公诉的案件，当事人经法院同意开启协商程序，於审判外进行求刑相关事项的协商，当事人达成合意且被告认罪的前提下，由检察官改以协商内容而为协商程序判决。其主要特徵是：审判中始有其适用，且须经检察官声请经法院同意後始得开启协商程序，并限於非重罪案件，由检察官声请，法院始得改依协商内容而为协商判决。且原则法院应依协商内容加以判决。
协商程序的案件，被告与检察官必然先就科刑等事项协商（有当事人事先之合意），法院在判决前必须讯问被告，且所科之刑以宣告缓刑、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罚金为限（科刑范围较简易程序广），对於协商程序判决当事人原则不得上诉，协商判决之上诉审为事後审及法律审。另外，必须注意的是，自诉案件不得协商，此乃避免一般人民操纵协商程序，而使自诉案件发生一事不再理，妨碍司法公正。重罪案件也不得协商，因为重罪案件的协商会造成刑法规范及立法目的受到伤害，且容许重罪案件之协商对於被推定无罪的被告则有极大的压力。
四、刑事诉讼未来的展望
台湾的刑事诉讼法历经数次修正，已经呈现与起草之初不尽相同的样貌。早期受到职权主义的影响，法官在诉讼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检察官与被告沦为配角。自1999年司法改革会议後，司法院逐步进行改革，并引进当事人进行主义的制度。尤其，自2003年改良式当事人进行主义後，整体诉讼程序的重点强调当事人的重要性，法官的职权色彩已不如以往浓厚。例如，加重检察官的举证责任，赋予被告更完善的辩护权，同时淡化法官调查证据的范围，使法庭的紧绷关系获得部分疏解。此外，透过交互诘问制度与证据法则的确立，突显事实审的功能，修补以往事实审效率不彰的问题。另一方面，立法者也试图透过多元管道的诉讼模式处理庞杂讼源，以降低法院的负担。
不过，刑事诉讼新制，虽已有若干成效，但仔细检讨现在的刑事诉讼仍呈现不少缺失。例如，刑事诉讼法第161条虽确立检察官的实质举证责任，并有“起诉审查制度”加以把关，然而实务上因卷证并送的关系，导致部分检察官不坚守举证的职责，反而盼望法官阅卷後，径行判决；律师辩护的数量及品质不一，导致被告防御权并非如预期完善，造成法官不得不依职权进行调查，使法庭的三方关系更加紧张，而无法达到疑案慎判的目标。另外，近年虽然不断强调多元化的诉讼解决机制，但实际上依旧无法解决案件量过大的问题，明案速断的目标难以达成。
为使诉讼制度与时俱进，发挥应有的功效，台湾司法院在2010年再度广邀各界代表组成“全民司法改革策进会”，做为制度改革的谘询平台。针对刑事诉讼改革，设有“刑事诉讼改革成效评估委员会”，进行刑事诉讼改革的评估与建议，该委员会所完成的评估报告，经“全民司法改革策进会”讨论确认了“刑事诉讼分流新制”的可行性，这个对台湾未来刑事诉讼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简言之，为了落实当事人进行主义及避免司法机关的负担过量，必须建立“明案速断、疑案慎判”的诉讼制度核心价值。如此，司法资源能有稳妥的安排，将力量用於真正需要的案件上。这是“分流”的概念，以通常的审理程序办理疑案，面对非疑案，则以非通常的审理程序处理。
此外，由於当前人民对於司法的信赖偏低，在思索如何提升司法威信，让刑事司法制度与民意站在一起的策略上，也于“全民司法改革策进会”讨论确认了“人民观审制度研议委员会”所提出之试行“人民观审制度”的方向。以下是台湾刑事诉讼未来走向的关键。
（一）明案速断－以妥速审理及减缓讼累为中心
所谓的“明案”，原则上是指事实明确，或被告无争执的案件。理想上，明案藉由检察官的缓起诉处分，或起诉後进入非通常审理程序，即简易程序、协商程序等，妥速地将案件终结。如此一来，有限的司法资源，能够运用在疑难的案件，让疑案得以澄清；对被害人及社会而言，也能够拥有及时的正义，这样能顾及人民的法感情。
更具体的说，在案情简单明了的诉讼中，由於争点清楚，故程序重点不再以发现真实为重心，反而是妥速审理为目标。当被告对犯罪事实没有争议，且证据资料明确的情况下，被告关心的是案件能否快速审理，尽快脱离诉讼泥沼。是故，法院的任务就是迅速作出判决，使刑罚权得以实现，审理程序自然应采取简单、明了、快速的方式进行，避免当事人受到诉讼的拖累。
应注意的是，并非所有被告不争执的案件皆属明案。倘若被告所犯为重罪，仍需践行当事人进行主义的程序，以保障被告权益。至於何种案件属於重罪，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多以“法定最轻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为据。此如缓起诉处分、简式审判及认罪协商程序，皆将适用物件限於“死刑、无期徒刑、最轻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以外”之轻罪。换言之，一旦案件为最轻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司法程序就应为被告提供最周延的权利保障。
不过，就简易程序言，除易科罚金与易服社会劳动服务者，台湾刑法已规定得扩及适用属於最轻本刑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但是经缓刑而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况，则受刑法第74条第1项明文规定缓刑案件限於“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罚金的宣告”所囿，被告若犯二年以上之罪，即无法受缓刑处分与适用简易程序，大幅降低简易程序的运用机会。据此，司法院针对明案速断的立法政策，虽有制定多样化的制度与配套，但适用的范围似乎过小，能发挥之功能依旧有限。是故，司法院“刑事诉讼改革成效评估委员会”即指出，明案的范围应扩及法定最轻本刑未满五年者。只要被告不争执，且所犯之法定最轻本刑未满五年者，即非重罪而属明案。